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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初晓波老师谈世界局势

admin  2012.06.24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8,852

摘要:本文是对初晓波老师采访的第三部分。在本文中初老师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中国未来发展等问题的见解,值得我们思考问题时借鉴。

一、如何面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记者:下面还想请教您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因为对外关系也是国人普遍关心的。中国现在和许多周边国家存在岛屿领土与海洋资源上的争端,您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解决?

初老师:这些问题太复杂,牵涉的因素太多,我不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一下子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使用武力在内。对于领土和管辖权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中国百分之百秉承主权至上、绝对保护主权的原则,那么选择的余地实际上就很小;但另一方面,你又不能说传统主权范畴内的要素可以转让和分割,这不仅和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不符,而且还会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全世界通过非常和平与温和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的案例是有的,但比较罕见。中国面临的这个困境不是偶然的,因为领土问题是主权问题中最敏感的,一旦形成,基本上很难解决。岛屿争端涉及资源、安全、战争和民众的历史记忆,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邓小平当年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基于多方面考虑的。

记者: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旦搁置,就是谁占了算谁的。在世界对战争越来越谨慎的形势下,恢复被别人占有的岛屿似乎不太可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初老师:外交总会面临两难选择。要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在邓小平那个时代,面对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与东南亚关系改善的局势,你能不能找到更优的政策选项来缓和争端?即使没有最优,那我们至少要避免最差的选择——战争。如果当年钓鱼岛问题不是搁置的话,中日之间不可能邦交正常化,中国也就无法通过中日关系的发展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从而更好地遏制苏联。所以国家需要有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个焦点,岛屿问题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才全面凸显出来的。

我其实不太愿意对国际问题现状做评论。不是说我不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我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要做到掌握足够多的一手资料,真正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困难。泛泛地谈应该怎么做,或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预测,没有什么意义,这也不是学者的使命。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沉淀,学者的任务应该是静下心来,以更长远的视野看问题。

再说岛屿被人占领了还能否收回的问题。1895年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岛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中国能把台湾再要回来。香港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我们最终不都收回来了吗?所以,我们分析问题的视野要放长,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视角。如果你问我岛屿如何收回,我觉得首先要梳理它是怎么被占领的,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得拿出证据。另外,要比较岛屿争端在国际关系总体战略中的地位,是否值得因为它根本改变中国和某个国家的关系,甚至改变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判断,在分析之后你就可以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协商。

就我个人而言,在没有找到非常妥善、可行的解决方式前,我首先会避免最差的选项。换句话说,我会避免在岛屿问题上擦枪走火以至根本地影响中国在未来十到五十年的长远发展战略。如果你根本动摇了这个战略,那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二、做一个未来的旁观者

记者:您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什么预期?

初老师:这与专业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只能说一下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一直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幸运。我出生在文革的尾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大讨论的时期,目睹了农村和城市的根本性变革,见证了十几亿人华丽的转身,然后又经历了“六四”和挫折,然后再一次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并且在未来的十到十五年内极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的老大。

我们父母那一辈人,经常会有牢骚,对现代社会不满;而出生在八十年代及以后的那些人,他们对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亲身的感受,也就没有比较。作为七十年出生的一代人,我们经历了一个民族是如何从温饱没有根本解决状况下站起来的全过程。无论中国下一步怎么发展、朝何处发展,我都感到异常兴奋。我有一些机会去国外工作,有朋友劝我去日本当老师,工资很高,科研很少,生活很滋润,但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历史机遇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守候一个庞大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常有学生问我对某些现实问题的预测,我说你就搬个小板凳好好坐着看吧,做个理性的旁观者。我特别喜欢陈三立先生的诗:“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其实“来做神州袖手人”不是妥协和消极的姿态,而是一种冷静和理性的观察态度。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美国著名的学者科赛说过:“只有那些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社会才是最有用的。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跟我爱人商量,如果中国成功转型了,到2050年我们大约七八十岁,那时候就去印度。我早年最开始感兴趣的国家就是印度,等我老了和家人一起去那里,搬个小板凳守候着下一个庞然大物的转身,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记者:其实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您觉得它们都能解决好自己的国内矛盾吗?

初老师:从短期来看,中印两国的国内问题的确很多,我们都觉得自己处在火山口上。其实人总有一种思想的倾向,就是认为自己眼前的事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迈不过的坎。80年代的“官倒”,那时候你认为能解决吗?其实车到山前必有路,历史上哪个崛起中的国家没有具体?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哪个国家在真正腾飞之前不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当然,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多发性的,因此比较复杂,更不能掉以轻心,但当我们拥有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时,我们就能相对更理性地看待问题。中印两国都拥有源远流长的古代智慧,在一个全球化充满机遇的时代,我相信两国最终都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记者:我也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复兴,但这个过程会不会是灾难式的?

初老师:中国当然最好不要再出现浩劫,但有时候这是个历史机缘的问题,有时历史进程就取决于很偶然的因素。另一方面,过去历史的转折关头,也不乏有识之士指出可能的危险,但个人的力量往往又是微不足道的。

就个人而言,我只能尽一个老师的责任,努力去提高自己和同学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引导他们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至少可以在课上告诉学生们,不要轻信别人许下的诺言,因为诺言就是用来背叛的;更不能轻信宣传,因为人云亦云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要永远记住,有一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比如说待人以诚。如果学生认同了我的观念,我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它能不能产生作用,这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君子之道,尽诚而已”,不能强求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记者:如果政治人物都有您这种心态,很多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强求心态往往越来越重。

初老师:一旦进入某种氛围以后,它会潜移默化你的行为方式。不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很难理解特定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状态。我不会轻易对人、对事做出批评或者指责的价值判断,而是更愿意首先尝试理解背后原因的事实判断。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工人、农民、政治家都需要,不同职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我不好判断政治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如果政治家采取知识分子的伦理,未必做得好。当然有一些原则是普世的,比如对人生命的尊重,对言论自由的尊重,甚至包括对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的尊重等。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的话,他做的事情不太可能出现悲惨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尊重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他很难做出毫无人道的决定,不会以正义的名义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记者:非常感谢初老师,今天采访就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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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2年4月10日,上午9:00-12:00

录音整理:马学禅

文字编辑:郑玉婷,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2年6 月 2 日,经初晓波老师审订。

 

附:初晓波老师简介:

初晓波,1971年生于山东文登,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日本政治与外交研究、对外观念史以及危机管理研究。主要著作有:《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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