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国之慧眼,师者本心——访国际关系学院牛军老师(三)

admin  2012.06.24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542

三.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环境:转变观念,面对现实 

记者:回顾中国几十年的外交政策,如您前面所提到的,政府有宣传政策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很多外交决策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比如“饿着肚子援助他人,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等。学术或理性的声音往往没有市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牛老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批评政府的言论在传播途径上处于“弱势”,在信息传播过程之中要最快地抓住公众视线,所以在面对某些问题时,有用简单尖锐的语言进行抨击的倾向,这时大众传媒的特点。学者在解释观点时则相对四平八稳,更关注事务的复杂性,要进行更复杂的解释与说明,所以很难吸引眼球或耳朵,这不符合大众传媒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与政府对学术研究的管理政策有关系。政府对学术研究成果的限制很多,设置了很多敏感区,而且什么事敏感的界限不清,同时对于网络媒体上很多比较情绪的言论无法控制。这就使中国社会处在两个极端之上:不少认真严肃的研究成果被政府的审查制度给限制了;另一方面,面对很多情绪的表达,政府的管理实际上是无能为力。这是很古怪的现象,即政府的控制只不过是限制了很多有质量、有价值的知识产品。长此以往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值得深思。

我认为任何国家的政府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都是正常的,必须要做的。但是也应该允许对相关政策提出不同看法甚至质疑,尤其是允许建立在严肃和规范研究基础上的质疑、批评。试图靠政治控制来限制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和批评是不明智的,这方面的观念需要改变,要与时俱进。科学质疑并不可怕,结果也是建设性的。

    记者:中国现在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周边很多国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牛老师:不同国家、民族对同一事情的看法往往有天壤之别。这有利益的冲突,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历史教育、现实宣传、言论的开放程度都与国外有很大差别,这必然造成不小的隔阂。

例如我接触过很多韩国人,他们中有些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很暧昧,甚至想可能有一天中国将联合北朝鲜灭亡韩国。尽管我们觉得这种看法很可笑,但站在他们的角度,有这种担心其实很正常。在面对国际政治问题时,周边国家比较容易联想到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朝贡关系,则是历史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也很重要。例如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专制政府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以及“专制主义必然会导致侵犯人权”等等。反之,中国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国家都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对外行为不可能不受这些看法的影响。当然,有些矛盾也可能是基于某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中越有关西沙群岛的归属之争。我认为,解决这样问题的原则与基础应该是现行国际法和惯例,既有助于解决问题,也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外交环境复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周边国家太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多数是由历史造成的,百分之十几是意识形态斗争引起的,还有一些是具体时间的影响。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融入国际体制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会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关系走向?

牛老师:那是十几年前说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已经不用论证了,世界上很难有一个国家能脱离全球化的过程实现现代化,无论是否愿意,最终都将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世界体系。脱离国际体系对中国来说生存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发展了,北朝鲜就是一例。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在较低的层面看,面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危机,各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去年的欧洲经济风暴,国际合作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说它曲折是因为国家存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状态等问题。有些因素虽然很少提了,但影响还很大。比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我们的执政理论依然基于传统的理论学说,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主张“积极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长期地搞所谓“打左灯,向右转”,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策摇摆、不稳定。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与此有关,所以不会是一往直前的。

中国人的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方向也是明了的。在九十年代初期,人权问题研究必须加上“资本主义人权问题”,而现在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人权是普适性的,只不过将其分解为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等,认为中国优先解决经济权利,再解决社会权利,最后是政治权利。“民主”这个概念也在逐步从“资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转边为“民主”,走向一个自由、法治、民主国家正逐步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很多前缀、概念虽然在文件中依然存在,但是在不断前进的社会生活之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这种观念的变化不是谁倡导的结果,而是自然且必然发生的,是不可逆转的。最终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上的分歧可能演变成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观念的变革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可怕,不会以社会大动荡为代价,就像中国当初搞市场经济一样,很多人担心出现经济混乱。现在看改革岁仍然艰难,问题也不少,但成就和进步也是一目了然的,包括人们的观念进步。

记者:朝鲜是中国在未来必须面对的、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对朝关系您有什么看法?

牛老师:中国面对朝鲜问题必须要走出历史。我们受历史问题牵制太大,应该把中朝关系看作普通的国家关系来进行处理,不应该再把朝鲜看作中国的天然屏障或者着重于朝鲜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与中国的国情、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外交也应该

彻底抛弃“冷战思维”。朝鲜人及其官方认为他们是在帮我们对抗美国,他们因此受到封锁而很贫穷,接受中国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给多少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从来没有感恩戴德。从实际情况看,不及早改变对朝鲜政策,只会给自己和国际社会制造麻烦。中朝关系应该就是普通的邻国关系。

对朝政策应该与中国倡导的外交政策相适应,中国政府说要成为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即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就应该按照基本的是非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从2009年以来,中国面对的东亚安全环境开始恶化,同朝鲜制造麻烦和中国应对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北朝鲜发射导弹、搞核试验、对韩国使用武力等等,给东亚地区和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导致中国的安全环境恶化。朝鲜核问题的结果可能是东北亚地区出现核扩散的危险,这对中国没任何好处。日、韩核武器研发能力都远超过朝鲜,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无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中国在这方面都应该采取更“有效”的外交手段。在最近这次朝鲜卫星发射过程中,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同时启动了以美国指、控为中心的东亚导弹防御体系,受威胁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不再“照顾”朝鲜的特殊性,要抛开历史包袱,寻找新的更有效的对策。

记者:您的意见非常有启发性,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12年4月9日, 上午10:00-12:00

录音整理:董蔚颖

文字编辑:唐燕婕,郑玉婷,郭九苓,牛军

定稿时间:2012年5月29日,经牛军老师审定。

 

附:牛军教授简介

牛军,1954年月11月13日生于重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副系主任,法学博士。

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讲师和中外关系教研室主任。199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2000年12月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

开设“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专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发表中英韩日文学术论文80余篇。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加完成多项社科院重点项目。

文章导航:国之慧眼,师者本心——访国际关系学院牛军老师(一)

国之慧眼,师者本心——访国际关系学院牛军老师(二)

标签:,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