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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与人 人与体制—读熊丙奇《体制迷墙》(转载,作者:陈丹青)

guo  2008.06.25   经验与探索   1条评论 总浏览数:5,243

摘要:“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陈丹青是著名画家,曾任清华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教授曾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现行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是苦口的良药,还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而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面墙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人了么?不然,你如何应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一边串的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刁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奇、蒋梦鳞、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辈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而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人人责怨,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性的“人”迅速给予清晰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虽然无法拔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姓名,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主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挠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能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

1条评论

  1. 说的不错,学习了,好久没回来了,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