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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精神的楷模--纪念马寅初诞生130 周年 逝世30周年(张翼星)

guo  2012.09.25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049

马寅初(1882—1982)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出生于浙江嵊县。191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因厌恶官场劣习,并避免官僚,军阀的笼络,利用,便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与蔡元培的办学宗旨相吻合。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前后工作约20年,他对北大有过重大贡献,并一往情深。然而由于学术与政治的纠结,他与北大却有过“两进”,“两出”的曲折经历。第一次:1916年经蔡元培推荐,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兼经济系主任,1919年被推选为北大首任教务长。1927年,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师生,并取消北京大学,成立京师大学校,且另派校长。马寅初于1927年9月愤而离开北大,于1929至1940年在南方各大学任教。但他仍念念不忘北大,在1927年12月20日杭州举行北大建校29周年纪念会上,他又作了“北大之精神”的讲演。第二次:1951年5月,他从浙江大学校长岗位调任解放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6月1日在沙滩红楼前的就职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要求师生“团结一致”,“发扬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学术地位”,“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不料时至1958年,由于来自上层的“理论家”陈伯达,康生先后来到北大的煽动,马寅初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富于真知灼见的《新人口论》,受到长达两年之久的批判。他不得不于1961年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直到1979年9月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称号。

一.    北大的精神与传统

什么是“北大精神”或“北大传统”?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与表述。笔者认为,有两个基本的侧面或角度:一是社会政治的侧面;一是学术文化的侧面。

1. 北大爱国主义传统的阐发与力行

从社会政治的侧面看,北大的精神与传统可以说有爱国主义的一面。北大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五四运动本来就有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双层内容与涵义。北大的仁人志士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两个方面。关于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鲁迅在1925年有过表述:“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鉴于当时军阀统治的政治腐败和对爱国青年的迫害与镇压,马寅初也正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北大精神。他在《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中指出:“回忆母校自蔡元培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已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鹄的。”这里他强调了北大精神的爱国主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一面。他不但把这概括为“北大之精神”,而且他一生的活动都体现出这种精神。1940年因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和官僚家族的贪污腐败而被监禁四年之久,他始终坚贞不屈。1958-1959年因《新人口论》的主张而受到来势凶猛的批判和围剿,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不作任何妥协性的自我检查。可见他正是北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积极阐发和身体力行者。

2. 北大学术自由传统的贯彻与弘扬

同时,蔡元培曾反复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作为全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北大有自己更基本、更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北大的这种传统,是由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传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融合中西文化的学者共同奠定的。笔者认为,这方面的基本传统,便是蔡元培所反复申明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正是这个方针,开创了北大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方针虽备受歪曲和践踏,但只要有蔡元培的遗风在,只要有马寅初、胡适、蒋梦麟、傅斯年、汤用彤等老校长、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在,这种基本传统就仍然是校园内的一种气象、一种氛围、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1940年,马寅初为蔡元培逝世所做的悼文中说:“孑民先生道德文章,万流宗仰,而吾所最钦企者,为先生主持北大时对于思想言论力主自由。”“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3)马寅初不仅钦佩蔡元培的宽阔视野和所定方针的巨大威力,而且他本人正是这方针的积极实施者。在北大他曾配合,协助蔡元培全力贯彻,培育一种严谨治学,善于包容,自由探讨的学风。1939年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长时,一面严于教学管理,对师生严格要求;一面实行民主办学,学生自治,提倡学生自由阅读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50至1951年,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更加强调民主办学,要求“人人提方案,个个想办法,办好新浙大。”1958年当《新人口论》受到政治性大批判时,他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要求说服而不是压服,要求自由的讨论和争辩,而不是强制的批判与围剿。他力求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贯彻在一切学术领域,包括自己的学术探讨之中。

二.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我国当代学者和知识分子中,长期形成难解的纠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的时日里,学者和学术往往成了政治的仆役和工具。其实政治,政策的需要是短暂的,局部的;真理,学术的是非才是长久的,全局的。学术是立国之本。政治应当服从学术,而不是相反。沦为政治工具的学术,失去独立和自由的学术,决不是真正的学术。在解放后头30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中,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或者违心地自责,自怨地进行“自我检查”,或者很快卷入对他人的批判,失去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本色。当然,这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情况。政治斗争的客观形势,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地位,是难以超脱的境遇,我们不宜作过多的责难。在这种境遇下,能保持学者本色,坚持学术独立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像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熊十力,顾准等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既不依附于政治权力,参与强词夺理,随声附和的批判,也不屈服於政治压力,作违心地“自我检查”,始终保持学术独立的精神品格。这种傲然挺立的风骨,如宋庆龄对马寅初的评语:“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也正是鲁迅所说“民族的脊梁”这种风骨,使马寅初在独立的思考与研究中能高瞻远瞩,洞察是非,敢于直言,并且能言一般人之所不能言。解放前,他敢于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与官僚买办的贪污腐败;解放后,他又敢于提出并坚持不同凡响的“新人口论”。这表现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觉醒与文化担当。面对近二百篇批判文章,上万张大字报的批判浪潮,他的积极回应是:“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当朋友劝他认错,退却时,他的观点,态度仍十分鲜明:“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绝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改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於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这段浩气长存的文字,充分表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精神品格和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也表现了马寅初的教育思想:培养严谨治学,敢于承担责任的合格人才。

三. 学生的导师与亲人

马寅初与汤用彤,周培源等学者一道,力图在解放后的北大树立一代优良学风,后来被称之为“三严”(严密的教学计划,严格的基础训练,严谨的科学作风)和“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他要求研究工作直接掌握原著或原始资料。他本人71岁开始学俄文,经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能独自阅读俄文版学术原著。他勉励学生勤学,快学外语,并且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研究学问要全靠自己努力,只有埋头苦干,别无捷径,否则不会成功。”结合自己的体验与观察,他还向学生指出治学上的两种弊端:“学习和钻研,要注意两个不良:一个是营养不良,一个是消化不良。所谓营养不良,指的是没有一定的文史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搜集,这样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面黄肌瘦,就是畸形发展。所谓消化不良,指的是对于书本知识,对古人,今人或某个权威学说缺乏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只是囫囵吞枣,人云亦云,浅尝辄止。有这两种毛病,都是不能做好学问的。”现在看来,马老提倡和树立的学风,已趋于淡薄,而他所反对的倾向,却有所滋长。学术浮躁之风蔓延。这是令人堪忧并且愧对马老等前辈学者的。

马老对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与健康倾注着满腔热诚,关怀备至。不论是在教室,在宿舍,在饭厅,在操场,或者在路边,在湖畔,都可能见到马老的身影。他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校长,经常与青年,学生见面聊天。有时他悄悄地到教室去听课,反对学生埋头记笔记,考试背笔记,鼓励学生思考问题,要求学生成为生龙活虎式的人。他特别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向学生介绍自己练体强身的经验:洗热,冷水浴,爬山,等等,说到兴奋时还会趴在马路边,做十来个俯卧撑,给学生示范。他常到学生食堂了解伙食状况,要求学生每人每天能吃到三两肉。到学生宿舍发现学生被子单薄,便要求总务部门给学生补发一床被子。有一年国庆节,学校师生去天安门游行庆祝,淋了雨,马校长便布署食堂作准备,让师生回校时都能喝上热喷喷的姜糖水,预防感冒,使学生感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试问这样关爱学生的大学校长,在如今的大学里还好找么?深切的怀念,应当引起北大人郑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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