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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访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二)

guo  2012.09.25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254

二、文学研究与教育:读书!

1、社科院的经历

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您在中国社科院读了博士,又留院工作了十来年,您如何评价这段经历?

陈老师:八十年代社科院其实是很活跃的,很多改革的思想都是从那里酝酿出来的。很多领域的改革第一线的人物,像哲学的李泽厚,经济学的马洪、于光远,政治学的苏绍智、严家其,文学的刘再复都出自社科院。90年代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我感觉社科院的学术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充裕。每个礼拜去上一次班,现在还是这样。院方曾经要求坐班,但是二十多个人坐在一个屋子里怎么写东西?还有些人要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才能出成果。大家坐在一起坐班解决不了学术问题,那是形式主义。

记者:这些年社科院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好像在下降?

陈老师:有这样的问题。在80年代我们考研究生,敢报中国社科院的都是极端狂妄的。到90年代我们发现,学生考别的学校考不上,才去考中国社科院,这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我们当年毕业的同学,能够被中国社科院留下来才是在学术上得到了承认,其次才是去中央机关。我们那时候去国务院的,都是社科院留不下来才去。去部委机关差不多是最差的工作了。没想到90年代之后居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记者:您认为现在社科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陈老师: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主要还是90年代中国教育的大繁荣大发展,社科院没有跟上。因为它没有本科生,完全变成一个研究机构。同时它也没有像在八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那样,和现实结合的那么紧密,能够提出很多新思想,而且中央国务院和书记处他们本身的研究机构又健全起来,所以社科院的地位就变得不尴不尬了。

记者:您2003年到北大来是不是跟社科院这种衰落的情况有关?

陈老师:多少有点关系。我当时离开,说实话也觉得挺对不起社科院,因为当时我是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院里很重视我。我当时觉得北大这边的学术气氛等都越来越好,随着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待了十几年,也确实可以换一换地方了。真正的学术研究、高等教育还是要有学生才行。因为你要讲课,要和学生讨论,学生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对你是一种挑战。

2、教学心得

记者:您来北大之前,应该并没有做过非常正规的教学工作,但一开始您的教学水平就获得了同学与老师们的高度评价。能谈谈您是怎么做的吗?

陈老师:一开始上的是一门研究生的专题课,名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后来我又上了一门本科生的主干基础课,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年终还有考评,调查学生满意度并且打分。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后来才收到教务部给我发过来的打分记录。当时有505门主干基础课,我那门课是排在第50名左右,属于10%以内。当时为什么会被扣掉几分呢?因为学生说我没有教材。我刚刚来,不可能马上弄出教材。但是我都有很详细的提纲,发在网络上,学生可以事先下载。我觉得教好课需要很多经验与技巧,但最根本的是态度和学识水平。

记者:您的“当代文学史”课程在教学中有什么独特之处?

陈老师:当代文学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动之中,必须要有一种最新的解释介入进去。这种知识的建立是综合性的,融入了新的理论、文学史的知识以及不同的解释角度和方法。学生必须接受最有效的知识,才能够去应对当前的问题。当代文学要处理的知识有几个维度:一是了解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二是怎么解释这个脉络,三是如何评价作品的好和坏、高和低。这不仅依赖你的文学史背景,还依赖你的理论观念。比如说铁凝写了一部《笨花》,就有人说它怎么好,但它前面的《白鹿原》也是一部很好的作品,这就需要重构一个文学史的谱系。你说它好与不好,根据是什么,也都是要在这个交错的坐标上才能解释清楚。这点跟别的学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当代文学是动态的、开放的,而像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年代已经终结了,学界根本的看法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记者:这门课是否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准备?

陈老师:是。第一学期我就为此写了一个提纲,将近二十多万字,挂到网上。现在我发现有些网站还在卖这个提纲。后来我根据这个提纲写了一本教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年出版的,扩充到了六十万字。最近又修订了,有70万字。

书厚了,定价也就不便宜。虽然北大出版社给老师有七折优惠,但还是有四十多块钱。我觉得作教材对于学生而言还是有点儿贵,所以09年我上文学史课时,我再补贴了他们每人十块钱,就是一本三十块钱一本,学生基本上都能接受了。

记者:您觉得这门课在课堂讲授上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吗?

陈老师:我觉得跟学生还是沟通的比较好吧。大家都是从学生过来的,我比较能理解学生的心理,既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又要引导他们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学生要追求新的知识,而且那种教材上有的,一看就明白的东西,北大的学生不需要。北大学生需要能够启发他的东西。我觉得北大老师应该在“激活”这点上下更多的功夫,因为这些学生素质很高,常识很容易掌握。要让学生学习“处理”这些知识,要有些新奇的观点,让他们好奇。如果你每一堂课都能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让他们觉得与常规认识不同,他们就要去琢磨。然后他们可能想跟你探讨或反驳你,这样知识就活了。我当时上“中国当代文学史”,每一节课都有一个重点的作家,我要重新给他作出评价。我会有新的概念,让学生觉得这个东西要琢磨琢磨,每一堂课都会有点新鲜感。

另外我觉得一定要相信同学们的理解力,读书的起点要高。我上大学的一位老师——李联明教授,在我21岁时给过我一个书单,把西方所有经典的学术名著全部开列出来,我那时就按照他那个书单来读。当时读了汉译学术名著,读了黑格尔、康德的作品,我觉得受益匪浅。读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美学》时似懂非懂,但是我觉得恰恰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挑战自己。读这种书的时候不要有畏难情绪,理解了一个困难的东西,会有很大的收获,也会有成就感,逐渐就会养成一种很好的学习、研究习惯。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学生老是听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听一些笑话,他慢慢就会失去深入的思辨能力和自主学习的动力。我觉得一定要在思维上给学生们一定的挑战,他才会跳跃式的发展。我写的文学史可能也是最难的,从头到尾贯穿了理论在里面,但我想同学们读得下去是没问题的。

记者:这门课您对学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陈老师:中间交一次论文,期末一次考试。如果要留更多的作业,事先也要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因为他们选的课很多,做太多作业也不现实,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有的学生很认真,作业交来有一两万字。我还有一个观点——写得多才能写得好。年轻的时候你不能写多,你以后是很难写得好的。写得多和写得快,才体现了你的才能、激情和创造能力。写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那么困难,今后怎么做研究啊?

记者:您在大学时看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文章,能否谈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验?

陈老师:写文章困难在哪?一是所谓“起承转合”问题,很多人不会转折,一段之后不知道怎么往下说。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学术的勇气不够,给自己限定的要求太低,好像本科生、硕士生就不能写出高水平的学术文章。我读硕士的时候,每一门课写一篇作业,都一万多字,都发表在核心期刊(那时候叫一流刊物)上。我写的“古代文论”作业,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我写的“文艺学原理”作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我还选了一门“自然辩证法”的课,写的论文发表在《福建论坛》的头条,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那时候才26岁。我还在音乐系听过一门乐理课,写过一篇“论音乐的内在结构”。当时这篇文章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于润洋先生审的稿,发表在福建师大的学报上。说这么多好像有点自我吹嘘的意思,但其实真得很平常,我只想对学生说,要敢于挑战自我,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写文章只是一项常规的任务。书读多了,自然有比较、反思,成就感是有的,但不会觉得写几篇文章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我说这些主要是想告诉学生要有勇气,要多看多写,选一门课,写一篇作业,就是要达到发表的水平。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坚持,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也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个领域要热爱,读书、写作的时候你自己最满足,最快乐。为写而写,肯定写不好,也坚持不下去。

3、读书与做研究的经验

记者: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经过一年半年的研究,能够提出有价值并被专家承认的观点,您是如何做到的?

陈老师:一是万变不离其宗。当时我的“宗”就是在那个改革年代,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写得关于音乐的、古代文论的、思维科学的,都围绕这个核心。我写的关于音乐的论文对音乐的审美本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大方面属于美学范畴,跟自己的专业还是密切相关的。

二是靠知识取胜。像写古代文论的时候我已有一个思想的谱系。我比较早的接触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种方法。我用结构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当时是徐中玉老先生审的稿,他也觉得很有意思,也没觉得我是乱说。我觉得运用新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新的观念不是凭空来的,要靠新的知识。所谓“新的知识”不一定是“新出现的知识”,像相关学科成熟的观点、方法都能给你以新的启发。始终不知疲倦的阅读,是我写文章和做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现在读书很可悲,大都是为了写文章查资料而读书,很快会忘记。我现在能够用上的还是二十几岁时读下的书。

第三,文章要反复改。写作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反复地磨反复地思考,反复地修改。改一遍就提高一次。没有什么一挥而就的神话,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记者:您说的阅读问题确实是老一辈学者反复强调的。

陈老师:我们老一辈的教授他们从小就读古书,随便哪一个人,古文功底都非常好。我们这辈人就差了很多,虽然我读中学时数理化不那么难,但是还要学工学农,劳动,没那么多时间读书。现在的中学生,除了教材和参考书之外,哪有什么时间看书?

4、对当代文学的评价

记者:就“当代文学史”来说,您觉得在学习和研究上有哪些重点和难点?

陈老师:当代文学的开始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我认为是从一九四二年,从解放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开始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评价政治性很强的文学,比如像50-70年代文学你怎么评价它?现在对过去很多事情的政治评价已发生了变化,对作品的评价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比如现在认为过去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是错的,那歌颂合作化,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大跃进的作品观念就有问题了。在什么意义上去理解这些作品的历史存在?一概否定显然不是学术态度,而是与过去一样的政治打压。评价这些作品就要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应该看到合作化和大跃进是不成熟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要知道当时中国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民族国家强盛想象的建构。这个难题需要文学去组织动员,提供一个民族国家强盛的想象。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文学作品为什么出现,而且以这种方式流传。

另外,还要看到文学的复杂性。这些作品对乡村生活、家庭伦理、个人经验的描写都有比较独到的地方。不要认为这些时代特色鲜明的作品只写农村合作化、阶级敌人、阶级斗争这些东西。政治背景之下,依然是有让你感动的生活,像《创业史》、《红旗谱》、《艳阳天》,这些作品对日常生活和家庭伦理的写作都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有很强的生活气息。那些文学作品中的生活细节以及语言的力量,结构的方法,依然具有它的文学性。

记者:您能否对当下文学以及文学未来的发展发表一下见解?

陈老师:中国现在是一个文学大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人在从事文学。全国每年都要出两三千本的长篇小说,尤其“网络文学”特别活跃,而且每一部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现在文学网站的浏览量非常大,达到惊人的地步。新浪读书频道现在每天的浏览量应该在上亿。所以今天我们说文学衰落是不符合实际的。

另外一方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作品,也没有大作家。其实现在的“大作家”和“大作品”应该是比过去更多了,但他们很难成为过去那种意义上的大作家大作品。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现在作品太多了,自然就很难出名。八十年代写一部中篇小说就了不得,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可以在省里当作协主席了。现在写十几部长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多得是。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也是经典和大师、权威消亡的时代,这也是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我也不认为这是坏事。

现在的人确实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浮躁心态,强调结果而忽视基础,少有过去那种潜心研究的严谨态度,这对提升思想的深度和发展潜力确实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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