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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访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一)

guo  2012.09.25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473

摘要:本次访谈以陈晓明教授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陈教授的学术发展道路及其对文学教育、教学问题的见解。陈教授把困境当成一种磨练和资源,十几岁开始广泛阅读中外名著,始终执着于文学与知识,他的人生态度、治学方法、总结与建议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陈教授认为,年轻学生,包括中学生都应该广泛阅读,多读多写,勇于挑战自己,才能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而这正是一切创造力的根源所在。

陈教授在教学中,每堂课都能给学生展示新的知识、新的观点,给学生以启发,“激活”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另外,陈教授还针对当前中学、大学人文教育中存在问题,提出了中肯并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走上文学之路:生活的磨练与知识的感召

1、幼年时的家庭磨难

记者: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能否请您先谈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

陈老师:我出生在福建,父母都是县城里很普通的小干部,也是非常老实本分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小,但记得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父亲在当地属于比较“有文化”的,跟县里能写的几个所谓“文化人”也都熟识。很多帮派都气势汹汹地到我家里去问,哪个大字报是出自谁的手笔。我父亲就必须回答,回答还必须准确,否则就是包庇敌人……,因为他们都声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结果这样几方都不讨好。后来我父亲也不得不加入一个造反派,不站到“革命队伍”中,也是一大罪状。很不幸,那个造反派后来被打倒,是失败的一方。我父亲就连夜跑了,躲在深山沟亲戚家里将近一年的时间。

记者:不跑的话会有生命危险吗?

陈老师:肯定有,因为我父亲是地主子女,本来就是各种造反派的“革命对象”,抓到就会往死里打。后来形势稍微缓和一点,父亲回来,还是马上被抓住关起来,也差点被打死。紧接着的变故是我母亲被下放。父亲毕竟得罪过人,母亲可是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因为她也是地主子女。那些人并非真的有什么仇恨,就是要对“阶级敌人”绝不留情,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革命者”用心会那么险恶,手段会那么毒辣。

记者:有点类似土匪的投名状了。

陈老师:对,越不手软越没有感情显得越革命。如果把人打死,就证明他是最革命的。当时文革刚开始,我们全家跟着母亲下放也算逃过了一劫。我们下放的那个村庄非常偏远,但人非常好。也正巧有一个村民我父亲以前认识,还受过我父亲的照顾。在全家一点着落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位村民给了我们家很多帮助。

那时我十岁,那个村子是武夷山原始森林中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离公社(注:相当于现在的乡)还有五十里路,而且是很难走的山路,而那个公社离县城有一百二十里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到公社上中学,先要步行五十里路到公社。如果要到县城,就更加困难。要早晨行走30里山路才能坐上班车。有时候早晨四点钟起床都赶不上车了,眼巴巴地看着车跑了――发车时间也很不确定。我当时就想,如果离家五十里路的公社就是县城,不用再赶车了,那都是天堂的生活了。后来过了几年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父亲相对落实了一点政策,家里就住到了公社的所在地,情况就好多了,我也有了比较正规的读书机会。

2、书籍照亮的困境

记者:那种条件下如何读书呢?

陈老师:我家当时的房东是个邮递员,是一个喜欢文学、喜欢看书的人。那个年代社会混乱,信息也不灵通。因为邮递员给知青、下放干部送信件,所以大家对邮递员都非常好,把很多好书都借给那个邮递员。邮递员对我又非常好,每借来一本书就跟我分享,但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完。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沉迷在阅读当中,读了《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还有普希金的诗歌、小说……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东周列国志》。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以后从事文学工作的帮助非常大。

记者:看来这位邮递员并非等闲之辈。过去民间常有一些有志之人,不为名利,只是执着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他们其实为文化的启蒙与传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陈老师:是这样。那位邮递员是非常爱书的人,因为家境贫困,父亲早死,他初中毕业就去当邮递员了,但是这并没有中断他对书的向往和对知识的热爱。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特别眷顾,但现在回想,他一定是在当年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工作很忙,整天翻山越岭,所以借来的很多书都看不完,最后大多是我替他看完的。我很遗憾,他三十几岁就得病死了。按我现在的回忆,他对各种文学作品的看法都有相当专业的水平。

此外,我有一个数学老师,是福州一中的高材生,非常聪明,也很喜欢文学,但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他只能报考了福建师大数学系,不能学文科。他的文学素养非常好,能背枚乘的《七发》,还有许多汉赋唐宋古文,都信手拈来。他也时常去找那个邮递员谈天,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文学爱好。邮递员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转而来找我。我从他那里学习了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还有一些做人的道理。

记者:过去“偏远地方”的中小学里总会有一两位老师在某方面十分擅长,他们对发现人才、繁荣农村文化有非常大的贡献。

陈老师:对。这种贡献实际上是看不见的,默默的,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根底。现在由于城镇化的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这些根底都消失掉了。读书好一点的孩子都考走了,才智比较突出的“好老师”大都也走了。伴随着社会贫富分化而来的是知识与文化上的断裂,这一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过去公社出一个大学生确实很难,但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在生产上有很好的技术,处理问题也有很强的能力,对人生、艺术等也往往有不凡的见解。

记者:您当时在农村除了读书,是不是也要参加很多劳动?您如何评价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

陈老师:在中学里面不仅读书还要学工学农,自己家里也要种地,每天下午都要去浇菜。我那个时候除了犁地不太内行以外,农活都会。我觉得在乡下的日子对我的锻炼是非常非常大的。表面上看影响了读书时间,但所读所学能与生活体验相对照,对知识的感悟是现在整天关在学校里的学生无法体会的。我十一二岁已经开始劳动,砍柴、种地、磨刀、破篾这些工作在农村都是很平常的。与体育运动不同的是,劳动必须要有结果,必须讲究效率。尽管你已经很累了,但精神始终要集中,动作始终要标准,力量始终要到位,不能打折扣,否则就会造成浪费甚至伤到自己。做农活必须精益求精,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也是对意志的磨练。现在的教育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死读书,读死书,搞一些实验、参观之类,基本都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很难让学生融会贯通。我认为,一个人要想有比较好的发展,比较大的成就,一定要有知识与人生经历的相互印证,不断总结、反思、提高。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您上大学报的就是文学专业?

陈老师:对,因为我喜欢文学,就觉得这是我要一生追求的东西。那时也没有要做个什么官,挣多少钱的想法。现在是市场经济,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经济、法律之类的专业更有前途。

记者:这其实也正常。但现在学习以功利为导向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像您那样能够执着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的人越来越少,这倒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访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二)

文学人生与文学教育——访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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