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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火光,奔驰在伏尔加河岸上——访数学学院博士生任鞣

guo  2012.12.24   学生风采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453

引子:这是一个所谓的土著“三北生”,本硕博都在北大就读。不过,任鞣的兴趣比较特殊——他欣赏“红军战士飞奔向前”,喜爱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以及伊萨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对于赵光武教授介绍的复杂性科学有着莫大的兴致,偶尔读点中医,既学习数学又反思数学。这些兴趣之间有何联系?它们与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在这次采访中,来自数学学院的任鞣将自己来解答我们的疑惑。

 

记者:你好!谢谢你接受采访。我了解到,你比较喜欢苏联歌曲与电影。这种爱好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非常少见,这是由于什么契机呢?

任鞣:感谢贵刊错爱。首先声明,本人并无过人之处,意见仅供参考,错误则完全由我负责。

我是在北大附中上的中学。校园里树立着马克思、苏霍姆林斯基、别林斯基和爱因斯坦的名言:“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能激发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逊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楼道里贴着由李政道教授组织、由艺术家创作的绘画和解说,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交融。我们学校的风气是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综合能力(包括自学能力),提高自觉性、相信学生,并崇尚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例如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兴趣小组,大家也会读一些感兴趣的课外书并相互讨论。但这些绝不仅仅是为了高考或者竞赛。

在这种氛围中,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野外考察活动。在其中,我增长了知识,也被潘文石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为保护动物而历尽艰险的事迹所感动,此外,我还在这个活动里碰巧认识了喜爱苏联歌曲的同伴,由此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苏联歌曲。

记者:你怎么看苏联的这些艺术形式?是纯粹觉得好看或好听,还是在其中发现了其他吸引你的地方?

任鞣:那太多了。首先,俄罗斯-苏联歌曲的艺术水平很高。像《伏尔加纤夫曲》、《田野啊田野》、《黑眼睛》、《货郎》、《夜莺》等,都是全世界歌舞团或歌唱家的保留曲目,时至今日都如此。苏联的红旗歌舞团、小白桦舞蹈团等等,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演出团体,没有之一,这个欧美同行也承认。苏联的民歌或群众歌曲,其艺术水平往往不低于欧美的艺术歌曲。并且经常把诗直接入歌作为歌词,词曲相得益彰。

第二,就是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价值取向。这些歌曲无论欢快还是低沉,都是厚重而清新的,特色鲜明。它们欢快但不浮躁,热烈但不歇斯底里,抒情但不琐碎,忧郁但不萎靡,有一种内在的蓬勃的力量。就像银白色旷野上迎风屹立的白桦,深沉宽广的伏尔加河水,河边冒着烈日、迈着沉重步子缓慢前行的纤夫,徐徐摆动的金黄麦穗,带着收获喜悦的农民小合唱,休息时间在工厂旁拉着手风琴、简朴明快的工人小伙。不论描写劳动还是友谊、爱情,都是积极向上、乐观、充满崇高理想的。这种精神在现在已很难找到。

甚至战争时期也是如此。1941-1945年艰难严酷的卫国战争期间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歌曲。有的很激昂、严峻,比如《神圣的战争》、《我的莫斯科》,有的抒发对亲人、朋友、爱人的思念,比如《窑洞里》、《灯光》,有的表达胜利的喜悦,比如《在巴尔干的繁星下》、《道路通向柏林》,之后还有对战争的反思、纪念牺牲的烈士,向活着的英雄致敬,例如《道路》、《胜利节》。我们国家在抗战时候也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一批最优秀的歌曲。而像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就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至少差两到三个数量级。苏联歌曲不是等闲之作,很多歌曲背后有各自动人的故事。

苏联的诗歌、文学、电影、音乐、美术等也有这样的特点,例如德国文学的特点是逻辑性很强、深刻,俄罗斯-苏联文学则是富含社会责任感,接近人民,表达群众的情感。歌曲是浓缩的艺术形式。

第三是富有群众性。创作源于生活,作曲家义务劳动搬运木材的时候产生灵感,写出了《海港之夜》;《列宁格勒交响曲》是1941年肖斯塔科维奇戴着安全帽担任防空警戒的时候写的。欣赏的时候既不是低头跪拜,也不是胡乱发泄,而是可以和亲人朋友同事战友一起聆听和歌唱。大家一起参与,培养感情,放松精神,陶冶情操,丰富心灵,继续前进。在这里,教育和审美统一了。

优酷上有位“九四三”老师上传了不少苏联歌曲视频,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听听。免费网站www.sovmusic.ru/english上,还有歌曲译配家薛范老师的个人主页xuefan.net上,都有不少音频。

 

记者:能谈谈你高中的其他课外活动吗?这些课外活动会占用很多时间吗?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的高中在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呢?你有哪些不错的学习经验?

任鞣:有时候做课外实验,有时候参加些体育运动,还有前面提到的野外考察和环保宣传活动。总的说来,我哪一样都不是特别深入。在高三,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打好几个小时乒乓球。甚至比高一和高二的时候还多。这些活动从方方面面教育了我。它们肯定会占用时间,但从学习上讲,磨刀不误砍柴工;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些活动是有益而必要的。近年北大附中好像在这方面进一步做了不少改革,向大学学分制靠拢了,也有了很多学生社团,不过我并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我觉得中学教育不能只靠拼时间,每天从早到晚学,年年不放假,搞得跟集中营似的,而应该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至少,我自己从中得到了很多东西。我的成长经历虽然没什么突出的,但至少比较快乐充实——进入大学后则常有惭愧之感。要说中学的学习经验嘛,就是培养兴趣,多积累。有了兴趣效率才高,才能学活。当然学以致用就更好了,例如很多同学动手能力比较强——这方面我们可以向清华大学和工学院学习。

有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叫孙维刚,当然他教授过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历史等不同课程。当时,他的书我读了很多遍。从常人的眼光看,他可以把一个生源普通的班级的一半以上学生送入北大清华,很了不起,但这不是他看重的。他的核心思想有教人怎么做人,要简单朴素、多为他人着想;让人多问为什么,主动思考,主动提出问题,还有就是哲理思维,并且想方设法联系起来看问题。他02年去世了,虽然从未谋面,我仍然很敬仰。现在仍有很多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

记者:看来你的兴趣比较广泛。听说你本科学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又转到了物理相关的方向,能具体谈谈学术方向的这个转移过程吗?它对你自己的学术能力或者整体学业有什么影响吗?

任鞣:我本科时学数学,是因为它省事:既不用背公式,也不用尝试计算以确定适用范围。数学看起来只是很多数字和逻辑符号,顶多有几个图,虽然是图,大多数人还看不懂。其实它的核心思想并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在研究量的学科中,它最有定性的内涵。而且学了以后,就掌握了科学的一种主流语言。但数学家有自身独特的爱好,他们对量本身的规律格外痴迷,我个人并非完全如此。转到物理方向是因为听数学讨论班时,发现大都只讲某个狭窄的问题而不讲背景和应用,觉得太抽象了。而我对自然本身更感兴趣。物理是数学和大自然之间很直接的桥梁,所以就转了。

转换的影响,现在可能还无法体会得太完全。对于现在而言,首先是视野扩大了,然后就是迫使你学习得更加深入,同时与别人多交流,否则无法做到相互借鉴。我转专业以后发现,之前看起来抽象的数学里,有很多内容都非常有用,不应该走马观花,这种重要性在“庐山”之外反而看得更清楚;同时,跨学科学习还帮助你从纷繁的理论中抓到真正的关键。打个比方,你从理论出发搞了个技术发明,工人或者工程师需要的不是它内部结构的细节,而是这个工具的说明书;如果它不太好用,你还需要稍微改装下。这些会帮助你认识到什么是本质的。不过,我认为现在的主流数学和物理学受到还原论的方法论影响过深,在描述世界的时候都还有局限,应该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当然数学、物理学内部以范畴化、非平衡统计、开放系统、量子相变和量子混沌、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参见安德森《多者异也》)等等为代表,也有与之呼应的倾向。

我的专业是拓扑学,它既是数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又应用广泛。从哲学上看,它诉诸空间思维,支撑定性认识——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量,再从量中提取质。比如黎曼对复变函数的研究、相空间和动力学等等,都是研究几种量之间的联系方式:定性地看,这些联系能分为几类——有几种不同的质?而这些质是决定性的,例如黎曼曲面在一定意义上完全由其亏格这一个量所决定。亏格就是曲面上有几个“洞”,非常直观,例如球面没有洞,面包圈的表面有一个洞。拓扑学与复杂性科学也很有关系,例如动力系统理论和协同学、分形、混沌等。研究非线性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同学大概很熟悉这些术语。

数学教育可以训练逻辑思维,也能培养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对人很有好处。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脱离上下游。上游是缺乏历史联系和哲学上的认识;下游是不太重视和物理学、应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也不重视和社会、大自然的关系。与其他学科相比,普及上也有差距,例如爱因斯坦、霍金很出名;数学在世界上越来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当代数学家知道的人就少多了。像苏联数学教育就特别强调理论结合实际、数学和物理的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统一等等。例如,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柯尔莫戈洛夫,不仅在理论数学上,而且在应用数学和数学教育方面都有很大贡献。从历史上看,理论结合实际的传统从阿基米德、祖冲之到牛顿、莱布尼茨、欧拉、高斯、傅立叶,再到现当代如彼得·拉克斯等伟大数学家一直都有,只不过因为分工越来越细,把握全局越来越难。苏联不少超一流数学家如庞特里亚金、科尔莫戈罗夫、阿尔诺德等写了不少科普小册子,甚至给高中生讲过一些高等数学的核心思想,比如用拓扑思想证明阿贝尔关于5次以上代数方程不可解的一个定理,这即使数学系大学生也未必掌握。并且鼓励和帮助学生自己去研究艰难的问题。这个可以参考我国数学家华罗庚一篇很好的文章《访苏三月记》。另外,为了国内建设和国防事业等等,斯大林花了很多资金培养数学家。苏联计划经济效率很高,其中用到大量数学。当然二战后美国的数学投资也不低,不过现在生产逐渐空心化,科研职位也相对减少。在我国,比较突出的是华罗庚教授除了研究理论和搞教育、科研组织,在六七十年代还亲自带领小分队下工厂农村,足迹遍及二十八个省市,推广统筹和优选双法为工农业建设服务。当时很多厂子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灵活应用这些方法,改进管理流程,节约增产,往往达到试验时间缩短至几分之一、增产数倍数十倍,有的仅一项节省就相当于几千万元。从而把数学的力量发挥到生产之中。当然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个体,这种结合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核心精神应该是一致的。不过,当年在“双法”小分队里的一个老师说,由于近年来各个厂子都因为“知识产权”对技术保密,他们现在就很难协助改进管理和生产工艺。

记者:你刚才提到复杂性科学,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她的?

任鞣:如果不算儿时的萌芽,正式接触是在大三,我听了哲学系赵光武老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的课程《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他找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讲授(现在研究生院的《才斋讲堂》也是如此),而且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哲学以及在某一个热点领域的应用,比如中医或地震研究。授课特点是涉及范围广、观察角度不拘一格,而又言之有物,很有启发性,并非泛泛而谈。第一节课是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讲的,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出十几个问题。

复杂性科学有美国、中国、欧洲和复杂网络等学派,代表人物有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夸克之父盖尔曼,我国的钱学森院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等等。他们都是学术大家,为什么后来都不约而同转向复杂性研究呢?他们各有什么特色呢?复杂性科学怎么又与医学、地震、教育、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东西有关系?简单地说,客观世界往往由系统组成,为了研究整体必须拆开来研究其部分;当部分认识深刻以后,必须再综合起来回到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单独来看,孤立的臭皮匠低于诸葛亮,但组织起来以后就高于诸葛亮。体系往往是开放的,封闭完了以后还得再打开,线性化以后必须再非线性化,抽象出来的对象必须再放到关系中去,如此等等。经过这些步骤才能更接近真实,这个时候被简化的对象势必复杂化了。上述大家在研究被简化的对象的时候没有忘本,所以回去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碰到实际问题时,用还原论方法无法解决,被逼过去的。他们从不同角度推动这股潮流。但是怎么综合?怎么把复杂当成复杂来研究?如何具体地研究系统行为?这些是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前辈积累了很多工具,但这只是开端。

记者:赵光武老师似乎退休很久了,却仍然要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你觉得这种师资后继无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呢?

任鞣:赵老师在他的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前身是“现代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班”)有不少同事。而在后现代哲学研究方面,他也培养了不少学生,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大学教授。但这些老师现在都没有代替他的组织角色。其中的原因,第一当然是因为他一直在坚持。从89年开始发起,23年如一日,寒暑假也组织讨论,他现已八十高龄,仍然持之以恒。此外他的组织能力和学术视野也都很不错。第二大概是因为,复杂性科学现在还不太被关注,所以有点青黄不接。牛顿以来,还原论方法论和数理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沉醉其中,忘记了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也遗忘了辩证唯物主义。只把注意力放在精确称量油盐酱醋的含量上,每道工序掐秒表,测量好用多少牛顿的力切菜、颠勺,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吗?确实有些人这么学做中国菜。人渴了就喝水,生物反馈很灵敏也很灵活,有必要人为精确到毫升吗?现在不论是学科理论还是科研体系建制还是社会生产,都是分工越来越细,而关注系统总体的人却不多。另外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压力很大,恐怕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关注这么多。学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希望能变得快一点。

数学是理科的基础,所以微积分、线性代数通常是理科生的必修课,这就是教育为实际需要服务。而要想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战略人才,就需要重视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我国老一辈的不少科学家,像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等等,往往都文理哲兼通,还能做组织工作、搞教育、搞科普,有的甚至直接参加社会运动。在学术上能够抓住最主要的问题,甚至开辟新的领域,还能把艰深的理论和复杂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例如有一次火箭发射,升空后开始晃动,大家都很惊慌,就钱老一人说没事——这是正常现象,很快就会恢复。结果确实如此。要是学问不到家,只会背公式,绝对做不到如此程度。比如为了节约,当时的航天试验都是做足功课,每一次升空过程都能做很多项测试,返回很多结果。再比如华罗庚写的小册子论述优选统筹法,给工人农民讲流程图,这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一方面要把深刻的基本原理搞清楚,还要结合实际做出改进,另一方面要用非常简单的语言讲出来,让人民群众听懂并能创造地运用。而这些实际问题又能反过来推进理论发展——理论性、实践性、群众性对立统一。徐光宪教授说自然辩证法是最好的科学方法,重视矛盾论、实践论。这些与系统科学的精神、和我们今天教育的目标都是相通的。

记者:中医与复杂性科学有不少渊源。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的问题在历史上引发过多次大争论,近几年也是社会热议的话题。你的观点是什么?

任鞣:争论是必然的。如果笼统一点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或者“朴素整体论和近代还原论科学的碰撞”。展开来说,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甚至不光是理论争论了,还有利益冲突。例如民国政府差点废止中医,直到解放后中医才能立足。我的观点是全面否定中医是完全错误的:这看起来很“科学”,实则极其机械,无法自圆其说,更不符合临床实际。而捍卫中医也不需要把西医一棒打死。现在中西医还需要相互补充,无法相互取代。但中医有独特的长处,例如整体性、动态观、个体化、接近自然等。历史上中西医汇通派,例如张锡纯、唐容川那些前辈,虽然有局限,但有大量财富尚待挖掘,很多方面还很有现实意义。现在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一方面不要排外,另一方面还是以中医的思维——整体性思维为主,把人体作为系统来研究,考察其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一个“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新医学。为了这个目标,中医的“证”是一个突破口。

从学习、研究、医疗体制到教育,都需要提倡中西医的团结而不是分裂。中医学生必须学英语、学西医,西医学生呢?并不必修中医,有的还存在轻视中医的现象。应当改变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轻”式的观念,强调合作精神。

记者:中医教育现在存在哪些问题?有没有可能的解决方式?

任鞣:中医的问题首先是继承不够。语言文字、文化的隔阂还可以尽量克服,临床水平下降、缺乏传承就是比较大的困难了。另外,医药产业化使中医生存艰难:例如有的民间中医在临床方面不错,却无法通过考试;中医收入低于西医治疗,微观激励不足,物美价廉反而成为劣势;年轻人也不愿去努力学中医等,还有比如环境恶化,使得中草药的数量、质量都降低了。这些问题是全方位的,涉及各个层次,不能仅从教育方面考虑。另外,脱离临床和系统论指导,会产生两种错误的极端:全盘复古,或者完全依靠现有西医理论来检验中医。

可能的解决方式也涉及各个层次。一是医疗改革,增加投入以加强计划性,既减轻医生负担又减轻患者负担。赤脚医生体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二是让大家更了解中医,强调辨证论治,防止上述两种错误思潮。三是抢救和继承临床经验。四是寻找中医研究的正确路线,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忙着用西医检验中医,这是西医的事情;中西医结合也可以做点相关工作。中医方面主要以临床为主,临床远远比小白鼠实验重要,因为医学面对具体的人,而不是笼子里的老鼠。可以吸收一些复杂性科学和其他学科(例如文字学、人工智能和模糊推理、厨艺等等)的进展,也可以关注西医向整体方面的一些动向,但不必迷失在分子生物学的细节里。五是鼓励年轻人学习中医。近两年社会出现中医热,北大也有了中医社团,这是不错的事情。从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也偶尔能帮别人解决过一点身体问题。年轻人学点中医,对自己,对家人、朋友、社会都有益处,尤其是现在压力大、生活方式不健康,年轻人的身体有很大隐患,不乏身体崩溃的。当然要想学得很到家,还需要积累临床经验。高校教育在这些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特别是学科与社团建设上。

医学教育同样存在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钱学森院士和吴阶平院士有不少深入的交流。钱老提到过,高明的医生不论中西医看问题都很灵活,不是“一根筋”。吴阶平院士提出东西方医学要走合作之路,还提到近年来医学教育培养了很多死读书、很能发论文但不大懂看病的医学学生。当然这与整个医疗体制、评价体系都有关系,现在医科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数、理、化、生、医,考研要背很多本书,以后工作了或许还要求发论文。确实存在困难,但这个问题肯定需要解决。

记者:除了赵老师以外,哪些老师的授课方式很让你喜欢并且受益匪浅?你对现在的大学教育还有些什么看法呢?

任鞣:还有一些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数学学院范后宏、丘维声老师,物理学院陈秉乾、田光善老师,中文系程郁缀老师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联系起来看问题,要么纵向联系学科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要么横向联系其他学科、联系社会,这样就能搞清楚来龙去脉。我从中得到的益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看问题的视角、兴趣和治学态度。数院王诗宬老师上课时,有时会提到古诗词、毛泽东诗词,有一次说到大学教授有时候未必比出租司机懂得多,给我的印象很深。

有个数学家写道,“大学里开设了不少分析课、代数课、几何课(这些是数学的几个分支),但没有一门数学课”。这还是个国外的数学家,看来那边也存在这种问题。我觉得大学教育应该增强整体性,避免支离破碎。并且教学中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强调主动探索;探索了就会犯错误,要鼓励大家不怕犯错误,有了错误才能前进。加强师生交流,多组织集体活动,而不总是交给兴趣类社团去办。提倡体育运动,甚至可以组织点体力劳动,这样有助于大家关系融洽,让同学了解社会,也能增强体质。实际办起来可能有一些困难,不过先提倡起来,总可以由点及面。

记者:你的未来规划是?读完博士以后准备做什么?                         

任鞣:规划……这并不太清楚。市场经济下我们大概只能做某种劳动力。看到时候的市场行情吧。希望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好像并不容易。就说这么多吧。

记者: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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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2年12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畅春园

采访记者:朱瑞旻

文字整理:朱瑞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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