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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青年读书治学的希望(张翼星)

guo  2012.12.25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743

胡适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是人文学科方面的大师,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工作20多年,曾任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会主任等职,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长。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没有什么教育方面的专门著述。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一系列演说和文章中,并贯注于他的大半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改良主义,教育哲学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他毕生不忘科学和教育救国。胡适教育思想与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满腔热诚地对待青年学生,他以青年导师和朋友的身份,一生喜好与青年人接触,以他亲身的体验与认识,语重心长地勉励和告诫青年学生,如何治学与做人。

一、有益社会莫如铸造成才

胡适的一生,难于摆脱政治,并且他在某些阶段与场合,是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功过是非的诸多争议,我们姑且不论。从总体上看,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和学者。他是坚定的科教兴国论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教学与学术研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学课堂与图书馆。他深知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在科学水平上赶超先进国家,并占领高峰。为此他与蔡元培一样,高度重视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切实规划和认真推行我国大学的发展方略。还在1914年他留学美国期间,便发表《非留学篇》一文,指出振兴国内大学教育方是“长远之计”;到1946年他任北大校长期间,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30余年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和科学发展献计献策,并且高瞻远瞩地规划了一个宏伟而可行的蓝图。

许多青年学生都是爱国的,但在祖国处于落后或发生危难时期,怎样才能实现爱国或救国的愿望呢?在胡适看来,悲观苦闷不能救国,单纯呐喊也不能救国,责备别人而自己不努力更无济于事。因此,他多次向青年朋友引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就是说,只有使自己培养成材,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尽力。

胡适的这个思想与他的积极人生观、“社会不朽”论紧密相连。他对历史上的两种“不朽”观作了分析。一种是神不灭论,即灵魂不死论,早就受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灭论》的批判。范缜把形体与灵魂的关系比做刀刃和锋利的关系。没有刀刃,何来锋利?灵魂随着形体的消失而消失。这种神不灭论对实际生活不会有多大影响。另一种是《左传》中所说的“三不朽”论:“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胡适指出这种不朽论的三层缺陷:只限于极少数有道德、功业和著述的人;单从积极一面着想,对消极的一面缺乏制裁;所说“德”、“功”、“言”,范围很含糊。胡适提出第三种不朽论,即“社会的不朽论”。他认为社会是有机的组织,个人与社会、历史是不可分离、相互制约的。他说“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个人作为“小我”是会死、会消灭的,而作为“大我”的社会、历史则是永远不死、不朽的。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正是从这种“社会不朽”论和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责任出发,他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作贡献,为祖国出力,就必须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才)。这与我国古人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胡适把这一思想具体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不仅从积极的人生观上对青年学生有重要的启迪和鼓励,而且对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事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升学择业首依个人标准

在教育的理念和体制上,胡适倾向于自由主义,强调青年学生的个人兴趣和自由选择。对于大学的修业期限,他主张随各人的天赋与能力而有伸缩性,即具有弹性,防止千篇一律的刻板要求。对于大学课程,他主张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青年人去摸索,扩大他们研究的兴趣。他主张“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在这方面,他认为私立大学的优点,倒是“比较自由、更少限制”的。他也反对盲目地搬用西方的教育体制,要求继承我国书院制的某些优良传统。书院制是我国一千多年来逐渐演化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如果说近代西方学校是以灌输知识为主的话,那么,中国的书院制则主要是自由讲学,并以自学为主。“是自动的研究,而不是被动的注射。”在他看来,“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

在升学择业上,他概括为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标准”,即社会上需要或时尚的热门专业,往往成为社会上收入高或易于发财的职业。比如胡适当年提到的电机工程、机械工程等,今日社会的财贸、金融、计算机、法律、外语等,人们热衷于报考这类专业。前不久见报载某艺术院校和某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竟有数万人角逐数个名额者。另一个是个人标准,就是个人的兴趣、天赋所接近的学科或专业。胡适对中学生说:“父母、兄长、爱人都希望你学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却近于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你如迁就父母、兄长、爱人之所好而去学工程,结果工程界多了一个饭桶,国际社会失去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学家,不是可惜了吗?”所以,他认为个人标准比社会标准重要。他劝告青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不要太注重社会时髦,也不要被父母、兄长、爱人所支配。实际上社会所需要的行业很多,一个人不可能都去学。胡适说:“只问你自己的性情近乎什么?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么?配做什么?要根据这些来决定。”

胡适以历史人物和自己的求学经历来说明问题。意大利的伽利略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上大学时他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对医科毫无兴趣。朋友们因他的绘画不错,劝他学美术,他也颇以为然。但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位教授为人补习的几何学课,竟大感兴趣。于是不再学医,也不再学美术,改学他父亲不希望他学的数学。后来他为全世界创立了新的天文学和物理学。这两门学问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胡适再以自己的选择为例。他在考取官费留学时,兄长要他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以为学成后可振兴家业,并为国家振兴实业。但他对路矿不感兴趣。为不辜负兄长期望,他决定选读农科,想做农业科学家,以农报国,且因美国大学农科不收费,可节省官费的一部分贴补家用。入学后,在一次实习苹果分类时,与许多同学比较,他发现自己的性情、能力,与农科并不相近,便决定改学文科,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这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与朋友们经常讨论文学问题,后来引起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虽然,在他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他发现自己学的东西太广,无所专长,但他感到一生很快乐,因为他没有随社会的标准去学时髦,而是服从了自己的个性,依个人的兴趣去做。所以,他奉劝青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一定要向自己的性情所近,能力所及的去学、去做。他在晚年还对一个青年说:“你现在的志愿还不是最后的志愿,你要多方面去摸,才能摸出自己觉得最相宜的一种。”

三、读书治学不忘四字秘诀

胡适是人文学科方面的大学问家。喜欢读书,爱书成癖。他终身手不释卷,勤奋治学。他与青年朋友交谈时,也是读书治学方面的话语最多。他把读书、治学看作把自己铸造成器(才)的必经途径。在他看来按照自己的性情和兴趣选定专业之后,就应当下功夫读书、做学问。趁自己年富力强时,努力做一种专门的学问,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确定做出成绩,才会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读书、治学上,要处理好博与专(或广与深)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博不专,就会流于“浅”,像一张薄纸,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只专不博,就会流于“陋”,像一根杆子,孤零零的,无所凭依。只有既博又专,像埃及的金字塔,又大又高又尖。所以他说:“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至于读书、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胡适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把宋朝一位前辈人物所讲做官的“四字秘诀”看作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即“勤、谨、和、缓”。

“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苦的去做。做到眼勤、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他做学问,是从来没有假期的,常常不知寒假、暑假,甚至不知星期几。到晚年他还说过:“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的而肯作笨功夫的人”。如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宋代朱熹讲到治学、做人的十六个字:“宁详毋略,宁近勿远,宁下毋高,宁绌毋巧。”“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到晚年他还反复叮咛:“引用别人的句子,一定要查过原书才可靠。” “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和”就是要“平心静气”、“虚心体察”。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抛开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到晚年,他还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 “缓”,就是从容研究,不要赶任务,不要轻易地下结论。他喜欢讲:“拿证据来!”“无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他发表的东西虽然不少,但落笔千钧,实际上他写文章是很慢的。有时证据不够,就应该悬而不断,姑且挂在那里。到晚年他又讲到写文章的难处:“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明白?……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对于文稿的写字,他的要求也是很严的。他说:“写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写文章必须字字清楚。”“我十几年写的毛笔字文稿,给了我最好的一种训练。”我们现在写文章都用电脑打字。很少用笔,更少用毛笔写字了。但胡适有关治学、写文章的严格要求,对于当前学术上的浮躁之风,确是十分对症的方剂。

四、毕生成就在于思考问题

除了学术上继续深造者以外,青年人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之后,胡适指出有两种失落或“坠落”的危险: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应当怎样防止这种危险呢?胡适依据亲身的观察和体验,提出了三种预防的“药方”,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1.“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3.“你总得有一点信心。”这里最基本的还是第一个方子。胡适说:“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般地说,总是由于实用上或理论上出现疑难,才有科学研究的追求,即使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也还是出于好奇心而追求某些问题的解答,只不过这种追求不一定是直接为了应用的。离开学校之后,可能失去学术的环境和氛围,脑子里如果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盘旋,就很难保持继续追求学问的热心,而只要有问题,就会推动你去思考和研究,会殚精竭虑地去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你也就会发展某些非职业的兴趣,保持做学问的兴趣,并且培养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信心。有的青年可能说,离开学校,离别了师友,又没有图书馆和实验室,怎么能继续做学问呢?在胡适看来,只要有了盘旋于脑际的重要问题,你就会想尽办法,甚至变卖家私,去买书、弄仪器,就会不远千里(现在更可以通过网络)去寻师访友,去寻求问题的解决。试问当年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主要是善于提出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实验室里也难于有什么发现。所以,问题才是兴趣和治学的关键。胡适说:“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胡适始终强调学术独立、自由思考。他经常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话:“学则须疑”,又引用清朝龙门书院的格言:“学者先要会疑,要能于无疑处有疑,方能进步。”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思潮的倡导者,这种新思潮的特点便是评判性,要求对一切现成的制度、观念进行理性的评审,要求人们疑而后信。所以,他总是鼓励青年们大胆地提问,独立地思考,不要为书中的说法或古人的解释所蒙蔽。这对于我们今天习惯了应试教育的青年学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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