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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薪火,砥柱中流—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访谈录(三)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353

三、 严格要求学风端正  清醒对待学术论争

记者:您在教学中是怎么要求学生的?

郭老师:我要求学生对古籍必须读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首先要把基础打好,要读哪些书,首先应该是《论语》《孟子》《左传》。我回想自己,在祖父的教育下,有背《左传》的经历,这最主要的作用是培养了我对古文的语感。现在的学生没有传统教育的古文基础,要到大学来培养语感,所以就必须多读。该精读的著作要精读,不能囫囵吞枣;有些著作只要翻一翻看一看,看看前言后记,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并且对这本书的质量做出判断。另外,要掌握研究信息,语言学方面全国的重要刊物,一些重要的文章你要有所了解。对全国语言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学人,不但要知道他发表过什么文章,还要知道他的学术渊源,他的研究特长与不足,做到心里有数。

记者:您觉得对做学问来讲,哪些方面比较重要?

郭老师:戴震是清代继顾炎武之后的一位大学者,他不仅是国学方面的大师,对天文、地理、数学也都有所研究。他讲,“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淹博是说做学问必须要广博,充分占有材料。但只是渊博没有识断那就是字纸篓,哪个有用哪个没用,你必须要有个判断。至于精审难,这个是表达问题,是你读了学了以后,写东西不是乱七八糟的都搞进来,也不是把一桶水全倒出去,要有选择,要根据不同的问题,舀一勺需要的。前面说的王力先生给我们汉语史研究生特别开的那门课,就是解决识断难的问题。

记者:那么“识断”能力怎么培养呢?

郭老师:读书要多思考,不是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人家为什么这么讲,信与不信都要搞清楚。现在有些人根本没有把人家的东西读懂就敢妄自品评,这样是很不好的。做学问必须先把人家的论著读懂之后,然后回过头来说我们应该怎么看,联系今天的需要来发议论。我写过几篇小文章,以《望天门山》为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些搞文学的先生并没有读懂,但是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有人理解为:李白是站在一个岩石上,望着那座山,一条船从江面上开过来。这样理解似乎也说得通,实际却是望文生义,根本不是李白当时写诗的情景。其实,李白是坐着船顺流而下,早晨从九江出发,下午到了天门山,太阳正好运行到了早上帆船出发时的西南面。“孤帆”、“日边来”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写他自己在京城不得意,刚离开长安回到南方,“日边”即指国都长安。我写了《李白在哪儿望天门山》,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见《汉语史论集》增补本,557——561页)。读一个作品必须知人知世,起码得把作家的身世、作品表现的时间、地理方位搞清楚,否则只是借古人打自己的广告而已,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讲这些只是希望目前整个坏学风能变得好起来。

记者:这些年学术上确实存在非常浮躁的风气,标新立异之风盛行,严谨治学的精神反而受到挑战。

郭老师:是的。这十年来有所谓的“梅郭之争”,就是我与梅祖麟(美国康乃尔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人,在汉语古音学领域内的论战。我2000年退休后,本来想增订我的《汉字古音手册》。这时梅祖麟发表一个讲话《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气势汹汹地批王念孙、批章黄学派、批王力先生,后来还把讲稿贴到了我们中文系的网站上。我一看就生气了,打上门来了,还能不应战!

我就写了《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梅氏对王力先生的攻击,揭示了他的无知和武断;并指出了梅氏自己考察汉藏语比较中的错误,还分析了他吹捧潘悟云的不当。我的文章公布后,梅氏给我来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讲话有错误,“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但是却提出三个难题要我回答:“(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语比较。”我不得不写了第二篇驳议文章《音韵问题答梅祖麟》:(1)论证了梅氏攻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王力先生的词源研究的论点是错误的;(2)陈述了双方对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的不同看法,指出了汉藏语比较中现存的普遍缺陷;(3)论述了从高本汉到董同龢、陆志韦、王力、李方桂等五家影响最大的古音构拟系统都是使用传统的三种材料,而不用汉藏语比较材料,并介绍了五家系统的异同;同时批评了郑张尚芳、潘悟云六元音古音系统的荒诞。

这里应该指出,我的第一篇文章2002年发表后,很快形成了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古音学学术论争。今年八月刚去世的陈新雄先生(台湾中国声韵学会、训诂学会的创始人、前会长,章黄学派的传人,台湾师大名誉教授)组织、领导了台湾地区的古音论争。失去陈先生,我们悲痛莫名。去年先生病重赴医院手术前,坚持手书一首词作墨宝寄我。他肯定我在古音论争中“笔阵扫妖风,泻珠玑,目光皎皎”,用“肝胆长相照”来描述我们的深厚学术情谊。这使我无限感激。初步统计:十年来梅氏及其信徒6人,发表论争文章9篇;批梅的两岸学者(包括一名华裔美籍学者)25人,发表文章33篇。2003年是论争的高潮阶段,各种刊物发表双方的文章14篇。2006年论争进入收官阶段,不断有学者建议把这次古音学国际大讨论的文章编成文集,编辑组发出征求作者本人授权书时,梅祖麟一方的作者都拒绝或不理睬。这说明他们恐怕也是自知理亏吧,于是我们只得在《编后记》中交待他们的文章题目和出处,请读者“查阅有关刊物”。

梅祖麟多少还有一点学者风度,我批了他以后,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外,后来又在《从楚简“美”字来看脂微两部的分野》中,承认自己“两次连带着董先生的《上古音表稿》来叙述王先生的功业,两次都不怎么成功”;肯定王力先生“《上古韵母系统研究》里面的‘脂微分部’之说在当时有继往开来两种作用”。这种评价与他原来批王先生的说法完全相反了。

最差劲的是潘悟云。首先,他早就给梅氏写过“劝进信”,攻击中国语言学研究落后保守,乞求梅氏“对中国语言学”“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帮助“拨正研究方向”。这种巴结奉承的嘴脸大概跟梅氏封他为主流音韵学家不无关系。

其次,梅祖麟去美国时才十几岁,一个中学生,古文阅读水平低,可以理解;但潘悟云这位搞古音研究的“博导”,居然连《广韵》的注释都看不懂,实在太出人意料、也太煞风景了。我曾在《历史音韵学中的几个问题》中举了一个“雇”字为例,批评他犯了知识性错误。《广韵》的注释说得清清楚楚,作为鸟名的“雇”是读“侯古切”(今音hu)一个音,假借“为雇赁字”的“雇”才读另一音“古暮切”(今音gu)。潘书却说什么“作为鸟名的‘雇’原来是有两个读音的,反映古代两个不同的形态”。我在批评中,作了详细分析,揭示了他的阅读水平低下(见《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23页)。孙玉文更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中指出:“发现本书《上古篇》错讹太多,初步核查,有100多处。”其中也有不少是“误读典籍例”(见《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337页至352页)。

第三,潘悟云学风极坏。例如,他一种民族语言都没有掌握,却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中敢用二十多种语言作比较来谈同源词,把南亚语、南岛语都拉了进来(245页)。怎么拉进来呢?学习美国人白保罗,查看双语词典,看它的意义和声音,想方设法把它跟汉语凑上,就算是同源词。我对他们这种做法,最先还只好从“音隔(声音对不上)”、“义隔(意义对不上)”、“类隔(把借词当作同源词)”三方面,一个一个地分析他们是怎么错的,包括梅祖麟;后来《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出版,批评白保罗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和构拟上古音的方法是“让人误入歧途”,并断言“此类构拟纯属胡闹”。我就引用李先生这两句名言来批评他们。

第四,制造散布谎言。例如,我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中曾指出的,潘悟云散布王先生《同源字论》调整后的上古韵母系统和郑张尚芳的六元音系统“何其相似”,还煞有介事地举出论证:“因为他们两人‘文革’期间一直在互相讨论”(《音韵学方法轮讨论集》65页)。我在文章中早就论证了:郑张的“六元音系统既不是王力古音系统的发展,更不是‘何其相似’,而是风马牛不相及。”“何其相似”已经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两人‘文革’期间一直在互相讨论”更是无中生有地捏造。再如,他杜撰出“有两种意义上的谐声分析,一种是语文学的,一种是语言学的”。我在《简评潘悟云的〈谐声分析与异读〉》中分析了他理论方法上的荒诞和具体用例中的低级错误,并指出:“这如果不是有意骗人的谎话,就是自欺欺人的胡话”(《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430页)。还有,为了抗拒我和孙玉文的批评,潘悟云在《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中,制造出“字书派与材料派”的谎言。我在《从湘方言的“盖”和“匚”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释读》中指出:“潘文自我划派,抬高自己,压低别人,其目的无非为他研究中系统的不科学和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打掩护,并企图拉成小宗派来救援自己学术上的破产”(《中国训诂学报》第一辑21页,商务,2009年)。我还批评他根本不守“学术规范,表现出既缺乏基本知识,对古代语言文献正确释读能力都不具备,却又好师心自用的坏学风。”(同上,22页)

总之,潘悟云缺乏正规学术训练、基础差、学风轻浮,靠投机取巧、巴结洋人、拉关系,当上了教授、博导,却以创新者、主流音韵学家自居,跟在梅祖麟后面当反面教员。他们认为这场争论是“保守与开放、落后与先进”之争,是要不要与国际接轨之争;我们则认为是“崇洋迷外与尊重传统、求真务实与标新立异”之争,是真学术与假学术之争。

我们做学问,决不能马马虎虎,一定要有材料才能说话,而且要有新的发现。我们现在语言学界,不少人走上邪路了,突出表现为“崇洋”。洋人讲句话就是圣旨,自己好像没有脑袋。也不想一想,研究汉语,如果要接轨难道不应该到中国来接吗?不管是研究古代汉语还是研究现代汉语,到底是谁领先?1989年下学期我在美国斯坦福研究访问,曾去贝克莱加州大学,第一次见丁邦新先生(编者注:著名语言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前所长、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前院长),我就向他提了个问题:“你在汉语方面的研究信息很广泛,台湾、香港、其它世界各地的研究都有接触,你怎么评价这些地方的研究水平?”他想了想说:“无论从质量和数量来看,当然还是大陆领先。”我认为,他的话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再一个坏表现就是标新立异。我强调求真,而不提倡求新。求真务实,解决了问题,必然出新,求真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提倡求新就给标新立异者留下了空间,潘悟云一类的无知又学风轻浮的“学者”就长于钻这个空子。

记者:在您看来,在汉语古音学上,中国学者应该怎么对待西方学者的学说和研究方法呢?

郭老师:现在汉语研究确实跟英语等西方语言研究有很大的距离,西方语言理论对我们有不小的借鉴价值。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要以自己的传统为主,不论是研究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可以参考他们的,但不能完全照搬。古音学论争的成果之一是前面提到的,留下了一本《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再一个成果就是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学术辑刊《中国语言学》,宗旨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对待中、西关系的态度。我在《中国语言学》第一辑发表了《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芻议》,文章根据考古成果、文献资料论证了:中华大地华夏族与四周其他族群有史以来就是语言各异的部族,人类起源单中心论和语言单源说是不可靠的,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否定了汉语与藏缅语同源的论断,对论争初期某些人声称“汉藏诸语言构成一个语系是常识”的说法作出了决定性的回击。总之,经过这场论争,梅祖麟两次承认错误,潘悟云等的气焰也嚣张不起来了。他们的不良学风和学术思想受到了应得的清算,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一定维护。

记者:您对现在古代汉语学科的发展、建设和教学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吗?

郭老师:我认为一个问题是中文系厚今薄古,近十几二十年都是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当系主任,他们对古典文学和语言专业、古典文献专业都考虑得比较少。现当代文学的编制越来越大,而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在我当教研室主任的时候就提出来要15个编制,可是到现在只有9个教员了,马上就要变成8个。古代汉语包括的学术范围很广,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还有文学语言史。我有点担忧,要是这样下去,不少学校都可能超过我们。中文系古典这一块,文学、语言都处在危急关头,我不是危言耸听。希望这些当领导的,也想一想周扬的话:不要把一百年不到的“今”去压过几千年的“古”。

记者:您说得太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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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郑玉婷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日,上午9:00-12:30

录音整理:郑玉婷

文字编辑:唐燕婕,黄柯柯,郭九苓,郭锡良

定稿时间:2012年10月7日,经郭锡良教授审订。

 

附:郭锡良教授简介

郭锡良,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衡山人。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53年院系调整到武汉大学,54年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做汉语史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现为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语言学论丛》编委。90年代先后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国社科院语言研究中心访问、讲学。

主要著作有:《古代汉语》(三种)、《汉字古音手册》、《汉字知识》、《汉语史论集》等著作多种,《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等论文百多篇。语法史论文中多有创见。音韵方面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设想,为汉语语音史填补了一项空白,领头抵制了古音研究中的崇洋倾向。先后参加或主编的三部古代汉语教材,通行全国,影响很大,其中两种累计印数都超过两百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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