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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薪火,砥柱中流—中文系郭锡良教授访谈录(二)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066

二、师从名师受益一生  扎实搞好教材教学

记者:那您后来怎么选择学习中文的呢?

郭老师:我1949年冬天高中毕业,湖南已经和平解放。50年上半年在家种了半年田,准备暑假考大学。父亲年纪大了,我作为长子,他想让我留在家里;但是母亲支持我考大学。1950年7月我带了一点换洗衣服就到了长沙,先考的是华北十七所院校的联合招生,记得第一志愿是清华的电机系,结果没有考取。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社会动荡,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基本上没有学。接着又考了两所院校,其中一所是湖南大学,另一所是湖南农学院。当时的想法是,高三的课没有好好上,如果还考理工怕考不取,那就没有退路了,所以就报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不想学农,就进了湖南大学。上大学第一年我还继续在复习数理化,准备第二年再考理工;但是经过一年班主任及其他老师的教育,我改变了主意,学中文就学中文吧。到了二年级,听了系主任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谭老师跟我讲:“做学问首先要广博,就像你挖一口井,挖一个碗口大的眼,你绝对挖不深,必须把口挖大,才能挖得够深。”我就把当时现代作家的作品,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等都看了些,还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也看了不少。

三年级赶上全国院系调整,1953年10月我就到了武汉大学。1954年暑假武大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当语言学研究生。当时我心里还很不痛快,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搞文学的,但要服从组织分配,没办法只好学语言。

记者:您到北大中文系后是什么情况?

郭老师:我的导师是王力先生,他是从中山大学调过来的。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力量,中央决定把他连同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来北大。在北大设立了汉语专业、汉语教研室,由王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并招了五个汉语史研究生。汉语史研究生三个来自北大,两个来自武汉大学。

王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领头人物,他对新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旧学和新学根基同样深厚,很难找到同他比肩的。他为我们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写的讲义,后来就编成了《汉语史稿》,这是汉语研究过程中跨时代的作品。

王力先生讲课条理非常清晰,把他上课的话记下来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王力先生为我们几个汉语史研究生特别讲了一门课“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他不仅讲知识,还给我们讲他怎么备课,怎么利用参考资料的,怎么做总结。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时提得不对,经他一反驳,就让我提高了一大步。

记者:毕业以后您开始做什么工作呢?

郭老师:1958年暑假研究生毕业,下半年我就给周有光先生当助教,那是他来北大讲《汉字改革概论》。1959年上半年又给李荣先生的“《广韵》研究”课当助教,下半年到60年暑假则是给王力先生新开的“古代汉语”课做助教。60年下半年跟唐作藩两人给56级语言班开“汉语史”课,我讲完“绪论”,唐作藩只讲了一两堂语音史,学生就提出要自编“汉语史”。当时学生编书成了潮流,系里表示同意,要我们做指导。进行不久,我不同意学生过分否定公认的前人成果,发生了矛盾,被学生强迫开会“辩论”。我只得决定不再管他们的编写,正好利用时间继续编写“汉语史”讲稿。

1961年中央决定编写文科教材,由周扬(编者注: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一手抓,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都讲了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编者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后,对当时的极左路线,有一定的批判。三月份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文科教材编写预备会议上(专门讨论中文系的教学计划和教材编写计划),周扬很技巧地批评了当时学术界的两个极左口号,一个是“以论带史”,一个是“厚今薄古”。他说:“以论带史”当然是对的,但是“论”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只讲空话大话,要理论结合实际嘛;又说:“厚今薄古”也不错,古为今用嘛,但“今”不到一百年,“古”则有几千年,总不能不到一百年的“今”还超过几千年的“古”嘛。所以在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中,就把现代文学的课程和学时削减了不少,增加了不少古典文学的课程和学时。

古代汉语更被定为重点课,教学计划提出了要开两年半(学时分配:4-4-4-4-2),目的就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周扬还直接点了由王力先生来主编这门课的教材。我参加了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会议的全过程。正式大会是四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讨论文科七个系的教材编写计划),会后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分成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外文七个编审组。中文编审组的组长是冯至先生,我是秘书。中文组要编的教材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七门课程。文科教材的编写成员从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调集,由中央下命令,任何单位必须立即放行,五月立即集中到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编写成员要求全力编写教材,编写期间不放假。

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是以王力先生在北大编写的“古代汉语讲义”作为基础,再由王力先生拟订出一个详细的编写提纲,编写组成员根据提纲分工编写。编写组由老中青三结合,两老(王力、萧璋)两中(刘益之、马汉麟)五青(吉常红、祝敏泽、郭锡良、赵克勤、许嘉璐)共九人。我们按照王力先生的要求,全力以赴,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星期天都加班加点。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经全组传阅,把意见写成标签贴上。然后王力先生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大家意见分歧,王先生都进行了耐心的解答或解释,最后由他下结论。这样共用了一年多时间,1962年7月写出了《古代汉语》教材上册,分成两分册出版。这一编写过程,不但较出色地完成了教材编写,并对我们中青年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也非常有益。一年多下来讨论了那么多不同意见,听到了那么多王力先生的中肯结论。怎样分析意见,怎样下结论,这是我们在王先生那里得益最深之处。从参加这次教材编写,我真正体会到做学问是要花功夫的。一篇文章一首诗你必须真正读懂,要真正读懂必须查阅很多东西,才能注释精当。一节通论,要查阅的资料更多,更要反复推敲,才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写成精要的教材通论。

1962年暑假,编写人员已经集中一年多,各高校教学任务紧张,不断提出调回编写人员的要求。王力先生也被北大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要负责语言方面的教学计划的调整,还要开新课。所以下册的编写,他就关注得少一些。其它成员,有些也在完成本人的编写任务后,陆续回到原单位。最后由马汉麟先生和我整理好全稿,送王先生审定。这时已经到了1963年底,又花了一年半时间。1964年,《古代汉语》下册也分成两分册出版。这部教材八十年代经过修订,1987年获得全国首届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文革”中招收了工农兵学员,系里让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当时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当然无法采用,我只得利用它匆忙地挑选一些文选篇目改头换面地凑成一本“古代文选”,对付了一两届学员的迫切要求。1975年我提出要为学员编写古代汉语教材。当时招收了一个五人的古汉语进修班,然后借当时“开门办学”的名义,把进修班和教学小组拉到校外,脱离了军宣队、工宣队的束缚。这样,我带着进修生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新编出了一本《古代汉语》上册。

1976年四人帮倒台,高校恢复招生,古汉语教材的编写更成了古代汉语教研室的迫切任务。动乱刚结束,不少人的积极性还没调动起来,更有人还一肚子气。我只得团结教研室成员,自己尽量多做点,一心扑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没日没夜沉浸在教材的编写和审稿、改稿中。经过近三年时间,由我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中、下册,也总算在1979年全部脱稿,交给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材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两套教材至今都已发行两百多万部,王力本的“通论部分”被译成了日文,郭锡良本的“常识部分”被译成了朝鲜文。

讲到这里,不得不使我想起1985年申报教授的时候,有人因人事关系,以我只有教材,没有专著,体现不出研究水平作梗。我当然是不服气的,心里想,不是有人连教材也写不好,照样当教授吗?至于专著,现在很多专著平淡无奇,有的还根本是垃圾,跟好的教材没法比。一部好的教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影响也是专著达不到的。

记者:在与王力先生一同编写教材时,您是不是还有教学任务?

郭老师:对。我那个时期十二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有一次为了讲课,我通宵写讲稿,到了早上七点要上课了,才骑车赶到小饭厅买了一个馒头就到一教上课。还有“文革”刚过去,不少教师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高校正式恢复招生,中文系很快又招了回炉班、研究生。上课的老师少,我不得不一个学期开两三门课,有一学期甚至开了四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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