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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访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四)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180

四、“学为政本,但求耕耘”:现代社会人文学者的责任

记者:对北大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设想?

陈老师:北大中文系不能只在中国境内引领风骚,要在国际学术界有发言权,有影响力。这就必须立足东亚,面向欧美。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能走到哪一步,说不清。这些年,我们每年大概选送十名在读博士生到国外著名大学进修一年,再回来做论文。这样的话,既扩大他们的学术视野,又让他们把根基扎在中国。我们也要求年轻教师尽可能出去进修一段时间,这方面北大人文基金可提供经费支持。

记者:除了做学问,传统上,中国的人文学者还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与担当。现代社会,人文学者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才能对国家文化建设乃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陈老师:我刚在《人民日报》社做过一个演讲,称现代社会有三种人最具独立性: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作家。因为他们不依附于具体的阶层或集团,应该最能独立思考、最有批判精神,最具社会担当意识。但目前的现状不太理想,大学和媒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批判功能日渐缺失,担当意识也在减弱。在所有大学教授里,人文学者应该是最有家国情怀的;如果连北大的人文学者都循规蹈矩,不敢“胡思乱想”,则国家前途堪忧。

记者:但是学者的理想总要依靠某种实质力量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像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通过皇帝去实现,现在这条道路已经是不太可能了。今天的学者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陈老师:关心国家命运,不一定采用“上国策”的方式。要达成“再使风俗淳”的目标,也不一定非当幕僚或直接进入官场不可。传统士大夫追求“致君尧舜上”,实际上这条路并没有真正成功过,更不要说“知识分子”威望日趋下降的今日。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批人敢于坚持并大胆表达自己的理想;至于这些理念最终实现与否,不在考虑之列。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当全国政协委员时有句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最后还奋力补上一句:“白说还得说!”

人文学者切忌老想着“一言九鼎”,你说一句话,人家就得马上落实,否则就是“怀才不遇”,没那回事。说了马上就能实现的,即便是好事,也没什么了不起。人文学者用心且用力之处,应该是理想论述及长远规划,一时看不到效果,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都很正常。这是人文学者跟社会科学家不同的地方。社会科学家更多强调可操作性,而人文学者主要关注理念问题、精神问题、道德问题,这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和追求,则整个社会将变得日益浮躁、平庸。

大众传媒时代,越是乱说话,越容易博得眼球。“管他对不对,能引起关注就行”,这种论说姿态,我很不喜欢。我相信传统中国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学为政本”。学者的理想、观念及情怀,是通过他们的弟子一圈一圈往外传播的。而集合众多优秀学者的中国学界,其思考及努力,从长远看,必将影响中国社会的走向。有远大志向的学者,大都着眼于未来,追求长远的影响力,而不计较一时之短长。

记者:非常感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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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缴蕊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8日,下午2:00-5:00

录音整理:缴蕊

文字编辑:缴蕊,郑玉婷,郭九苓,陈平原

定稿时间:2012年12月20日,经陈平原教授审定。

 

附:陈平原教授简介
陈平原,男,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初中毕业后下乡,先是务农,后当民办老师。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得以重返校园。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2)、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2010、2012)、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第一、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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