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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访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三)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818

三、“外部评审,国际视野”:学术评价与人才建设

记者:学术评价制度肯定是大学教师的指挥棒,下面想请您进一步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学术评价会有重数量、轻质量这种现象呢?

陈老师:主要原因是大学看重排名,而要提高排名,就得靠数字。只有统计学上有用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果”,这一思路,还催生了一系列的奖励机制。当下中国,很少院系像北大中文系这样,坚持不额外奖励发表论文。因为我们认定,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奖出来的。很多大学明文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或《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论文,奖多少多少钱,明码标价,保证兑现。从事科研并发表论文,本是教授的天职,一旦按篇奖励,老师们就会追求数量,整个学校也就会更加偏重科研而忽视教学。

因看重大学排名,每个大学都很在意自己的文章数。之所以规定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前一定要发表论文,也是这个缘故。据说复旦校长曾想取消这个规定,后来还是不敢。为什么?以北大为例,每年的SCI论文数,将近70%是学生做出来的。这你就不难理解,各大学为何明知不合理,却还在拼命压学生们发表论文。论文数量一旦落下来,排名、声誉、经费、项目、招生等都受影响,校长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这样一来,大学越来越像研究院,校方逼着老师们以成果而不是教学为主要职责。即便知道某教师根本不把教学放在心上,只是对付着讲一点儿课,但如果他/她的专业做得好,院长系主任根本不敢批评,甚至还得多多表扬、奖励。你的指挥棒明摆在那里,怎么能怪老师们教学不用心?

记者:国外如何评价教授的学术水平?

陈老师:国外大学主要在选拔人才和晋升职称这两个关键环节严格把关。他们也主要看研究成果,但第一,不像我们这么强调数量;第二,并非校内评审,而是在全世界请有信誉的同行来评议。

记者:国外大学教授平时没有发论文的压力,会不会反而出现偷懒的问题?他们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呢?

陈老师:这就看主事者的眼力。看准一个人,愿意给他多少薪水,那是根据他以前的学术表现。一般情况下,好学者大都形成了工作习惯,是停不下来的。当然也有看走眼的,高薪聘来了,可再也做不出好成果,或突然生病,或兴趣转移,或江郎才尽,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不能只看它有什么漏洞,更重要的是看它发挥的积极作用。终身教授制度(tenure)可以让一些人持之以恒地做他/她感兴趣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出真正有价值的、甚至是划时代的大成果。我们现在年年评估,逼着老师们多出成果,单看数目字,确实突飞猛进,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这不仅催生了很多垃圾论文,还怂恿或间接造成了学界的腐败。

记者:国内实行外部评审会有什么困难吗?

陈老师:如果若干所著名大学联合起来,互相评鉴,做得好的话,也可以比较公正。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批认真执着、有很好的学术眼光及胆识的学者,但前提是必须能够保密。今天的中国学界,任何评审都无法保密。比如今天下午院系学术委员会开会,评审教师职称,会后五分钟,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责问:你为什么在会上说我的坏话?不知院系如此,学校乃至教育部的内部会议,也都迅速传到当事人耳朵里。传话的人,有的是邀功,有的是推卸责任,有的讲哥们义气,有的纯属为了把水搅浑。会上说好要保密的,但实际上做不到。如果严格界定,哪些该保密,哪些可公开,严格查处那些违背职业伦理者,则中国学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记者:既然评审不能保密,那您是否赞成干脆实名评审呢?公开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公正。

陈老师:我是主张重要的奖项应该实名评审的。就像诺贝尔奖一样,评委就这些,评好评坏你们承担责任。其实,重要的奖项,实名比匿名好。在中国,即便抽签选择评委也没有意义,因为教育部那里就有很多“内线”。你还没接到通知要当评委,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来“拜托”了。考虑到“面子”、“人情”、“关系”等中国现实问题,一般性的评议也就算了;但重要的奖项,我建议公开评委姓名以及各自的评审意见。

还有,评职称是个大问题。眼下中国大学评职称,基本上采用名额制,且以内部评审为主。比如,今年人事部给中文系两个教授指标,你可少评,不能多评。至于各院系教师水平如何,年纪多大,这些都不管,指标说了算。不要说欧美著名大学,连港台各大学也都实行外部评审,合格了就晋升,没有名额这一说。而我们则主要看名额,因此,学问要做,但经营人事关系更重要,比如师承、辈分、人缘等,都将直接决定你的前程。这明显不利于那些学业专精但性格内向、“比较纯粹”的学者,且容易助长院系内部“拉帮结派”的风气。我再三给校方建议,希望北大早日取消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名额制,改为采用外部评审。

记者:北大现在的招聘是什么情况?就中文系来说,要招进一个人,能保证认准的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吗?

陈老师:北大刚招聘进来的年轻教师,质量还是有保证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北大教授并不都是合格的;而这些人做得再差,也是稳坐钓鱼台,你是无法解聘的。这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为了避免动荡,北大现在只卡新入职的,希望十年二十年后,能逐渐调整到位。可北大招聘教师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名额卡得太死,二是福利待遇较差。别的大学雄心勃勃,谋求大发展,空额较多,且招聘著名学者时制度灵活,可提供优厚待遇。这两点北大都做不到,所以,这些年我们流失的多,引进的少。

记者:为什么其他学校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北大不会有呢?

陈老师:怎么说呢?校方很可能认为,你能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北大教授”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在美国,好大学必定为自己的教授提供好待遇。而中国的大学不是这样,你想进入好大学,就得相对收敛个人权益。这几年有变化,北大也在努力募集经费,提高教授们的待遇。

我曾说过,不指望北大、清华能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因为这两所学校名气太大,外面看得很紧,一举一动都被报道,且被拿着放大镜拼命解读,故无论谁主政都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日常事务太多了,学校领导每人分管一摊子,整天忙得像没头苍蝇一样。而要做大的变革或制度创新,关系到政策界限以及很多人的实际利益,必须深思熟虑,从长计议。我们的校长书记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因此,大都满足于维持现状,不出差错就行了。

记者:其实校长好像也有很多苦衷。

陈老师:你说的没错。我曾在中央党校为大学校长班讲课,校长们都说讲得很好,只有一位冒出一句:“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是校长有很多现实牵制我不晓得,二是当了校长以后,想问题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比蔡元培当年更复杂吗?

陈老师:那时的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远没有现在这么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蔡元培动不动宣布辞职——当然都被挽留了。现在有哪个大学校长会因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无法落实而去跟教育部叫板,说必须如此如此,否则我就走人?校长们大都想把大学办好,但前提是不要触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教育部下达的指令,明知错误也不敢反对,最多是消极怠工。当然,必须承认,今天中国大学的局面,比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时要复杂得多。

记者:那么院系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在什么地方?我们中文系看好的新人,学校还会有额外的限制吗?

陈老师:是的,但我们会据理力争。去年我就为进人问题跟学校人事部争得很厉害,最后学校还是让步了。我一直感叹,一方面学校各职能部门的权力太大了,另一方面该管的又没有管起来。举个例子,我的母校中山大学评“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根本不跟院系商量,校长组织一个小班子讨论,再向若干著名学者征求意见,就这么定了。这样的事情,若让院系来讨论,必定打得一塌糊涂,最后伤了一堆人,效果还不好。如果招聘的是年轻教师,到底招什么专业,如何衡量,按什么标准录用,这应由院系来把握,不该交给人事部裁断。学校的事千头万绪,哪些院系做主,哪些职能部门负责,哪些属于校长直接掌控,就怕理不清。若大家都管,肯定管不好。

记者:现在人文学科有一些老师对“尽量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校任教”这个政策有意见,您是怎么看的?

陈老师:我是赞成这个规定的。没在院长系主任这个位子上呆过,对这个问题体会不深。允许留自己的应届毕业生,必定是院系里谁强势谁说了算。老教授说要立“学统”,名教授说要建“团队”,中年骨干则不冷不热添上一句:课总得有人上吧。这么多专业方向,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趣味,你听谁的?再说,博士刚毕业,成果一般不太多,不同专业的教授很难一致认定谁最有发展前途。两三年甚至四五年后,是骡是马,那时该表现的也都表现出来了。为了坚持这一制度,看准好苗子,可以送出去做博士后,再招回来。这些年中文系招聘进来的年轻教师,好多是北大毕业的,只不过都经过了一番外面风雨的洗礼。当然,之所以这么做,也有回避矛盾的意图。若允许直接留校,必定演变成为“拼导师”,进一步激化院系内部矛盾,影响教师之间的团结。最好的办法是,若干名校联合起来,达成某种默契,选才时互相支持,也互相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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