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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访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二)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855

二、“山高水低,安居乐业”:什么是好的教学管理制度

记者:北大中文系一直有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治学风气。现在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教育中出现了很多功利化的因素。系里有没有教学不太用心的老师?

陈老师:当然有,但要系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很难。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四年,任期很快就要到了,总结这四年没有达成的目标,第一条就是:“以教学为本”无法真正落实。我解决了教师必须上课,但上课效果如何、用不用心,就不能保证了。这不是中文系的问题,也不是北京大学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学的问题。我认识的国外教授,就教学而言,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

当然,也有许多老师教学很认真,我有事找他们,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换个时间吧,我下午有课,现在得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上课前要酝酿情绪,这样,走上讲台时,才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学生。我的妻子夏晓虹也是中文系老师,“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了,每次上课前,她都还紧张,需要认真准备。一方面,北大学生很敏感,也很挑剔,你讲得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另一方面,教师们拒绝“老生常谈”,希望每次上课都能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新的表达。

现在的问题是,整个评价体系里,教学所占的比例太小了。我们往往更看重教师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学态度。研究成果如何,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且容易有定评;至于教学好坏,相对来说比较“虚”。到了晋升职称或学术评奖时,除了一些极端状态,教学好坏不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了老师们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那您看对于教学来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公平的评价办法?

陈老师:北大试验过两种办法。第一是请老教授听课,帮助把把关。这措施本来很好,但现在取消了。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或仍勤奋著述,或正颐养天年,如何保证他们参与教学评鉴的积极性,是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大学,不少退休教授生活比较拮据。早年薪水低,没多少积蓄,退休后收入锐减,生活压力大。所以,如果学校还想推行老教授听课制度,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权益。还有,如何保证他们的意见受到尊重,他们的经验得以发挥,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教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何培养年轻教师,各大学都有明确规定;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工作的时候,还隐约可见这个传统。即每位年轻教师入职后,系里会指定一位老教师“传帮带”,直到几年后你能站稳讲台挥洒自如为止。今天不一样,招进来了马上排课,老教授没义务带,青年教师也没兴趣学。

第二个办法各大学都在实行,即让学生给老师打分。不同之处在于,有的学校所有课程都打分,有的则限于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但这也有问题,因为大部分学生不是从教学目标能否实现,或自家学术成长的角度来评价课程,更多考虑的是好听不好听。有的课很好听,学生们上课时很开心,但没什么实质内容;有的课程本来就比较难,学生学起来很吃力,又拿不到高分,自然评价不高。所以,学生打分只能做参考。如果过分强调学生打分,会导致老师们都去开轻松的课,且尽可能给高分,以讨好学生。上有决策,下有对策,既要拿高分,又不想影响学业,学生们于是“选修”比较善良的,“旁听”真有学问的。但凡学问好且要求严格的教授,其课堂上必有一半以上是旁听生,原因就在这。

要求必修课的分数正态分布,这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仍有老师拒绝这么做,理由是他那门课学生特别优秀,且格外用功。另外,中文系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这些课程难易程度不一,全都要求成绩正态分布,也不太合适。

教学评估很难,但这不是教学管理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大学本就是山高水低,应任凭学生自由发展。这是大学不同于中小学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能千方百计“扶正气”,提倡好的,标榜高的;但如果希望“令行禁止”,那做不到,而且也不应该。我不太听校长的,中文系教授也不太听我的,这正是好大学的特点。反过来,如果校长、系主任特别有权威,一言九鼎,你一说老师们就都跟着做,那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分的“步调一致”,会导致一个系或者一个大学的风气跟着领导人的好恶而随风起舞,漂浮不定。北大不会倒,就是因为有一批很有个性、特立独行的教授,他们自有主见,不听你领导“瞎指挥”。我仔细观察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北大历经诸多摇摆,但主体风格始终没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北大管理很宽松,这确实也有问题;但适当容忍这些缺憾,恰恰塑造了我们相对自由的学风。我对学问比较挑剔,当系主任之后,很多人以为我会大刀阔斧地调整。我说不会的,应该是不断微调,小步快跑,这样才行。在北大这样的地方,即便你知道问题所在,也有好的对策,若急不可耐,硬要一夜之间扭过来,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记者:国外大学在教学评价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陈老师:从世界范围看,研究型大学评价一个教授厉害不厉害,主要不是看教书,而是看研究成果。北大从国外招聘著名学者,首先看的也是研究能力。我们的问题是一窝蜂,不同大学之间没有分工,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以美国为例,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不一样。文理学院专注本科教学,要求你首先是个好老师,然后才是一个好学者。研究型大学如哈佛、耶鲁等,确实更注重学术论文和著作,教学方面不像文理学院那么讲究,那么计较。人家是文理学院和文理学院比赛,研究型大学跟研究型大学竞争;中国则所有大学都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就导致那些很难量化的“教学”,在整个大学中的位置明显下降。

记者:就综合性大学而言,为何我们的教授普遍比较浮躁?

陈老师:中国大学之所以格外浮躁,很大原因是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了。教授从学校里获得的报酬,很可能比不上从外面得到的,这就使他/她很难安心教学。我曾经说过,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正业报酬太少,副业收入太多”。

国外及港台大学的薪金制度比我们合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讲座教授,他们给我的薪水很高,但有一点,以后学校让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再有额外报酬。而我在北大教书,正式薪水很低,但有这个补贴那个奖励,合起来高于基本工资。目前全国大学都是这个样子。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当局可能设想,不涨薪水,而改用津贴及课题费来补偿,这样便于管控,也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这有点儿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怕各行各业互相攀比,不敢给大学教师或公务员提薪水,采用各种名目补贴。于是,如何报销单据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样的制度设计,等于逼着所有人造假。这很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

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们大家现在都“生活在别处”。以大学为例,门卫在读书,学生去打工,教授在走穴,老板来讲课,校长做课题,官员忙兼职。在一个正常社会,本应各司其职;你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副业”不能成为“常态”。否则,所有的人都不敬业,事情必定一团糟。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大学里老师们教学不够用心,是整个大环境决定的,不是几句道德说教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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