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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道路,知识人生——访中文系葛晓音老师(一)

guo  2012.12.26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5,374

摘要:葛晓音老师在大学、研究生期间得到名师指导,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并耳濡目染了前辈大师的治学风格与教育责任感。葛老师在自己以后的教学生涯中,精心设计课程,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教学方法,注重师生交流,启发学生思考,提升文学素养,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葛老师还根据海外访学和执教的经历,对北大中文系的教育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最后,葛老师对古代文学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如何学习并继承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与体会。

 

一、学而不厌:渴望知识,珍惜时间

记者:葛老师,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能请您先谈一下您的从教经历吗?

葛老师:那就先从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大学谈起吧。

我是1963年上的大学,当时是北大中文系最鼎盛的时期,名师如云。像语言学方面的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文学方面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他们都是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那时候选修课还不占很重要的比例,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

对我们文学专业来说,最重头的基础课就是中国文学史了。那个时候,现代文学还没有形成像现在这样完整的体系,所以古代文学史非常重要,我们要上整整两年。首先是名师本身的风格和学识对我们的熏陶,已经有过很多回忆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对学习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时师生交流的气氛非常融洽。上课以外,任课老师每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晚上要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解答疑难。那时我是文学史的课代表,林庚先生住在燕南园62号,我还常常陪着林先生到学生宿舍去。因为当时女生很少,大家就都集中到32楼男生宿舍。有八个人的稍大一点的寝室,大家都挤在一起,有的还爬在上铺来听。六十年代,大家都非常积极,特别愿意来听,可以近距离地与老师交流。因为传统的师道尊严,学生对老师还是有一定敬畏感,可是一到寝室里来,马上就觉得距离拉近了。

记者:为什么不到教室或者办公室呢?

葛老师:六十年代学校教室很少,那时候勺园、静园还都是一大片稻田,现在的图书馆还是一片操场,北边是一排平房,是北大附小的地方。就那么几间教室,所以学生宿舍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场所。那种辅导也比较随便,同学可以随便地提问,也可以谈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现在还是很怀念那个年代,记得有好几次雨夜,林庚先生还打着伞来给我们辅导。

记者:那时候同学们都关心什么问题?

葛老师:基本上还是文学上的一些问题。老师规定我们课余时间要读好几本文学史参考资料,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就有很厚的两本,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文学史基础课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作品和文学史到底应该怎么结合。因为课时有限,涉及内容又特别多,很多内容在课堂上不能展开,如果仅从一个“史”的线索贯穿下来是不够的。很多老先生觉得我们同学作品读得太少了,所以希望同学们多读书,这样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记者:您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业有没有受到影响?

葛老师:影响很大,这是几代人的重大损失。我的大学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学习——那时候是五年制,但一年四清(编者注:即四清运动,是1962年底从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政治运动。“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再加两年文革,整个耽误了。文革结束后人才严重不足,所以78年就从我们这些老三届——68、69、70级这三届中招一批人回来“回炉”。中文系大概有200多人报名,最后录取了25个人。第二年我们都考研究生了,就是79级的研究生。

文革结束后的几届学生学习热情特别高涨,一方面是现实的需求,另外也是历史的原因。

我们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去了边疆,主要是黑龙江、内蒙、青海、新疆等地。我报名去的新疆,先后在农场、中学、政府的宣传部门、自治区妇联工作过,后来因为甲状腺疾病,调回内地――河北兴隆县,在县文化馆里呆了三年。那是一个什么书都看不到的时代。文革时期反文化反教育,大学还没毕业时,宿舍里的书籍已被人洗劫一空。记得我当时好不容易从垃圾堆里捡回了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到了新疆的时候,也是什么书都看不到,但大家求知的天性却不会完全被遏制。我们在劳动之余就把千方百计找到的书交换着来看。零星保存下来的书籍,数量很少,质量也不高。碰到我喜欢的古典文学之类,我就借来抄下来。那时候抄了很多东西,抄了很多古典诗词作品选,还抄了很多英语的教材,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全套教材都是我手抄下来的。

1978年回到大学之后,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丢失的十年赶回来。那个时候回来的78、79级研究生,年纪也都很大了,我在他们当中还不算是太老的,像钱理群老师比我都大六、七岁。本科生也是一样的,学习特别拼命。也正因为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所以以后无论遇到多难的事儿,我就想,再难还有那个时候难吗?所以我都可以坚持下来,在科研上也一直坚持下来,始终不放弃。我想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正面的收获就是这一点了——觉得知识特别可贵,也特别珍惜时间。

不光学生,老师也恨不得把自己平生所学,一股脑地教给学生。为了给学生多讲一些作品,在晚上主动加课,专门讲作品。我记得我的导师陈贻焮先生,他住在未明湖北边的镜春园,有一天晚上过来给同学们讲唐诗,下着大雪,路上还摔了一跤。

我们系是一个传统学科,要求有非常厚实的基础。事实也证明了,真正下了功夫的最后都受益匪浅。我的大学同学都已经六十多岁退休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都说在北大印象最深的两门课,一门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有一门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这两门课都是要上两年,学得非常扎实。

记者:您自己做教学工作时还有这些传统吗?比如到学生宿舍辅导?

葛老师:这种教学方法很好,所以八十年代我留校以后也仍然在坚持,但效果就远远不如六十年代了。再后来,学生一听说到老师要来辅导,都跑掉啦,一个空屋子或者只有两三个人,这个制度自然也就消失了。

特别是198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北大新生要先军训一年,招生质量和数量也都受到影响,学生学习热情就淡薄了好多。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就只剩下大课了,加上老师们都住得比较远了,师生之间那种热烈的交流场面就再也难见到了。

记者:基础教学的“滑坡”,会影响人才培养,也进一步影响学科发展。

葛老师:是。我刚刚留校的时候,讲稿写完了以后,教研室主任一定要审查一遍并提出意见,比如哪些地方份量的多少,哪些地方不合适,逻辑安排是否合理等。现在都是老师上去各讲各的。据我所知北大“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还是比较好的,其他一些学校,包括很多名校,“古代文学史”简直是五花八门。普遍的问题是很多大学的中文系都讲不完基础课规定的内容,经常有朝代上的跳跃,这样就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全面。基础课跟选修课不同,基础课要能够保证知识结构的完整、全面和系统,老师不能根据自己对某段研究的多少来安排内容与份量。

在我们那个年代,古典是中文系的王牌。现在整个中文学科本身就不受重视,古代文学在中文系也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同学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现当代文学。尽管现当代文学的时段很短,加起来也就一百年,但毕竟它没有语言障碍,各方面离现实生活也比较近。研究生的选择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些比较聪明的同学都愿意选择现当代、文学批评还有比较文学等等这些比较新兴的学科。没那么辛苦,也容易“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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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三无屌丝 说道:

    三无屌丝路过,博客不错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