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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部比较完整而可信的北大校史(张翼星,上)

guo  2013.03.29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672


编者按:一个人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一个国家的历史观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现实政策。清理历史债务、继承历史遗产,才能真正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喧嚣声中,北大的确应该认真疏理一下自己的历史,以确立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动指南,否则只靠一些肤浅数字的追求,一些似是而非“与国际接轨”的举措,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恐怕是南辕北辙。大学不是政治和经济的工具,而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的源泉,回归学术与教育的本意,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张翼星教授是典型的北大人,其生命与追求就是北大精神的一部分。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但却几十年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地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真正热爱北大的人,必然能够正视北大存在的问题。希望张教授的意见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得到大家的共鸣。

 

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有着光荣革命传承和深厚学术积淀的大学。它走过了一百五十五个年头,却没有留传下一首为广大师生所公认并乐于传诵的校歌或校训,特别是没有写成一部比较完整而可信的校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998年,在迎接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我曾提出“八点建议”的首要之点,便是“研究和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校史”,我认为“应当侧重于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文化建设的角度,追溯北大光辉而曲折的历程,揭示北大和教育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此事仍然付之阙如。

 一、现有校史的缺陷

是的,北大是出版过校史的。比如,1988年曾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萧超然等先生所著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不过这本校史只写了1898年至1949年的历程,解放后的60多年更长而更为曲折的历程,是完全缺失的,显然不是一部完整的校史。的确,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搜集了丰富的史料,以诚挚的心态试图再现那个战争与革命年代北大走过的道路,应当说是一份值得尊重的成果,仍然是可读的。然而这本校史(以下简称《校史》)已经落后于北大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并且存在以下的缺陷:

1.  是按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分期来写的。这种写作体例并不适合于北大校史。北大并不是党校或“华北大学”这一类的学校。北大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分期,这种分期应当通过对北大校史的深入研究来揭示和呈现。只有按照比较恰当的历史分期来撰写,才能真正写出反映北大特色与个性的校史。

2.  基本写成了一本学生爱国运动史。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北大学生如何参加这些政治运动,成了全书写作的重点,篇幅几乎占据了2/3;教学状况,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反而成了陪衬,只占较少的篇幅。这与北大这所大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是不相一致的。诚然,北大校史确有爱国传统的一面。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社会转型的要求。“北京大学”的名称,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即1912年确定的,不过那时还称“北京大学校”,首任校长是严复。严复也是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1917年,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后,便积极主张并坚决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并且在体制和观念上励行改革,使得北大人才云集,学术兴盛,思想活跃,面目一新,很快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在以后的历次爱国学生运动中,北大人往往都是积极的倡导者或参与者。诚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注:1) 马寅初曾把北大人的这种真诚爱国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表述为:“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注:2) 其实,在我国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少大学都具备这种特性,只是北大颇为突出就是了。这是由于多种因素决定的:一是青年人血气方刚,好见义勇为,易于激起爱国热诚;二是大学师生思想敏锐,有文化自觉,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三是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酿成评判性的新思潮,勇于挑战旧的制度与势力。然而,北大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却不应模糊和混淆。大学并不是政治运动的场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或者说,“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注:3) 蔡元培在19171月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更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这是对大学性质的精辟界定。蔡元培的高等教育观和大学理念的基本思想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他希望教育不受宗教或政治的干预。当然,在现实社会里,我们很难设想教育可以完全脱离政治,但教育要完成研究科学和培养新人的任务,就应当尽量避免过多的外在干预。政治的需要是短暂的,学术的追求是恒久的;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或迷信,学术的基础是理性或真理。学术问题贵在严谨治学与自由探讨。正如冯友兰所说:“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注:4) 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2212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并没有提学生运动,而却批评了北大“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说:“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北大光彩熠熠的历史,固有其政治风云的一面,但最主要的,还是教学的质量与成就,学术的创造与贡献,人才的聚集与涌现。所以,把北大校史基本写成学生爱国运动史,是值得商榷的。

3.  对待校史上某些重要人物的认识与估价,有失全面和公允。比如曾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曾任代理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曾任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解放前首任教务长,解放后首任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等。《校史》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活动与作用,偶尔提到他们时,也是简单的批评与指责。尽管对他们某个时期或某些方面的政治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但从校史的总体视角看,他们个人的学术成就,对北大教学,科研,培育人才等方面作出的艰苦努力和积极贡献,是有目共睹,无法否认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而合理的评价。这才显示应有的学术风度。而且,我们既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蔡元培的巨大作用与贡献,对于他长期的亲密的合作者,辅助者或后继者,又怎能完全不顾或一笔抹煞呢?北大校史上的蔡元培又怎能孤零零地一人在发挥作用呢?

4.  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成果,重要著作有简单而言过其实的评判。比如对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著《新理学》和整个“贞元之际六书”,《校史》中说:“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注:5) 这显然言过其实。冯友兰写“贞元六书”的初衷是什么呢?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 就是说,“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回来。”(注:6) 正如冯友兰的女儿,当代著名作家宗璞所说:“‘贞元六书’表达了父亲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及对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注:7) 再看冯友兰的弟子陈来教授在《冯友兰文集》的一篇序言中指出:“‘贞元六书’的体系,是古典中国哲学传统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新发展。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民族生命转折时代的哲学见证。‘新理学’的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之一。” (注: 8)  又如对钱穆在1939年所著《国史大纲·校史》中说,“这是一部观点荒谬的历史书”,“流毒很广”(注:9)等等。实际上该书同样撰写和完成于艰苦的抗战时期,表现了作者对于民族的忧患意识,全书53万字,成为当时普遍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绝非偶然,正是由于受到当时学界的高度重视。尽管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该书内容与结构的安排,可能有倚重倚轻的偏向,某些学术观点,也可商榷。但从总体上看,作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是充满自信的,并且不为西方文化所左右,而仍能在维护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民族自强和抗战胜利的光辉前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有的这部《校史》,是费了力气,下了功夫的,是有成绩,有基础的。但也存在某些缺陷,又特别缺少解放后的部分,还是很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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