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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语言和语文教育——访中文系陆俭明教授(上,一)

guo  2013.03.29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323

编者按:陆俭明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他学问渊深、广博,胸怀坦荡,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对学生亦师亦友,在北大和整个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声望。陆老师在北大从事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工作5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在本次采访中,陆老师从他读书、求学的经历,谈到“多从学生角度考虑”的课程设计思想,并阐述了能有效提高语言修养的读书和教学方法,以及目前语言、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道理深入浅出,事例信手拈来,展示了一代名师的风采。

一、成长经历:勤奋好学,随遇而安

记者:陆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苏州人,能先给我们讲讲以前您家乡的情况吗?

老师:我的老家在苏州吴县,现在是苏州的吴中区。吴县可以说是由太湖中的两个小岛构成的。一个叫洞庭东山岛,简称“东山(岛)”;一个叫洞庭西山岛,简称“西山(岛)”。我家在东山岛上。我们那里最有名的产品是碧螺春茶叶,正宗的碧螺春茶叶是我们家乡产的。“碧螺春”这个名字是康熙皇帝给起的。1628年康熙皇帝到苏州巡视,喝了这个茶,觉得甘甜香醇,在皇宫里面从来没有喝过。据说史书上有记载,皇宫里给皇帝喝的茶都是陈年老茶,不给他喝新茶的。为什么?因为喝了好的他就一直想要好的,但皇帝不明白农时季节,要是找不来,皇帝一不高兴,臣子可能就要人头落地。康熙喝了这个茶后觉得口感太好了,就问旁边的知府:“这是什么茶?”知府告诉他,当地人称这个茶叫“香吓死人”。康熙说这么好的茶怎么用这么个粗俗的名字,苏州知府就拍马屁请皇上御赐。康熙一考虑,说“碧螺春”。这个名字真的很好。

记者:您小时候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老师:我有两个哥哥,一家五口人。我们是住在乡镇上住,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屋,家里比较穷,时不时搬家。我父亲是个店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售货员。我父亲长年在外,他在长江口的崇明岛南堡镇的一个布店里当店员。崇明出棉花,农民都纺纱,织土布,卖土布。在一个乡镇小店里当店员,能有多少薪水,再说那时40年代社会动荡,时不时会有些小店关门,我父亲也就常常失业。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苦,主要靠我母亲帮人家烧菜做衣服维持生计。母亲就是帮大户人家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时候烧菜、洗衣服、做衣服。我母亲针线活做得相当好,不管是布的、绸缎的、皮的、丝棉的,也不管是单的、夹的、棉的,什么衣服都能做。但一般来讲,烧菜做衣服这些活计都集中在传统节日,平时不多,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跟着我哥哥去挑野菜,拔竹笋,采野果,才能勉强糊口。当然小孩子并不觉得苦,做这些事情都觉得很有兴趣。

吴县是出人才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状元,也有不少人在外做官,所以地方上对诗书礼仪比较注重。家里尽管经常穷得没饭吃,还是尽量会让孩子,尤其男孩子读一些书。我听父亲说他念过两年私塾。我母亲是文盲,解放后进扫盲班自学认了些字,可以自己记个账。我的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后,就去当了学徒。学徒工是很苦的,头三年没有工资,每个月只管吃和住,实际上是当家奴,什么给师傅家里倒痰盂倒夜壶这些事情都要做。我小学毕业前已经联系好去苏州当学徒,结果四月份解放了,我大哥二哥来信说:“千万不能再让三弟当学徒了,现在解放了,一定要让三弟继续读书。”由于我父亲在崇明工作,所以我小学毕业后就随我母亲到崇明,考上了崇明南堡镇的民本中学。

记者:能介绍一下您上中学的情况吗?

老师:因为家里穷,父母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好好读书才有出头之日。这样我在学习上就比较用功,上小学时各门成绩都不错。民本中学是私立的,1925年由邑绅杜少如、施丹甫等筹办,1956 年转为公立。“民本”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学校收费不高,但教员起码都是大学毕业生,学问很大,而且都是很尽职的老师。初中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名字记不得了),宜兴人,讲课特别精彩,有声有色的,我们特别爱听。我还记得当时他讲《白杨礼赞》时,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一排排一株株”中,既然说了“一排排”了,为什么还要说“一株株”?他分析其中的用意,我们印象很深刻。高中教我们物理的张珉老师也很厉害,一道题他一看就能心算出结果,而教我们数学的黄彦修、龚镜澄老师,手画的几何图形像是用圆规、三角尺画的那样标准。

我在民本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功课都不错,数理化和文史地都很好,总是年级前三名。高二起,我做了学生会宣传部长,全校的墙报黑板报都由我负责,有时也给上海市团委的《青年报》写首诗、写个报导发表一下。考大学时,开始是想报考清华大学电气系,因为解放的时候最吃香的是工程师,特别是电气工程师。但在高考填志愿时,校长和班主任找我说,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我们希望你能报考文科。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的就是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特别对我来说,对党一直有一种感恩之心,因为解放才让我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二话没说我就报了北大中文系。

记者:大学您是怎么选择语言学专业的?

老师:我考北大中文系是为了想当作家。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了大量的苏联翻译小说,什么《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团的儿子》、《古丽娅的道路》等等,都是有关二次大战卫国战争的题材,都写得很好。可是我们自己国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有出一部有关这两场战争的小说。当时出版的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都是写农村的。所以我就想考文科当作家。

在北大中文系开学的迎新会上,系主任杨晦先生对我们说:“你们到北大中文系来都是想当作家的吧?我先给你们泼一盆凉水,中文系从来不培养作家,因为作家需要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中文系培养的是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想着不能当作家了,那就研究文学吧。我们那时本科念五年,前两年不分专业,到二年级结束后才分文学、语言的不同方向。当时好像只有一个人报语言,其他都是文学。那个时候中文系领导就动员我报语言专业,我说报就报吧。后来很多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走上语言研究道路的?我回答总是只有一句话:服从组织分配的结果。但我后来一直觉得研究语言这条路很好。语言研究虽说属于人文学科,事实上跟自然科学更接近,因为语言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语言结构的现状与历史发展变化,并作出一定的解释。这样的研究特点似乎更能发挥我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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