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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观——访中文系钱理群先生(四)

guo  2013.03.29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695

四、为未来写作:“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您曾经说鲁迅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别人写的,那么您的写作对象主要是谁?

钱老师:我的写作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术界,另一类就是专业范围之外的普通民众,这也是我自豪的一点。我把自己称为“幸存者”,因为许多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还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现在没有发言权。而我是北大的教授,虽然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我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因此我常常感到背后有一些人在看着我,我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他们写作。

我这些年还形成一个思想,就是为未来写作。我关注的许多问题比如“大跃进”和“文革”,一是当局不允许研究,另外当下的青年人也未必有兴趣。但是我相信未来总有一天,一些人会关注这段历史,我的责任就是记下这段历史中当事人的一些感悟,为后人理解、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方便。我退休后写的很多著作,已经超出了学术、超出文学的范围了。我实际上更关注民间思想,关注中国历史,这些著作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青年写的。这些书现在都不能在大陆出版、发行,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事情。

记者:鲁迅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悲观的战士,他因为绝望而坚持。那么您觉得您对未来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钱老师:这就是我和鲁迅一个很大的差距。鲁迅的悲观感、黑暗观是生命存在本体论的悲观和荒谬,他的《野草》就是很典型的表现,而我始终没有达到这种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我思考的更多是历史和现实的所在。经常有人说:“钱先生,我看您的著作和亲自见到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您著作,想象您是非常悲观的、愁眉苦脸的,但是见到您本人,却觉得你是很乐观的。”这可能也是我的特点,我一方面有很深的忧虑,但另一方面我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我在做具体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都是很快活的,很兴奋的。

记者:您是理想主义者,追求所有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人的奴役压迫,您觉得这有实现的可能吗?

钱老师:我很明确地说这是彼岸理想,事实上永远也达不到。因为奴役关系是不断在产生的,甚至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同时带来新的奴役关系。过去的例子是电视,眼前的例子就是网络,对网络的依赖带来了对人新的奴役关系。现实社会是一个奴役关系不断产生的社会,“反对一切奴役”只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批判的彻底性,我对一切奴役关系的产生都进行批判。我不仅批判中国社会主义的奴役关系,我也批判资本主义的奴役关系,而且我还批判未来社会的奴役关系,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鲁迅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此是永远的批判者,同时也就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第二,真正的知识阶级是同情平民阶层的,或者说就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也是我的真实写照。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我对社会的要求也就是允许我发出声音来,使得大家做事情的时候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不能改变社会,也无法改变别人,但我只要能使人稍微清醒一点、节制一点,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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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缴蕊,张迿

采访时间:2012年6月30日, 下午2:00-4:30

录音整理:张迿

文字编辑:赵大宇 郑玉婷 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3年3月20日,通过电话与钱理群先生确认,同意发表。

 

附:钱理群先生简介
钱理群先生,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导师。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重庆,祖藉浙江杭州,父亲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1949年父亲隨蒋介石迁台,钱理群与母亲留在南京,从此一家未能团圆。

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亲历反右运动。1958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中等专业学校教书,一待18年。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到底,从未当过一天逍遥派。1971年林彪事件后,开始反省文革,自许“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民主出路。

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攻读现代文学,决定以学术作为志业,致力于鲁迅和周作人研究。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并留校任教。

北大任教期间,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话说周氏兄弟》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1985年与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

2002年退休后,再次走入民间,关注农村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青年志愿者行动,同时从事民间思想史研究。2004年到南京师大附中(母校)任教。2007年于香港出版的巨著《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刻画出反右运动中“右派兄弟姐妹”鲜为人知的精神面貌。同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呈现出一位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挣扎和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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