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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观——访中文系钱理群先生(一)

guo  2013.03.29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4,460

编者按:钱理群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是北大讲坛的一面旗帜,他用心灵与学生沟通,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以自身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钱先生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深度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希望本文能给读者以真正的启发。

一、大学讲坛:与学生心灵的沟通

记者:非常感谢钱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北大的讲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听过您的课或讲座是很多同学引以为荣的事情。我看过一些您的教学录像,感觉您在讲课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把文学作品中不合常理、有矛盾的地方提出来,让听众跟着您的思维深入思考,这应该是您教学方面很突出的特点。另外您几乎不看讲稿,是否说明您讲课中有很多即兴发挥?

钱老师:很多人觉得我上课随便讲就可以讲很好,其实大家都误会了,我是精心准备的,有详细的讲稿。讲稿大概分为两类,一种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列一个详细的提纲。我曾长期担任过中学教师,所以养成了上课前要做充分准备的习惯。不仅讲课内容,包括板书写什么、怎么写、写哪里,哪些需要长期留下来,哪些写完要立刻擦掉,我都预先要设计、规划。

我在中学教了十八年,在北大差不多也教了二十年了。大家看我上课很轻松,其实我几乎每一次上课、每一次演讲都很紧张,尤其是刚开学面对新学生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非常强调和学生交流,不一定就是提问题或讨论,我时刻观察学生的反映,看学生的表情,要求自己跟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每次学生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上课我都有新鲜感,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一种期待,所以才会紧张。如果课前有时间的话,我一般会去未名湖边上走一走,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到最佳状态上。我上课时很兴奋,充满了激情,甚至有时候还手舞足蹈。学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他们曾经开玩笑地说上课就看我出不出汗,我汗出得越多,就说明这课上得越好。作为教师必须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学生面前,也包括衣着,在学生面前至少要做到整洁,不能够蓬头垢面。

记者:我理解您的教学达到了一种很高妙的境界。虽然可能是您一个人在讲,但就像指挥一个乐队在演奏。

钱老师:确实有不少同学说过听我的课好像处在一个“气场”中一样,我一坐在那儿就能把学生“罩住”,他们始终能感到一种吸引力甚至“控制力”。孔庆东(编者注:原来钱老师的学生,现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以前听我课的时候,一开始是坐在第一排,但后来他就坐到教室的角落里去了。他说他要反抗我对阅读和思想的控制力,但又舍不得不听,所以只好离我距离远一点。还有一个学生曾经说:“钱老师,您课上得太好了,听完您的课我们宿舍整整一个星期都在谈论。”因为我的课信息量太大,他们需要用一个星期来消化。这也说明我的课是有局限的,没有给同学留下足够的自由思考空间。

记者:我觉得您有点多虑了。您这是专业教学,不是宗教或政治的说教,学生会通过其它阅读和课程听到不同的说法,他们自己会思考。再者,您也说过“只有进得去才能出得来”,不经过痴迷就难以有真正的认知。再请问您在教学的方法上有什么讲究吗?如何才能调动整个课堂气氛?

钱老师:因为学生的不同,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会有相应的调整。比如像我今天上课,因为面对的是重庆八中的骨干教师,他们本身的水平就比较高,对我的期待也很高,我讲课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这些特殊性。我今天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教育在培养“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这样说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吓到了,他们也许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把他们的注意力抓住了,整堂课的气氛也被带动了,这就是一种讲课的技术。一般我讲课会有铺垫,然后逐渐推进,最后到一个高潮,但今天讲课就出奇制胜,没有铺垫,开门见山。对这种讲课策略我是反复考虑过的,觉得对于这些教师们可能是适合的,结果也是这样。

记者:在北大教学的二十年中,您对您的教学有不太满意的时候吗?

钱老师:就课程本身而言,不太满意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事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跟当代大学生交流起来有一点点困难了。我的上课方式和授课内容要求和学生进行完全的交流,可是现在的学生很难进行直接的沟通。虽然听我课的人数依然很多,上课的效果看起来也一样,但其中已有很微妙的变化。我在八十年代上课的时候,学生年龄比较大,他们经历过文革,可能是因为有着类似的社会经历,所以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密切和感人。甚至我讲着讲着就会有学生哭,我也可以把情绪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师生之间有一种心灵的融合。到了九十年代我再讲鲁迅,学生中就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认同我的观点,认同我们需要鲁迅;另一派学生就觉得我们应该把鲁迅送入博物馆,尊敬但不再需要他。学生之间的这种争论其实是跟自身生命的选择连在一起的,有人选择责任与思考,有人选择轻松惬意的生活。这种分歧已经不是你讲课讲得好坏的问题。再后来的学生可能就更多地是在看我一个人“表演”,他可能也会欣赏和赞叹,但已经没有真正的心灵相通。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我不是纯知识的传授,我追求的是精神的传递和交流。

记者:关于学生的变化,您能举个例子吗?

钱老师:这几年我在北大有两次讲演的经验,都让我很失望。一次在中文系,讲座题目是“民国那些人”,讲民国那一代人的选择,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二天我就接到两个学生的电话。一个学生说:“钱老师您讲的太好了,我想请教您的演讲技巧是什么?您用什么样的演讲技巧吸引这么多的学生?”他不是和我讨论内容和观点的学术问题,而要求的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东西,这和我的教学就没关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另外一个学生说,“我昨天晚上听了您的课,一夜没睡好,我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北大’。”能引起学生的感动与思考,这是我教学的目的。我理解的北大传统,北大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校,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精神追求。

另一次就更让我啼笑皆非了,也是在北大,一个公司请我去做的演讲,题目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我讲得很投入。讲座后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钱教授,我一到北大,北大的学长们就告诉我,你在北大三年四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很好的人脉关系,这样有利于你将来的工作。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建立这个人脉关系,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 然后又有一个女孩子说,“钱教授我现在很苦恼,我的时间不够用,每天总有一些事情要占用时间。我的房间总要花时间打扫吧?我总要到商店、去逛街吧?我的同学们开生日派对我总应该参加吧?那么我还有时间读书吗?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的时间,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  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几十年教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要求,我真的是不知所措,所以我感觉北大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或者像鲁迅说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牌位,他们的需要已经不是我的本意了,因此我非常庆幸我退休了。

记者: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需要您。也像鲁迅说的,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寂寞,您也要不断发出声音。

钱老师:鲁迅曾经讲过“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我可能更适合于那些在想问题的学生,而不太适合于“玩着的”、“睡着的”学生。我不是说“玩着的”、“睡着的”学生就不好,因为人什么活法都可以,人有各志,只要不去妨碍他人,那就没关系了。主要是由于我现在有点名气,也就成了看客被看的对象,这令我非常不舒服。我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而不是被大家看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拒绝了公开大场面的演讲。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社团请我去演讲,我就跟他们说最好能不贴海报,也不张扬,就是请你们社团里的成员,或者你们的朋友来和我座谈。结果就采取了我建议的方式,大家交流得非常愉快。

记者:您很在意学生是否认同您的观点吗?

钱老师:我不需要学生接受我的观点,而是能和我交流,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真理。我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质疑的人,我希望通过课程让学生们对原来某些定式产生怀疑,继而和我讨论,这才是我希望的。但是我退休之后就有一个自我选择,我讲什么、跟谁讲,都按照我的要求,因此一部分人就不属于我关心的对象了。

在我快退休之前,有个学生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他说:“钱老师您知不知道您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您对我们最大的触动不在于您在课堂上具体讲什么,而在于您讲课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到您还在坚守您的理想主义,坚守您的启蒙主义。这使我们知道人还可以那样活着,尽管我们不一定选择您的道路,但这本身就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 其实我觉得后期在北大可能主要起这个作用,也就是描述另外一种可能性。人需要有各种活法,社会需要有各种观念,除了“主流”意见外,还得有一种“非主流”意见,否则学生只知道这一条路,其实也很危险。我曾经开个玩笑,说我自己是北大树林里的一只乌鸦,一个树林里必须有喜鹊也有乌鸦,这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北大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容不同选择、不同理想、不同追求的老师,而且很多老师都很强大,这就使得学生有一个选择和吸收的余地。

记者:您对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钱老师:我常常和学生说,大学和中学不是一回事,不能用中学的那一套来上大学。大学学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要有独立的选择和思考,不能老是背课本,否则这一辈子就太可怜了。北大的学生都是“身经百战”的,应付考试很容易,所以你得分清楚哪些课是我必须学好的,有的还得更深入地学,哪些课及格就行了——至少在这方面要有独立自主性。

另外,我也一直都跟学生说,大学里面关键要学会自由读书。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自由读书的时间,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时间来自由地读书,这门课老师教得好不好其实并不重要。大学和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决定学生命运,大学未必,即使老师不好,你好好自学就是了。

上大学固然是求知识、求技术,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观奠定基础,这是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生观和信仰的建立不是空想出来的,而必须建立在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所以你必须广泛地读书,而且重点应该是经典著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你会找到一两个你自己更接近、更欣赏的经典人物,应该把他的著作读得更多,甚至要有一点研究,这会成为你终身某种精神的源泉。譬如鲁迅对我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找鲁迅,但你的精神要靠一两位大家来维持。

还有一些基本的技能与工具也要在大学里掌握。比如语言能力,要在外语和中文上下大工夫,这是日后学习的终身伴侣;通过读经典著作掌握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大学生还应该适当地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志愿者服务,包括到农村去接触一下中国社会的底层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经历会丰富你的思想。

大学里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知识更新很快,但你有了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就会发现知识“万变不离其宗”,不用担心落伍。

记者:人文学科很多老师强调阅读原著。但我觉得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光靠自己理解不出来,看了一些名家的解读后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老师:我主张先读原本,找到第一感觉,多少有点自己的看法之后,再去读读别的解释。不要一开始不读原著就去读别人的解释,别人的思考代替了你的思考,这样你就很难自己思考了。

 

1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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