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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作者:郑尧,王叶,黄重风等)

guo  2009.01.01   特色课程   1条评论 总浏览数:6,963

摘要:“性别”两个字的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从开始的性学知识,到后来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民主、及社会性别,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变化,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女性学者,参与到了性别研究的领域里。然而,当有人问到“你是女权主义者吗?”的时候,许多人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人们在努力为“女性”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合理的权益的同时,却对“女权”显得有些敬而远之。女性的躯体是不是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女性的?妇女的自我概念是不是能够脱离他人而存在?那些宣传丰乳肥臀的广告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性别欲望和权利机制?身体健全的女性在社会文化的体系中是不是就是健全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性行为是否都是正常的或者都是异常的?一位贫穷的黑人女性在社会文化的坐标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正是女权主义学者对以上的问题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北京大学-密歇根联合学院2007年开设的暑期课程“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导言[i]

2007年暑期,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联合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Peking University Joint Institute, http://www.umich.cn)开设了名为“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的课程 [ii]。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向那些对性别研究,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及其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和学者介绍20世纪西方女权主义及其理论,即构建一个理论词汇库,介绍各种不同的女权主义理论,探讨针对中国性别问题的近期女权主义者的研究,陈述个人关于女权主义的理论观点,发展出一套更加细致的理论词汇库并建立相关研究的方法。本文就是根据主讲教师,美国密歇根大学Smith 教授的讲课大纲,分专题介绍课程的内容。

女权主义研究的早期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文献回顾。 回溯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倾听妇女的声音,阅读妇女的经历,重新评价妇女的贡献,寻求妇女的传统。第二,揭露假设。重读对性别化假设的操作性范式,揭露这些科学方法的非客观与非中性,提出对所有知识产出的情境化本质。第三,建构理论。 事实并不会为自己说话,它们必需被用来解释一些事情,我们的工作就是理解它们被用来解释什么,并使得它们再次用来解释事情。

女权主义理论基本的论断是什么?基本的假设是什么?这些理论解释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这些理论可以推广到何种程度?在理论中何处体现了历史?哪些历史和文化情境导致了该理论的产生?该理论产生了什么样的研究问题?而这个理论又可以带领我们走多远呢?一些术语,包括权力,躯体,性别系统,性活动,女性化,同性恋,主观性,认同和经历,障碍,差异,现代性,跨国女权主义,个体能动性等等,都是女权主义及其理论涉及到的关键词汇。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行为主义等等,都是女权主义发展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同流派。

中国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类似女权主义的概念了,中国的女权主义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发展时期:第一,20世纪10-20年代的女权主义。这一时期知识女性对妇女权利的论断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其中一个特点是从西方引入科学的性学知识,比如“性别”(男/女),再如“优生学”等等。第二,20世纪20-50年代的妇女与无产阶级革命此时期的女权运动。这一时期一方面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唤醒了无产阶级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仍为妇女工作的核心。第三,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女权主义。在毛泽东时期,妇女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能动群体,出现了社会主义男性国家中的妇女民主,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和国家事务,出现了妇女自己的组织。第四,后毛泽东时代女权主义。这一时期对过去男女性别同一性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对男女生理差异也开始进行重新评估,新中国妇女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精练的女性气质。第五,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后的社会性别。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会议后,注重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妇女与性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学术界展开,同时也开始出现行为主义。

 

唯物主义者和女性主义 [iii]

这一专题旨在从唯物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冲突(class antagonism)的理论,到劳动异化(Alienation of labor) 理论,再到经济价值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value),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为根基的。恩格斯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是先产生经济生产和交换模式,而社会组织模式随之产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Substructure/ superstructure)的理论模型仍然是本课程理论架构的基石,即“妇女在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她们的社会地位是根据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Sacks, Karen, 1974)。

有些女性主义者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她们认为马克思对于性别分化(gender division)并不感兴趣,他只对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感兴趣,这也就是说他只关注在商品市场上活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经济地位从属于男性,这也就决定了女性的劳动无法进入马克思的“商品市场”。当私有制出现,生产也由家庭性扩展到了社会性,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使用,交换性生产成为主流,而妇女的工作转变成为维持自身家庭的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这改变了妇女劳动的性质,“她们不再是为整个社会劳动,而只是为丈夫、家庭而工作。”(Sacks, Karen, 1974)女性在家务劳动的“贬值”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女性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women working outside of home),这样的变化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capitalism)和父权制度(patriarchy)的双重压迫。可以说只有资产阶级家庭的妇女是作为“女人”被压迫的,而无产阶级家庭的妇女遭受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男性的双重压迫。

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女性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平等、有成产能力的社会成员,演变为附属的、依赖他人监护的妻子或被监护人。男性掌握私有制的发展的事实,以及家庭作为是男人拥有财产权的合理化、永久化的机构而存在,是导致女人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Sacks, Karen, 1974)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即是由男性来支配女性劳动力。这种支配借着排斥女性接近经济上必要的生产资源,并统治女性的性机能而得以维持。(Harttman 1981)所以也可以说,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和她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相连的。她们无法逃脱生育的责任,同时也成为男性释放欲望的受体。凯瑟琳·麦金农有一句很著名的论断:“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iv]

 

社会性别化的社会组织 [v]

“社会性别化的社会组织”主要讨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内容和含义。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拒绝用性(sex)这个单一的定义来区分男女之间的差异。因此,社会性别,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从社会意义上强调男女之间区别的词汇,其只有在与他者(the other)有联系或比较时才能被建构。

具体来说,社会性别涉及到一些由社会和文化规定的专属于男性或女性的一些特征以及行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中提出性是生理上的而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的建构(a social construction)。因此,社会对男人与女人的不同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性别这个框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甚至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男人支配社会的精细体系。

一个人的性是在出生时根据其生殖器官就确定了,通常人们会用“我是男孩”,或“我是女孩”来描述这一特征。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会通过社会的实践以及其效用慢慢转变成为社会性别。换句话说,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在认身上的一种关于男女之间区别的意识,而并不是天生的。

有了社会性别的教育和意识之后,人们就会按照规定的属于自己的性别规范来行事。这一人类组织社会的一种体系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常规标准” (regulatory norms)。该体系期待人们的性与身份一致,在通过教、学、模仿与强制等人的社会化措施使得社会性别的内容内在化。同时,这种体系还被认为是普遍的、通用的以及自然的。

社会性别存在于我们社会和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且一般是无形的,但同时也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中有着特定的含义,是多层意思的叠加(如个人层面、社区或机构层面、国家以及全球层面等);同时也是一种层化系统,有渗透性,但因其在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性,因此一个人很难转化为与自己对立的性别行为中。

社会性别在社会系统中包含了社会性别分工、社会性别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化的性格、社会性别化的社会控制等内容。

女权主义者朱迪斯·洛伯(Judith Lorber)认为男人女人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没有专属于男人或女人的气质或特质。但一旦社会性别被规定后,社会秩序就会被建构并将个人纳入到社会性别的规范及期待中去。

当今女性主义者法对将性/社会性别制度当成区分男女之间差异的维度,反对性别之间优先平等的假设、或将男性身体与男性气质和将女性身体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等假设。总之,女性主义者呼唤改变现行社会性别化的“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

 

权力与性别主体性 [vi]

这部分主要分析了福柯的权力概念以及拉康的镜像理论对女性主义者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理论的影响,后者从前者的理论中得到灵感,解构了传统父权制的自我定义方式,重新建构了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

福柯的权力概念是在一种微观层面上提出的,不同于传统把权力看作一种实体的理论,他认为权力并非单向性的统治压迫关系,而是分散的、区域性的、普遍深入的作用于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所有领域。权力作为一种势力关系、一种自由意志、一种强制性话语、一种渗透性力量,体现了对自我的技术性运用。权力并不是镇压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具有“煽动、激起、生产”的效果,其运作过程主要依靠一种主动的生产性活动。因此,知识是权力最有力的工具,话语是生产和维持权力的机制,权力通过话语来发挥功能。在福柯的眼中,人作为话语构建的产物,可以像画在沙地上的面孔一样被随意抹去,但这也为构建新的主体提供了契机。

拉康通过分析俄狄斯普情结之前男孩与女孩的差异,认为女孩通过此阶段与母亲的认同形成关系的自我;男孩通过此时与母亲的关系的断裂–转向对父亲的认同确定独立的自我。他的镜像理论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自我通过对镜中自我的影像的认同而实现。而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欺的瞬间,是一个由虚幻影响引起的迷恋过程。自我的形成开始与异化和对自我影响迷恋的瞬间。人们总是在寻找自我,却总是在他者中失去自我。拉康把自我重新定义为是一种幻象的自我构成,对父权制的解构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理解女性作为一种分裂的主体的存在,

福柯和拉康的理论对女性主义者建构新的自我和主体性提供了思想的渊源。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受到启发,通过对性别的关注来重新建构女性自我和主体性。海伦·西克苏斯主张复苏被淹没在父权制文化中的女性语言,通过身体写作来解构和超越父权制文化,从而建构女性主体。露西·伊利格瑞则主张由女性自身来说明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形成女性的自我。茱莉亚·克里斯蒂瓦通过她的表意过程中的“符号分析学”来逃离父权制的控制,实现对女性主体的建构。朱迪丝·巴特勒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出了“表演性主体”的概念,以此来解释性别的建构过程,认为性别既是被建构的也带有表演性质。

在课程的最后,Smith教授带领大家讨论了一些问题:诸如女性自我的言说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女性经验的表达通常是一种口头讲述的形式,而这种方式对女性经验的延续和理论化势必造成一些障碍,该如何看待这种问题?

 

性别差异的理论化 [vii]

 这一专题介绍了三个概念:平等女权主义(Equality feminism),差别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以及“多元交错”(Intersectionality)理论。

“平等女权主义”(Equality feminism)的理论来源于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女性享有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提倡“同质(essential sameness)”理论。这一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包括:作为用于动员的工具–具有政治性的策略(political strategy for mobilization);中断了本质主义者的争论(essentialist argument);扰乱了现存的生物及社会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但这一理论也有自身的缺陷:只强调女性“一致”的过程(agenda for “fitting in”,);将“女性”概念“单一化”(same);在女性解放的措施上,更倾向于以男权主义的标准;他人的声音远远不够(not interventionist enough )。

“差别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s)则对上述较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持批评态度,要求重新构建女性发展的理论,关注其中的差异现象。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对社会上现存的社会科学知识提出了批评,对已经模式化、规范化的带有男性特色的视野提出挑战,重新估计 “女性经验”(women’s experience)。但该理论也有其不足:一是由于大众将“女性”(women)的概念普遍化(universalize),所以女性的差异被疏忽(ocludding),认识不清;二是过于重视精神力(psychic vis)的力量,甚至将其视作是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三是未能正确认识性别体系的建立的方法,这些体系需要通过一系列环境条件(如学校等)来得以再现。

“多元交错”( 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是“差异与单一”(difference and sameness),第二是“对象的定位(subject position)”,第三是“各种压迫发生及再发生同时性(simultaneity of oppressions(reprise))”,第四是“多元交错”(Intersectionality)。Smith认为, “多元交错”(intersectionality)理论反对过去那些以单一的性别视角来分析的女性主义理论,主张在分析性别问题要将对象的性别与其他多重社会身份(如阶级、种族、地域等)结合起来。

结合以上三个概念,有两部代表性著作值得参考。第一部是法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Hélène Cixous的《美杜莎的微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莎的微笑》主张女性在男权世界中,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提倡“躯体写作”,以女性身体来表达女性的声音[viii]

第二部是美国学者钟学萍的《谁是女性主义?理解<上海宝贝>体现的正反两面矛盾,身体写作以及女权主义在后女性解放时代的中国》。以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写作”现象,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褒贬不一。钟学萍认为:无论是支持卫慧还是反对卫慧,她们都是女性主义者。即使一些女性被界限在性的领域,但她们不同的地位揭示出,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有着多种方式,所以每一个妇女受到的影响、形成的认识都不相同。对于《上海宝贝》的不同反应,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问题,涉及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妇女历史等诸方面。通过讨论,人们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文化转变”(culture turn)这样一个狭窄的概念,而是认识到文化与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变之间的“衔接”(juncture)问题。

 

物质性与性别化躯体 [ix]

本讲关注的是物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被赋予不同意义或性别化的躯体。Denise Riley 曾说,“躯体从其自身所有的肉体存在来说并不是一个起点, 也并非一个终点;它是一个结果或者一个外界的作用。”它点出了这部分讨论的内容:躯体与性别的关系。

我们自身的躯体可以有多重的表现形式,从解剖学、神经化学、生理学上的躯体,到性别化的、想像中的躯体(反映了社会与家庭对躯体的信念),再到社会政治上的、地理意义上的躯体,以及与躯体有关的政策(使得躯体符合社会的常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躯体可以有不同理解。

第一,性别的种类。在我们的自然世界中并不仅仅存在单纯的男性(Male)与女性(Female)两个性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包括两性人(Intersexuals),变性人(Transexuals)等等。Fausto-Sterling 在2000年提出了社会性别模糊性的观点,在她看来,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仅仅是一个多维度空间的两个点,社会性别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首先,性别已经不仅仅是两性上的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仅仅是多维度上的两个点。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当今占主流的两性受到社会的建构。另外,由于医疗手段的进步和发展而导致的性别上的变异也屡见不鲜。因此,性别上的模糊性已经导致人们难以对真正的性别进行分辨。而且,监控躯体在一些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

第二,躯体的理论化。有关性别化躯体的研究和探讨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得人们对男权社会的物质条件提出了新的问题;它也引起了对女性不平等问题的生物基础的争论。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将躯体置身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系统当中去进行分析。同时,它又区分了政治活动,以克服女性躯体的限制和约束;正视源自女性躯体的差异而导致的男女差异;并使得人们将女性的躯体重新解释为高等(而非低于男性躯体)的。

另一层面上来说,躯体的理论化探讨了依附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含义,探讨了躯体的文化含义,分析了妇女与其躯体的关系,即女性如何对待她们的躯体,他人是如何对待妇女的躯体的。它从历史的角度上去探讨了女性的躯体表现,为女性的表现提供了跨角色的分析,更有益于对男性化气质的研究。

再从更大的层面上分析,躯体的理论化探讨了由经济、文化和社会共同塑造而成的躯体,将一个躯体置身于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来进行分析,也探讨了躯体与全球化的问题。在现在的观点中,欲望、躯体与理性成为一个联合体,愉悦、拜物与女性的个体能动出现了联合。更有研究者着重于跨国经济中的性别利用与劳力问题,或者是躯体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父系民族主义等形成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等等。

第三,躯体的多重性的表征。人们对妇女具体的性别体现有刻板印象。比如说,黑人妇女被过渡的性别化-无法满足的性欲(当然这与历史上的奴隶制有关);亚洲妇女被视为异国的奇异花朵-顺从服侍男人。

最后我们还是以一句话来作为本讲的结尾,如Elizabeth Grosz 所说,“躯体并不排斥文化,它自身就是一个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一个产物。”

 

广告中的女性身体 [x]

基尔孟(Jean Kilbourne)制作拍摄的纪录片《温柔地杀死我们(第三部)》(“Killing Us Softly III”)以“西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为中心话题,通过展示一幅幅经过精心选择的生动的广告画面,以其幽默且富于激情的讲演,引导观众去思考隐藏在这些广告图片背后的沉重话题:在一张张宣扬丰乳肥臀的广告画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性别欲望和权力机制?男性视角和商业利润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在所谓“瘦(减肥)=美=幸福”的等式背后,又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别机制在发挥作用?……

因着纪录片的引导,同学们很快就被带入了有关“广告与女性形象”的深层讨论之中。Smith教授则借助于教学ppt,强调并深入讲解了纪录片中曾经触及的一系列重要论题:这些广告中的隐含意义是什么?“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如何被媒体所建构的?怎样的性别视角被蕴含在其中?女性如何成为男性注视的客体?广告中的“主体性”何在?(中产阶级的?白人的?异性恋的?男性的?)广告又如何改变女性对自身的想象?Smith教授还对纪录片没有深入阐释的重要论题进行了补充。她详细讲述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举出二战后美国媒体中妇女形象的改变为例(二战期间,妇女主要被塑造为“工人阶级的女性形象”,而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则要求女性回归家庭,媒体于是帮助塑造了大量的“家庭主妇”形象)。根据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特殊语境和处境,Smith教授更启发同学们思考:由西方女性形象所代表和建构的理想女性,是否对非西方国家的女性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规训?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后殖民理论层面上的性别话题?

课程的最后,Smith教授让同学们自由展示自己从杂志和网络上找来的包含有女性形象的广告图片。她要求同学们除了简要介绍广告的内容,更要尝试用一两句话点明所展示广告的性别话语内涵。而此种训练使同学们得以将刚刚学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武器迅速运用到了具体案例的分析之中。

 

女同性恋理论和酷儿理论 [xi]

本专题围绕着“女同性恋”这一女性主义研究的热门话题展开。Smith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历史地具体地看待这一敏感论题。对此问题,研究者们的基本共识在于:性(sexuality)是一个社会性概念,镶嵌于复杂的社会形式之中;由此,与同性恋行为相对的异性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然而然。所谓的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实际上是一套与性别身份和性别实践紧密相连的权力体系,其终极目的在于否定、指责和诬蔑非异性恋行为、认同、关系和群体,极为类似于广受批判的性别歧视(sexism)和种族歧视(racism)。在阐述了基本共识后,Smith教授为同学们介绍了西方有关同性恋的各种重要理论,包括了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重要文章《强迫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女性主义理论内部有关“性战”(sex-wars)的争论,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等。其中,Smith教授对“酷儿理论”的介绍尤为详细。她指出,酷儿理论打破了社会文化意义上有关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区分,认为所有的性形式都是异常的(queer),性行为不是先天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所有被视为“自然”的性行为都是由于不断重复而被社会文化认可的。换句话说,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分法其实是一种人为建构。借助于福柯的解构理论,酷儿理论试图超越社会性别、族群和性的种种差异,当然Smith教授也同时指出,对于酷儿理论最终能否完成此种超越,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议。

面对中国学生,Smith教授还特别谈到了女同性恋理论及酷儿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并向同学们推荐了桑梓兰(Tze-lan D. Sang)的著作《浮出水面的女同性恋者:现代中国女性的同性欲望》(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xii]的导论作为本专题的阅读材料。通过阅读和课堂讨论,同学们认识到,女性间的亲密关系在中国自古有之,但将之视为“病态的”或“非正常”的做法,却是近代以及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后才开始出现的。在中国“同性恋”观念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人性别观念发生剧烈转变的五四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桑梓兰的研究不仅仅说明了同性恋现象的历史性,更说明了中国“女同性恋”观念和中国“现代性”的舶来性质。

在学习了种种有关女同性恋的理论之后,Smith教授还为同学们放映了女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蝴蝶》。观摩结束后,同学们尝试着运用刚刚学到的理论武器,对影片的相关情节和有关女同性恋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话题包括了:影片中蝴蝶的寓意;同性恋的情感和欲望基础;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相似和区别;影片中丈夫这一角色的作用;以及虐恋(sadomasochism)和色情(pornography)在女性主义政治和女同性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女性主义与残障研究 [xiii]

美国学者对女性主义与残障研究的关注已有十多年了,女性主义与残障研究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生理障碍,而是整个社会对这些有一定生理残障的人的看法和态度。 在父系社会里,女性常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人为将女性弱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晚唐以来的女子裹脚的习俗。解放前,贵族小姐锁在深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为地侵害其生理健康。

一 基本概念

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女性主义与残障这一术语进行了阐释。亚历克萨·施林普夫(Alexa Schriempf)认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残障政治理论主张残障是与健全标准相对的概念,只要整个社会对健全有一种固定的看法与理解,残障人就会被排斥或压制。加兰·汤普森(Garland-Thompson)认为,女性主义残障研究是“女性主义分析的一个范畴,一种历史现象,一组现实的行为,一种社会身份,一种政治地位和具有代表性的体制”。她在《女性主义残障研究》一文中说“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只局限于女性,还包括批判性地分析整个社会性别体系”。女性主义研究者清楚地看到社会的个体差异,提出了不能以一种简单化一的标准去衡量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强制健全观念”,它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健全的设想”,其中包括“对残障的贬低和忽视。

二 研究的问题

女性主义残障研究的对象并不只是残障女性这一个小的群体,它涉及整个女性群体的利益,涉及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汤普森说“像女性特征一样,残障不是肉体卑下、机能不全、超常或是遭受不幸打击的自然状态,而是社会文化对身体虚构的描述。残障/健全体系是由差异和对身体做标记产生的问题”。

从残障角度对女性主义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有残障的?谁又没有残障?”这个问题的提出即说明一个道理:人无完人,不仅从技能上,就是从身体素质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汤普森说,“如果我们都能活得很长寿的话,我们都会有一天变得体弱不支(或残障)”。

另一个研究问题是在前一个问题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性别和残障问题的相似之处呢?”此外,女性主义残障研究的问题还有“如何从理论上说明残障体系对社会和个体生活的影响?”以及“残障如何影响人们的性特征”等问题。

三、问题的解答

加兰·汤普森在她的《女性主义残障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对这一社会问题解决的终极目标:接受残障的现实,平视残障人的生活,并且创造一种更平等的社会环境,而非试图消除残障。汤普森说,“重新理解残障不仅是为结束残障歧视,而且是为构成一个新的逻辑–人们面对残障身份时不再藐视自我–做出的应有努力”。

削弱女性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只是逝去的历史,现今社会不少女性依然因为身为女性而缺乏自信。在父系社会的“强制健全”观念的压抑下,即便是健全女性也看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仿佛自己是有一定残障的人),也无视自己原本为社会中独立的人的现象是可悲的,是社会强加给她的残障观念。 无论是有肢体残障的女性,还是肢体健全的女性,都需要携同整个社会克服观念上的残障,这是女性主义残障研究的终极目标。

 

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主义 [xiv]

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民族-国家主义的起源、类型、具有的性别特征、与公民资格的关系,面临的趋势以及与后现代的相遇后产生的一些问题。

民族-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伴随着人类起源出现的,也不是一种普遍永恒的现象,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与现代性的构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民族-国家主义是欧洲历史上特定发展情况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的急剧上升以及在本国极其有效的再生产模式导致了向世界其它区域的疯狂扩张,从而带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种以历史的发现和征服为特征的全球区域化–席卷了全世界,引发了一系列的殖民化、奴役、通过灭绝政策或者同化政策消除当地人口等待畸形病症。民族-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就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下产生的。

民族国家主义的类型具有多样性: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与“共同起源”的社会观念有关,这种“人民民族”有着通用的语言、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以政治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基于建立平等公民身份的国家的神话,这种“国家民族”也可能是多种族的国家。

令人惊奇的是,在民族的形成中也被赋予了性别的特征,在文化民族主义者所确认和再生产的那套文化编码中,性别符码起着特殊的作用,比如“大地母亲”等女性化修辞发挥的就是一种有母亲所象征的民族的包容性、保护性和孕育性。“母语”作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方式,维系着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本质化的、朦胧的、无限的记忆。但是,与之相矛盾的是,国家却作为具有男性特征的方式发挥作用,以一种男性家长的姿态统治着本民族和国家的所有成员。同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男女两性分属于不同的区域,使得女性在民族和国家中被“掩埋”。

在现代性的叙述中,国家公民的身份和民族成员的身份通常是重合的。民族既可以增强公民的归属感,也可以下达严格的政治戒命。公民资格则被定义为“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包括以法律的形式延续下来的公民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利及其责任,同时也对本国及本民族之外的人具有排外和限制。女性的公民资格常常带有从属性。

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在这样一种趋势–超国家超民族的体制的建立(如跨国公司);移民的大量流动;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后殖民主义的相遇中,又遭遇了后现代话语的挑战。暴露了许多无法避免的问题:如随着大量移民的产生,如何定义移民的身份?从一种完全的陌生者到具有公民资格,到底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包容占据了主导,还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同化起了作用?国家女性主义的存在面临怎样的前景?这些都是我们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妇女与全球化 [xv]

当前所使用的“全球化”一词,是指将很多不同地方和国家的经济飞速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上,由世界贸易组织统一调配,这必然导致政治、文化上的一体化。[xvi] 马克思曾预测过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他指出,“因为对商品销售市场的不断的需要,资产阶级在各处寻求全球市场…”像马克思预测到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最明显、突出的领域之一。其主要表现为:减少规律化、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完全自由贸易的实现、资本的跨国流动、产品的跨国生产等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结构与组织,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全球化城市如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新的国际控制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的新的主权体如欧洲联盟(EU)。但是马克思只是预测到了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当前的全球化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单一化,全球化还渗透到了政治、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领域。

围绕着全球化这个话题,学者们的争论有几大要点。第一,历史争论,即全球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个争论是探讨当前的全球化和以前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或者当前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处于哪一个位置等问题。第二,价值争论。这个争论旨在探讨当前的全球化对人类是否有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是否都公平地享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等问题。第三,民族国家族权争论。随着资本与商品的全球化生产与消费的增加,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国土边界意义逐渐淡化了。再加上文化交流的加深加强,人员流动也渐趋频繁化,这也造成了民族国家之间边界的模糊性。这一个争论旨在探讨,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否被保护等问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妇女”在这种变化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是这一专题的主要内容。关于全球化,研究女权主义的学者们主要讨论了两类问题:其一,政治经济女权主义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他们关注着资本在全球经济里的作用,尤其是妇女的廉价劳动力在全球市场上起着什么样的影响作用,以及全球化如何强迫妇女提供廉价劳动力的问题等。一部关于中国一个牛仔裤厂的女职工们的纪录片,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平时穿的牛仔裤其实是靠着女职工们的廉价劳动生产出来的。在一些有关全球妇女的劳动力问题的文章中可以但到,在其它一些国家里妇女的劳状况跟我们看过的纪录片里的中国妇女的劳动状况有很多相似点。另外一个挑战全球化理论的是后现代理论,主要探讨全球化象征的真正对象是什么,“正常(normal)”与“非正常(abnormal)”的知识产生过程各是什么样的,权力的多样化,宗族、阶级、性别、性的倾向以及相关的交叉分析等问题。如果全球化能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知识潮流,如果我们能仔细观察并分析这些新知识产生的过程的话,就应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妇女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在知识、历史话语生产体系中被排斥的现状和这种现状不断被再生产的连锁反应关系。

另外,全球化与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全球市场里的妇女劳动力、妇女移民(Traffic Women)、妇女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关系、妇女与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关系、妇女的权利与人类的权利之间的关系等等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族裔、流民与位置性 [xvii]

“族裔”(Ethnicity)被女权主义者用来形容种族类别之间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黑人女权主义者建议需要处理的是矛盾,而不是塑造女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对于黑人妇女来说,她们同时受到作为女人以及作为黑人的双重压迫。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族裔”是在接触与互动中产生的一种现代性以及社会性别的产物。其是一种关系而非群体内在的特征。如果说人种是生物意义上的话,那族裔则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概念。族裔还意味着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过去,共同的传承,共同的信仰、习俗、仪式、价值、饮食以及穿着等。比如生活在贵州黔东南的少数民族苗族女性,她们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唱苗族歌曲,跳苗族舞蹈,为外来游客导游等的目的都是为了经济来源。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少数民族族裔的纯朴性与经济的现代化以及生活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保持原始的落后的族裔特征还是抛弃族裔文化这种社会身份,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选择后者,则其必然丧失对族裔的一种归属感(attachment &belonging)。值得一提的是族裔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身份。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族裔是政治上的排他性与拒绝性所产生的结果。

流民(Diaspora)是移民中的一种,主要指来自一个地理区域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女权主义者更加关心的是生活在非出生国家的妇女的现状。比如从中国(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妇女现状。她们没有自己的工作,与丈夫分居。此外,虽有加拿大国籍,但肤色、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自己作为女人的身份认证给她们生活带去了很大障碍。流民身上体现了杂种性(hybrid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有着多重的身份等同、有着多重的归属感,同时还可能面临着其他,如种族、宗教等的身份认同。在流民与族裔的交叉点,女性主义者看到的妇女是被边缘化后很难找到归属感的女人。

“位置性”(Positionality)是一种了解处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化(sociocultural)的身份和差异中的主体的位置,与现代性的地理政治性形成(geopolitical formations of modernity)有很大关系,也即是与国家的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伦理、权利的分配等现象紧密联系。位置性有着后殖民的、跨国的等多层主体,比如第三世界的女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女人各自所处的位置性是不一样的。

族裔、流民与位置性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审视妇女在当今世界权力与地位的维度。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分裂作用、让我们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家、国民身份以及国民性的流动性等问题。

 

当代女权主义 [xviii]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时代的变化,相应产生的几个主要的女性主义流派:即生态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把女性的统治与对自然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运动,把妇女追求平等和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妇女和社会发展、人类命运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与自然关系有许多分析,如认为由于女性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天性,因此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性主义者有他们具体行动目标和措施,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旨在提醒人们逐渐改变传统世界观,完成从价值观到行动的彻底转变,缓解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最终建立平衡的自然循环。

“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Third Wave” Feminism)探讨问题包括:思考此次浪潮可供选择的话语体系以及此次浪潮主体问题;分析推动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产生的历史因素,如冷战的结束,个人主义的盛行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战争和冲突;分析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所产生的新的分支和相应的文化,如“权力或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Power or capitalist feminism)以及出现的“只手替暴女族文化”(Riot Girl Culture)和“辣妹文化”(Spice girls culture)、“裸体文化”(Girlie culture);分析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的主题,如差异性、性欲、快感、杂交、认同以及从属关系的政治;分析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的批判内容,如它批评之前的女性主义融入了名人文化和消费文化、女性的自我放纵和个人主义、对于个人主义道德的过度推崇以及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设立了“坏”母亲形象等等。

“跨国女性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即是要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等级和不同种族的文化边界来构建新型的女性地理政治联系。跨国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是位于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它并试图揭示出父权制、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统治之间的联系。跨国女性主义经历了从20世纪70、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女性化和女性无产阶级化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一些跨国女性主义网络已经形成,如DAWN、WIDE、WEDO等,跨国女性主义在理论和行动上有他们的目标和措施。

 

妇女的权利即人权 [xix]

一、权利政体(regime)的基本概念及历史起源

权利政体是一个话语,也是一个国家的、跨国的、非政府的制度,代表着不同代际对权利的理解。权利政体的意义是竞争性的、变化的。

从历史起源来看,权利政体是为了处理二战期间弱者遭受的异乎寻常的苦难而发展起来的话语、协议、实践和制度。它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权利话语的主体是普适性的(超越了由民族国家赋予其公民的权利)、理性的、孤立的、男性气质的;权利宣称向国家要求作为个体的权利(最近也要求作为团体的权利)。同时,以往对权利的界定是公/私二分的。

二、“妇女的权利即人权”(Women’s Rights as Human Rights)

“妇女的权利即人权”是女权主义在对人权政体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Convention on Elimination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将人权定义为妇女的权利;联合国妇女10年(1976-1985)、1984年的内罗毕会议、1993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妇女的权利即人权”这一判断和宣言既是对历史和现实中人权话语的男性特点的否定和对以往妇女的权利被忽视、侵害的历史与现实的控诉,也是对改革现状的政治要求。它断言了妇女人权的不可分割性,要求改革人权社会机制的机构,以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以“妇女的权利即人权”为战斗武器,女权主义的战斗与运动检视了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对妇女权利的侵害: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暴力如烧死寡妇、女性割礼、杀女婴或性别选择流产等,以此要求扩展人权的定义;检视荣誉杀人、对女囚的虐待、战争强奸等将妇女的身体作为惩罚对象的现象;法律、传统、政策等中对妇女的歧视;要求妇女的健康和生殖自由、受教育权和知识权等基本人权。

在理论上,女权主义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对传统的隐含男权中心的人权进行质疑,还对人权政体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权政体是一个普适的话语;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形式;是对19世纪殖民主义统治方式的继承;是一个服务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由国际关系的真实政治所部署的政体;是一个维系民族国家中心性的政体;是一个将“受害者”和“家害者”地位具体化的政体。因此,在谈论人权时,我们需要反思:如何理解行动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理解人权行动主义中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复杂性;如何理解关于人权主体的历史建构性。

三、人权政体的使用和局限

人权政体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已经成为甚至下层妇女都可以使用的争取权利的话语,在实践中促进了女性权利的实现。

例如,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想象的死亡、国际人权政体的日渐显现、妇女的权利被放入人权议程,慰安妇们走出50年的沉默历史,向公众叙述了她们的死亡和社会死亡,以对抗其政府英雄主义的抵抗的国家叙述以及强奸文化的男性气质逻辑。这种权利话语和认同提供了她们一个集体性的、跨国的认同、一个新的命名罪行和加害者的话语框架、一个主体宣称的场所、一个从中获得国际听众的法律主体位置。这些都有助于她们恢复尊严。

但是,我们仍需对人权政体的使用加以警醒。毕竟,这种人权话语的效果是多重的,其限制可能包括:受害者的故事被商业化;个体/集体声音的误置;受害者的状况被正常化;可能制造出对羞辱的迷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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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作者:郑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元培班)四年级本科生。

[ii] 美方主讲教师为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的Sidonie Smith教授,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中方协作教师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薛永玲博士。总课时为60学时。本文的内容就是根据Smith教授的讲授,由选修这门课程的学员们整理写作,薛永玲组稿。在此我们对Smith教授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iii] 作者:王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四年级本科生

[iv] 参考文献Sacks, Karen “Engels Revisited: Women,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207-222, 1974

[v] 作者:黄重凤,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研究生

[vi] 作者:范伟伟,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vii] 作者:金绮寅,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viii]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 Sneja Gunew, A Reader in Feminism Knowledg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224-230.

[ix] 作者:郑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元培班)四年级本科生。

[x] 作者:何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xi] 作者:何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xii] Tze-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xiii] 作者:郭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研究生

[xiv] 作者:范伟伟,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xv] 作者:赵英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xvi] Alison M.Jagger. “Is Globalization Good for Wom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umn 2001: 298.

[xvii] 作者:黄重凤,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研究生

[xviii] 作者:许丽,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xix] 作者:马冬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和女性学

1条评论

  1. fashion bags 说道:

    wow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