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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行知,居近思远——访历史系马来西亚留学生刘彦贝(三)

guo  2013.06.28   外国人在北大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379

三、大学教育:世界性的问题与难题

记者:你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以华人学生居多吗?大家的专业选择也可以谈一谈,这个方面和中国学生是不是也一样?

刘彦贝:上大学的时候,人文科系的华人还是比较少的。提到选择专业这个问题,它倒是挺有趣的。在一般的马来西亚华人眼里,一般去读文科的是成绩不怎么优秀,还是入学无门后的最后选择。基本上来说他们会认为文科没前途,挣不到钱。所以一般最优秀的华裔生都会去选择读医学、读法律。当医生、当律师是最了不起的,能赚钱、能从政、有面子。家长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去规划人生,并不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有时候这样就抹杀了孩子的潜能。我有一个法律系的朋友,他的兴趣爱好是读经济的,所以读了法律让他觉得度日如年。甚至读到很懊恼的时候还会和家人产生一些矛盾,这也是一般华裔子弟家庭里时常会面对到的一些问题。

记者:歌德的老爸也让他读法律,后来他自己弄得文学。达尔文是学神学,后来搞生物学。

刘彦贝: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教育的人生规划,很多就时候还是有种观念,成绩读得好就这样,然后读得一般的人要么就当商人,因为赚钱多,其次很多去读工商管理。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个人觉得这群人这样做不明智,因为一旦发现这个领域好时就蜂拥而上,最后只会导致这个领土僧多粥少,最后也不见得其前途会比一些冷门专业来得好。

记者:出现这样情况的不单单是马来西亚,中国也是这样,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马来西亚大学主要是用的英式制度吗?那么英文和中文教育在你个人来说怎么处理才比较好?

刘彦贝:是的,他们其实它还是用英式,但我觉得问题是什么?比如,英文教育的问题。我们大学书写的文字很多都是用马来文,读的东西是英文,写要写成马来文法的文章。于是马来文就变得很奇怪,一些词汇是直接转接英文的,可是用的是马来文的拼音方式。现在我们写英文的时候,就会想时常懊恼这个词汇的拼写是否正确?形成一种不好的习惯。其实我们老师也有说过,国语强化是应该的,但做法可以商榷。马来亚中文系的问题,硕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不可以用中文书写,这个是极荒唐的事。其实按以往来讲的话,马来亚大学可以说是继南洋大学之后东南亚最早有中文系的,而且它早期的那时候还是人才辈出。基于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推行进行打压,这也造就了马大中文系陷入这样的窘境。

记者:大学要有大学的品格。我们采访过一些北大老师,有人认为是北大的学生不会写应用文,说一定要给本科生开应用文的课,我想说你这个老师标准是退化了嘛。这种应用文对于北大学生他还要开课学吗?还有比如说那个什么论文写作规范课,我感觉学生自己看就行了。就是说你去看老先生的文章,你模仿能力你有吗?最起码的模仿能力你会吧。反过来说,现在很多老师自己都不规范,要是上课,先上反思课。

刘彦贝:大学里需要一批负责任,有水平的老师。马来亚大学那时候搞中文系,成立之初有一群学者真的是很厉害的,他们在搞好中文系学科的建设同时也注重本地华人研究的特色,所以他们能把中文系搞得有声有色。另外一点,有时候中文系,我们本身有想过说,可能它必须筛选学生来更好的发展,但是它又不能,因为它毕竟是国立大学的其中一份子而已。中文系只是文学院院里的一个系,它是很小的部门,它没有自主权,所以人数都是要看那个大学校方给他多少人。对你说的那些课程,我也有点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最好的大学,你这里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对于这种特殊的群体你不能用广泛的政策来提议,要有针对性、前瞻性。如果把高等教育当成是技术类,认为大学的教育,就是他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在职场上有用。这就大错特错了。

记者:这个恐怕要涉及大学理念的问题了。按照现代的国际教育制度,大学都会有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争议。马来大学教育采用英式教育方式在制度标准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刘彦贝:我们很喜欢一种所谓绝对标准的那种答案。有时候那大学老师他有时候就是有些我们的大学讲师,他是从西方国家大学毕业回来,他回来很不适应,他说我们大学考试还要教学生A是什么,B是什么吗?给他自己去写,他要写A是B的话,他答案肯定是对,他如何证明A等于B就好了嘛。我个人一直有这种非常强的感觉,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教育,给你的所有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种标准化这种东西跟我们的传统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你怎么去思考问题,这个思考问题也不是一个低级的,是一个逻辑性的,是一个大思想,这个东西不是谁来能教你的,也不是说我有什么标准。大思想家能批量生产?

记者:我个人觉得大学教育,你倒不如参照那个所谓瑞典,他们搞的教育,没有等级之分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整个的教育水平超高,这个所谓标准是什么?有那么一种所谓的标准么?

刘彦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是亚洲教育的一个通病,很喜欢分类,要分出优秀类,就是有一种叫做精英主义,他认为给精英班的人上这个精英。他认为是这样子,而且他们一直在说精英是比较有好像能栽培出来的,其实这个只是人家的分,这个很不好的。就是标准化、批量化,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这个是可操作的是吧?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形式,但是这个东西,你做不出来就适得其反。还有,这个孩子们要是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会把考试当成一个终极目标。其实,你要看亚洲的教育问题,那个宝莱坞的影片《三个大傻》,戏中的剧情就针对这些问题批评的很到位。比如老师就要问主角什么是机器的定义,他讲的很简单,而且是生动,他举了例子说什么是机械,但老师说这个不是定义,另外一个学生照书背的是定义,可以得到分数。这个就是有标准化的问题泛滥的问题。

记者:那个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它就揭露了很多亚洲教育的通病。

刘彦贝: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从我们作为学生来看,你不能说我拿一张单子就能证明我是精英,因为我是按照精英教育的模式培养出来的,我是达标的,我就是精英。人家不用这单子,那你一辈子就不用活了。我读中文系,从来没有一科是拿过最好的A。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说拿A的是最优秀,那么理所当然他的学问就是最好的,可是这一点往往就事与愿违了。这个很好笑,举例来说,因为我对国学很有兴趣,但是我是讨厌考试的,所以考试不怎么样,我也完全不理。有一个女同学每一科都拿A,她的成绩就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学弟妹们问她一些基本的问题,她说你不要问我,她除了背的那些东西,基本都不知道,遇到复杂多变的难题更一筹莫展。还有一种人,他翻一本书,先找考点。而我看一本书,先要找这个框架,找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理顺的,它里面有什么信息。考试就不一样,他们能找到考点就行了。有时候,我都佩服这一点,他说这个地方肯定会考,这个地方真的会考,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记者:我上小学、中学、大学都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他找得很准,我看历史书,我是大字、小字从头看。我是觉得肯定能考,他跟我说这个不考的,结果这个真不考。

刘彦贝:所以,你就看到现在问题是西方人一直在嘲笑,好像西方的一些学者拿中国为例子,说你们中国人栽培出一批又一批的很高的数学技术人员,却栽培不出一个数学家。他讲很有趣,因为现在你可以发现现在好像都是在学技术,他们掌握技术目的之一就去找到考点。考试原本是要让他们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

记者:我也怀疑成绩的事。我一直在想凭什么你这个老师能有这个,你知道这篇文章,我是在写什么吗?比如说我有学生让我给他打成绩,我真的不敢说我真的就懂了他的文章。我的意思是说,档次非常低的那种我确定好还是坏是可以的,对于真正高水平的,你凭什么判他优良差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给分数,我肯定要告诉学生,这个分数只是我们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来评说。

刘彦贝:是的。

记者: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大学的奖学金制度对学生也挺重要。

刘彦贝:马大的那一个什么优秀生要继续读博的话,我的大学可以提供奖学金给你,但是你要给我搞定4篇的那个国际ISI,就是国际学术论文,你才可以毕业,如果你搞不定,你拿了我奖学金还搞不定,你还赔我那一份奖学金。它就是这样子的。

记者:这个对于老师肯定也有很多标准的,比如中国大学老师的论文发表量的要求。

刘彦贝:好像那时要当教授,每年几乎要2篇,而且这个规则很奇怪,有些老教授拜托了,他都七老八十了,你再来要求他有什么用?而且人家写的书更出名,为什么你要以1篇论文?然后很费?就是因为这个改革政策过后,有不少的老教授,有一些他是知识很丰富,但是他显然不是。有时候会把他赶出去,他说你不合格,他说你不够格,这样的。

记者:今天您坦诚向我们介绍了关于马来西亚各方面的情况,尤其让我发现在教育上,我们两国存在很多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经常进行反思的,此外马来西亚诸多教育特点也是足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在中国留学期间多多促进中马之间的交流,以优秀的成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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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士颍

受访人:刘彦贝

采访时间:2013.3.18

采访地点:北京万圣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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