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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行知,居近思远——访历史系马来西亚留学生刘彦贝(二)

guo  2013.06.28   外国人在北大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497

二、前世今生:中小学与华语教育特点

记者:我们对马来西亚的印象一直以来是由于著名的“新马泰”旅游线路建立起来的,也知道那里有很多的华人。但是所知道的的不多,尤其是教育方面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首先因为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先从华文教育开始。马来西亚地区是早期华人的聚集地区之一,必然也带去了华语教育的传统,这对于马来的华文教育有怎样的影响?

刘彦贝:说到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一下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事件。这所大学的建立非常不容易,它见证了海外华人为了办教育的努力所付出的牺牲。在其开办之初,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各阶层人士,为了筹建南洋大学,上至达官贵人和富商,下至苦力、拉车夫、妓女等,都是出钱出力的把海外第一所纯中文教育的大学给建立起来。后来南洋大学也成为华文教育在海外成功的一个典范。事后由于各种原因被李光耀关闭了,自此新加坡的华语水平就逐渐衰微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是和当时的历史状况与国际形势均有关系。

东南亚成为殖民地时期,殖民者都是在强化自己的势力。早期英国殖民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一方面需要华人,因为搞经济很厉害,马来的很多城市都是靠华人发展起来。印度人很任劳任怨,因此劳力方面成为主要的贡献,所以早期的印度人都是负责当英殖民的建筑工人和种植园的园丁如树胶园和油棕园。当时殖民当局为了维持现状,虽然允许华人和印度人都可以自由的去搞自己的文化教育,但基本上来说他们都不希望华人和印度人可以和当地人多交流以便反抗他们。这就是所谓“分而治之”政策。马来半岛独立以后,这些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简单地说,马来亚的独立是又三大不同的种族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三大种族主要是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在华人的圈子里又能细分为两种,一是土生华人,二是“新客华人”也就是我们习惯称呼的华侨。由于土生华人是从郑和下西洋到马六甲时的一些汉族的后裔,因此他们是最早和当地民族出现种族通婚的后裔。由于他们和当地民族的文化融合比较好,所以他们大多数多不会说华语了,不过他们的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往还是很深,有些中华文化最本质的东西都会保留的很全比如祭祖、贴春联、庆祝一些华人节庆等。这一类华人在早期时对马来亚的归宿感会比较强,他们也是被称之为峇峇娘惹(Baba Nyonya),主要分布在马六甲、新加坡和槟城地区的。还有一类的土生华人是在吉兰丹(Kelantan)州的,由于他们与当地民族的交融文化与峇峇娘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们是属于另外一类的。所谓“新客华人”主要是指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华人往南洋谋生的一群华人。由于他们来南洋(指东南亚)的主要是为了谋生和赚钱回中国,因此他们就是“华侨”。关于这两种华人的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土生华人已经成为当地人了,所以他们(主要是指峇峇娘惹)在英殖民时期基本上是接受英文教育和承认自己是英国的子民,因此当新客华人到达马来亚谋生时他们对新客华人会有些排斥。
这种排斥问题演变到后来新客华人决定留下来成为马来亚子民和捍卫办好华文教育时,一些土生华人会认为新客华人要求太多和再分薄他们的利益,因此这两类华人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华人(只要是接受英文教育的或一些接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对华语教育都不表示支持,甚至持取缔的态度。南洋大学的关闭实际上也有涵盖这方面的因素在内。

记者:目前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教育的情况是怎样的?简要地说明一下。

刘彦贝:马来西亚的华语水平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相比之下还是相对的高一些。新加坡由于李光耀废除母语教育政策后和专注在搞好英文教育,因此他们大部分华人的中文水平会比马来西亚来得差。由于最近十年来中国崛起,他们意识到中文的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开始拼命学习中文。其实,如果真正去看待新加坡的问题,新大中文系老师,有不少的早期教授很多都出自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不少的新大老师都是在马来西亚完成中文教育后过去那里学习再当老师的。整体来说,新加坡确实吸收了很多马来西亚的专业人才过去发展他们的国家。从教育体系来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比较接近,都是源自英式教育,制度模式都是英式的。马来西亚的教育也是基于英国的教育,比较注重考试制度。

记者:这个是不是和马来西亚的教育特色有关系,尤其是中小学的设置、培养模式下的表现?

刘彦贝: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比较有特色的,是多源流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英式教育。因为马来人是我们最大的族群,他们可以选择上宗教学校和国民中学。所谓“国民中学”就是指国立中学。华人本身来说,他们大致上有三个选择即选读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国民型中学这个概念其实它本来就和华文独立中学同源,只是在1961年后由于马来亚联邦政府提出的《1961年教育法令》要求华文中学改制,随后78所华文中学接受这项改革计划所产生的中学。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一直能保持的那么好,主要是仰赖一群华教斗士坚持捍卫华文教育的权利,那个民间组织就是“董总”。小学来说,一般上的华裔子弟,只要他们的父母就接受华文教育的都自然的会送他们到国民型小学(国民型小学有分淡校和华校,这里是指华校),除了一些接受英文教育或马来文教育的父母就会送他们的子女到国民小学学习。

记者:我听说你们实行了一种比较特别的贷书计划,这个在中国没有,它具体是怎样实施的?

刘彦贝:基本上来说,只要在国家源流的小学或中学学习一般上免掉学费而学校只会收取一些杂费比如购买作业簿、校服、使用校内体育设备费用、图书馆会员费等等的。至于贷书计划的实施,主要是政府为了减轻贫穷家庭的子女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给他们借贷教科书来学习。所以基本上来说,只要家庭收入中等以上的就不能享有这项福利。可是这个计划在我中四(2003年)时已经改变成全民贷书计划了。所以我们学生要购买的图书主要是课外的参考书而已。当然贷书计划也有不少弊病。由于贷书计划本身就是就要政府指定的出版社去承包影印这些教科书,因此一般来说某些书商要拿到承包计划一般都是要和政府有定的关系才能拿到,并不是靠公开招标方式取得的。早期贷书计划实施的挺不错,主要是课程纲要没什么更动,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政府在九十年代开始,几乎是不到五年内就对课程纲要进行修改的情况下,这也导致贷书计划变成了某书商的牟利工具。

记者:这个情况有点类似我们那几年的中学课程制度的改革,引起过很多的讨论。

刘彦贝:朝令夕改很可怕,这样做只会把教育搞得一塌糊涂,教育岂能当成白老鼠一样实验。我们现在的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英文教育,由于政府在八十年代末推行了国文教育政策,因此这也导致了我们的英语水平逐渐下滑。比如从中学上到国立大学时,很多教科书、资料等等都是必须参考英文的,课是写的必须要用马来文,从表面上来看马来文得到强化了,可是我们的英语水平就沦落到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另外,由于马来文本身的词汇不够丰富,为了顺应世界潮流的转变一直接受大量的英文词汇,这也导致了不少的年轻一代在书写英文或马来文时会经常出现错别字和语法失误的问题。过后政府为了改变这个弊病,就在2003年推行数理英化政策来改变这个问题。由于政府在推行这项计划时并没有很充裕的英文数理专业的师资,因此为了强行这项计划,尽然出现了把一些英文老师也调派去教授数理课程,这个导致这个教育体系出现一面乱象。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这导致问题不能根治,反而还出现变本加厉的问题。

记者: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一直是处于一种改革的状态,很多问题暴漏出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知道我们两国的教育有没有共同问题?

刘彦贝:从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我们教育中往往比较重视学生的成绩,比如说按照成绩来分班,这种风气往往导致学生之间也造成分数的攀比,分数高的班学生往往轻视分数低的班学生。第二,唯分数论的结果导致学生心智失衡,比如说在考试、竞赛上往往因为分数的微差而产生矛盾,因为排名落后或许会自杀,因为排名靠前就眼睛长在头顶上。这种教育导致学生内心脆弱,他们往往不能接受失败,一遇到问题就是要死要活的。第三,这些人虽然是在读书,可是教育本身没有真正对他们起到教化的作用,他们读书甚至不是从本身出发,不知道为什么读书,他们不考虑这个老师打分的标准,不考虑这个卷子有没有意义,他们只注重如何回答道试卷的标准答案而取得高分而已。

记者: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就已经讲得很好,他说华人的几个通病就是一个叫做“好强斗胜”。似乎受到中国文化圈影响下的东亚文化也是这样,比如韩国、日本也是重视考试,韩国的高考一点也不亚于中国的高考。据了解,马来西亚的考试和录取也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考虑种族的因素。

刘彦贝:马来西亚高等文凭(STPM)考试基本上也是按照考试的优劣分数来定夺,但是选拔学生进入国立大学学习时,他们会按照种族的比率来划分的。这项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建国之初,土著(其实是马来人为主)的整体表现比华人和印度人的悬殊差距很大,所以在1969年5月13日爆发了“种族冲突事件”后,政府为了平衡土著的整体表现可以和华人与印度人到达一个平衡才会推行这项政策。这项政策其实就是大学学额分配制,由于英文里的固定数额叫做quota,所以这项政策也被称之为固打制(Quota System)。在这项政策里,所有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录取标准必须是土著学生占六成而非土著学生占四成。由于这项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实施,这也导致了很多马来西亚的人才外流。

记者:中国的大学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措施,比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全国的招生也不一样。

记者:具体到华语方面的教育,除了华人家庭方面的教育,学校方面的华语教育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问题?

刘彦贝:具体上来说,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的中文课程只是一门语言课而已,加上国家考试制度中文科并不是是一门必修课,所以这导致了很多华裔子弟一接受完六年的华文教育后到了中学就开始放弃继续学习。由于国民型中学是从独中转型过来的,所以他们还有很强的捍卫学习中文的传统,因此基本上在国民型中学的学生都会被强制性要求必须报考中文。国民中学没有这样的传统和惯例,所以一到中三和中五时,华裔子弟报考华文科的人数会大量减少的。

记者:相比较之下,马来族和印度族群的教育情况?

刘彦贝:我其实比较尊重、佩服印度人的淡米尔文(Tamil Language)教育。只要他们当中从小学开始接受淡米尔文教育,直到他们接受完整个中学教育都会坚定不移的去报考淡米尔语。这一点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华人倒是应该学习这样的精神。

记者:从现在的汉语推广的经验来说,尤其是海外的汉语学习情况,你们有哪些感觉比较好的经验?比如说教材,课程设计等等。

刘彦贝:我们的教材基本上是依照中国那种规范的系统来教,比如汉语拼音,但是我们的教科书写的那些东西,虽然说也是有点问题,但教科书其实编下来蛮丰富的,有鲁迅这些人的作品,也有古诗词作品,比如有名句精华,有360句要去背。文言文也是占有一定的分量。可是我们的教育是着重在考试上,所以老师就变成选择性的,挑一些重要常考的内容学习。也就是说,即使教材编写得好,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去推行,那么那本教材也是无用武之地的。比如我们中文试卷占最高分数的是作文,那么老师就会多费心思在较好学生的写作上,其他鉴赏诗词和赏析文学作品的内容会一概被省略掉。另外,老师为了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达到一致性的优秀水平,他就会给一个范文让学生背,然后按照这个模式去书写。结果这也导致了学生变成很机械化的人和“考试机器”了。

记者:课堂上老师们都是怎么教?

刘彦贝:这个也各有不同。我在上中六历史课的时候,中国史的部分,我看到了教科书所编写的内容简直会让我摇头和咋舌。当时全班只有30人,我是唯一华裔生,因此读到中国史时总是感触良多。由于本身兴趣爱好的关系,平时也习惯翻阅了中国通史类的书籍,自然在看教材上时会看出很多问题。我历史老师是马来人,他很开明,因此往往我提出问题之后,他会进行思考,然后给于一些肯定的回应和进行讨论。所以直到到现在我还是很尊敬他。个人觉得课堂上老师的所扮演的角色对学生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有一个问题,当年是你们班这个有一个华人,那么说你们家对你的教育是兴趣导向吗?

刘彦贝: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父母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是兴趣导向,因为我父母相信这一点,孩子以后的前途他自己去掌握,你不要用来给他安排。我发现有趣是我亲戚有些从小学到中学就进名校,结果进到大学就不如我。因为我一进国立大学的时候,是进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大学可说是马来西亚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国家最顶尖的高等学府,这和北大在中国的地位一样。就此相比之下,过度强调自己的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否就能确保自己的子女未来就会比他人的子女优秀呢,这个问题我以为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认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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