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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止于至善的学问,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访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二)

guo  2013.06.28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771

二、育才之道:贯通中西,挑战前沿

记者:您自己在学术上贯通中西,并在多个艺术领域具有专业造诣。在研究生培养上,您是否也这样要求学生?

老师:我的学术生涯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国学基础,西学眼光,当代问题,未来视野”。首先要有身深厚的国学修养,出经入史和文本细读的功夫必须下足。同时要花大力气学好外语深研西学,找到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方法论,具有最锐利的学术眼光。这也是我培养学生的指导思想。对于新招来的硕士和博士,我要问清楚他们之前写的是什么样的论文。如果以前是做国学的,比如李白杜甫或者近代的王国维思想研究,那么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最好写西学。做出这样很有学术难度的规定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我研究西学近20年,1985进北大就翻译出版了《文艺现象学》(编者注:现象学,phenomenology,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一直到大概2000年,我才慢慢转向国学。我力求与西方哲学家和本土国学大家都能对话,这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探索文化的未来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有这样会通中西的优势。这种培养方法其实非常切合现在学生的弊病,因为无论是西学还是中学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靠学生自己自觉地改变研究方向十分困难,更做不深入。我们常说五四之后,20、30年代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却只能通一个很小的领域,做不到触类旁通,这是学术的退步。

有人说,做学问不需“当代问题意识”,埋头做学问必然成为大师,比如王国维埋头做学问,变成了大师了。我说:当年王国维在商务印书馆,白天工作,晚上去进修德文、日文、英文。他的日记你去读一下,天天都在说学外语多么痛苦。当他听到那些旅欧学者回来写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场景,他开始重新认识到国文的重要性,体悟到在当今世界这每况愈下的时代,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角度看世界,这就是“童心慧眼”,他写了《人间词话》;然后,当他发现敦煌古卷被人家拿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开始展开“敦煌学研究”;当他发现安阳的甲骨文被老外拿到西方去,他开始深入研究甲骨文;到了一九二零年外蒙古即将被割掉的时候,他倾力研究《蒙古史》;到了中国戏剧在慢慢淡出舞台,小说倾销的时候他写了《宋元戏剧史》。可以说,王国维每一部著作都是和心心相系的家国现实紧密相连的。

我经常在想,钱钟书是公认的大师,中西学都登峰造极,他英文非常好,据说是《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翻译者,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审校者。但同时期还有一位朱生豪先生,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这同样需要极为深厚的中西学功底。为什么今天校园的学生大多只知道钱钟书,而不知道朱生豪呢?

记者:因为《围成》。

老师: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钱钟书关心中国命运。他不仅写了《围成》,还花大量心血写了《旧本四篇》,写了《管锥编》(四卷)。他把中国先秦所有古籍疏通后,与西方多国经典文献进行横向文化比较,展示出“文化昆仑”的精神气概和学术高度。一句话,面对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和中国的苦难,作为一个学者如果不关心历史与现实,那么,中国历史也绝不关心你,只会遗忘你。在翻译史上,朱生豪肯定是一位里程碑式的辉煌人物,但中国二十世纪璀璨的思想史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一是朱先生对中国文化关注不多,二是朱先生英年早逝,让人叹息不已。钱钟书学问大,又通过《围城》关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所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一定会记载他。这也是我强调学者要关注“当代问题”的原因。

那么,“未来视野”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中国进入人类的精神前沿已为期不远。过去,中国被称为“肢体国家”,现在正在变成“头脑国家”,要和美国欧洲共同商议人类的公共事务和未来命运。我认为未来的三十年非常关键。北大一定会产生一些更有头脑的深情冷眼的知识分子,一定会让中国学术登高行远重建“汉字文化圈”。

有的学生为了省事,在硕士论文上扩写就弄成了博士论文。曾经有个学生找到我说,“王老师,之前五年我都在研究王国维,来到这里也是想继续往前走”。我就举前面提到的“王国维白天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晚上学英文、德文、日文”的例子,说,“本来他学‘之乎者也’就可以了,但为了面对列强的丛林他必须学外文。你们作为新世纪的博士、博士后,学习更多新门类的知识是必需的。你如果做不了,可以退学,北大没有炒冷饭的机会。”
类似这样的学生不少,都想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我说我们的专业要求高度必须达到,实在不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学,要么延期。延期不是坏事,可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但有不少学生不理解,觉得多读一年书是浪费时间,还要交罚款,怨恨得很。据我观察,凡是三年就匆匆毕业的博士,绝大部分都不再做学术甚至转行了。因为他往往只是在形式上通过了学位论文拿到了学位帽子,但人家知道他实际几斤几两。我的博士生们有一些延期毕业的,往往都进入各个大学的教学第一线,成为优秀的老师,因为他们受到了很好而充足的学术训练。

昨天晚上我去中国政法大学演讲,见到我以前毕业分到政法大学任教的一个博士,他受到他们院系领导的高度评价,说他非常优秀。他博士读到四年时就急于毕业,其实进入答辩大概也能过。但我对他说:“你的学位论文如果这样匆匆忙忙地完成,学术份量不够,这种半成品也出版不了,而且半罐水使得你以后教学工作也会问题不断。在北大,在未名湖边,现在有这样一些把所有功利目的全部抛开的高人在一起专心谈学问道,这样‘竹林七贤’式的氛围离开燕园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考虑了一下,给我发短信说要再延长一年,说能在北大多读一年书是他的福气。他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我的预期,而且我相信这个学生今后的学问会超过我,因为他的国学和西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我想北大应该鼓励博导和博士们沉静下心来苦做四到五年学问,做出一个精品来,这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路。现在靠论文数量争排名,粗制滥造,还不允许高标准的延期要求,简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学术自杀行为。

记者:您在具体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上,有什么方法和要求?

老师:首先就是学位论文选题。选题就像打篮球,篮筐不能太高,否则大家就没兴趣了;又不能太低,太容易也没有人愿意玩。所以篮筐的高度要根据游戏规则调整得恰到好处,有相当难度但也能投得进。选论文题目也是如此。你把博士论文选成“中国文艺理论”,那要从先秦一直讲到当代,到老死也写不完;当然也不能太容易,比如“王国维晚期文学理论的思考”,因为王国维后期的主要精力在考古、古文字和史学方面,文学理论方面能说的就那么一点点,难度太小。作为北大的博导,在学生论文选题上把关是头等大事。题目一旦确定,学生要用四年、五年的精力去潜心钻研,费时费力,心力交瘁。所以题目要有前沿性和发展潜能,能成为学生以后的学术空间。每次我和学生在校园里散步,或者他们找我来谈的最多的就是博士论文定位,这实际相当于他整个的学术定位。我经常感慨,每个人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定位错误,回过头来可能已经四十好几岁了,空悲切!我想告诉他们,必须以一种严肃认真、止于至善的态度去选课题,而不是道听途说,翻翻网上的、报上的信息,随便找一个题目,结果做不出成果,也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浪费了。

学位论文选题还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思想,“好”的题目与一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有关。我的硕士、博士和访问学者,加在一起也超过一百人了,我对这一百多人的要求一直因人而异。我先让他谈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然后我问在这个领域中你能不能进入前几名。如果一个课题可以做,但你永远不能进入前几名,那就干脆别干。特别是博士生一年只能招一个,是很珍贵的,如果浪费掉了这个种子那是导师的过错。

记者:现在也是 “大众化研究”的时代,能够“填补学术空白”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

老师:我让学生们充分地研究学术史,这是我教博士、硕士,甚至带本科论文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培养方法。我认为在研究开始后的三个月到半年,应该用来阅读研究对象的原本。比如要研究某位外国作家,就要把他的原版著作全部看完,然后再看研究这个作家的英文版的所有研究论文。有些教授觉得,这样学生的思路容易跟着别人走,这其实是错误的,只有充分了解他人的工作,看看留给自己还剩下多少空间,再形成自己的思路与观点,才不会掠人之美或落入俗套。我的学生们读完书后常仰天长叹,为什么学术道路这么窄,能想到的都被人家想到了,想做的都被人家做过了?所以另外还有关键的一条,我让学生把别人研究过的内容画成“学术地图”,地图上标明哪些区域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剩下什么地方还没有深入发掘就一目了然了。画学术地图的办法能帮助学生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博士生是南方一所名校的硕士。她到了北大以后就觉得,北大的教学风格不一样。在原来的大学只要学生提出一个合适的,导师觉得不偏的题,你就可以去做了。北大则更加严谨,好像进入了一部庞大的学术机器,如果缺少一个构件,你就要把它做出来并装上去,这样的收获将让她确立自己独到的学术价值。我先让她写一篇不少于两万字的学术史的论述,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功和过是什么。这样,她在评价前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工作我称之为学术研究的学术史的训练。如果一个人看了两篇文章就开始写论文,写出来肯定是“垃圾文章”。

在这方面我的学术道路也可供借鉴。我在1985年写的硕士论文《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并在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两篇艺术本体论的论文,在国内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毕业以后就出了一本书,其后有别人也陆续出了不少这方面研究著作,但已经属于模仿或者对我所做工作的延续,不具有开创性。1992年我出了第二本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第一本写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专著。我的第三本书《发现东方》,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讲出了对东方大国中国必须重新发现而不是妖魔化的新见。后来我又出版了《文化输出》和《文化战略》两部书,对新时代的“中国学”领域带来了重新审视的活力。最近基本完成多年来撰写的四卷本《中国思想精神史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且前人未有的工作。可以说,做研究要有比较高的起点和眼光,尤其对北大的学生来说,要勇于接受挑战,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体现学术的意义与个人的价值。

我经常和学生说,中国最近在大力庆贺瓦格纳诞辰200周年,而德国却没有人庆贺王羲之诞辰1660周年!这令人深思。如果我一辈子就研究王羲之的书法也未尝不可。但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学者,是星汉灿烂;而二十世纪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在文史哲界,没有中国人的地位。为什么国内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国外没有影响力?这就是因为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它最前沿的话题没有连接上。中国人现在不能只是关注自己的问题,或对西方亦步亦趋,要在国际文化视野下争取我们的发言权。《发现东方》这本书从2003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三次印刷脱销。现在中央电视台要把这本书拍成八集政论片,我正在写这个片子的解说词。他们认为这是表现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新话语。第一次是80年代的《河殇》全盘西化,第二次是七八年前的《大国崛起》,写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的崛起历程,但没有谈论中国。现在再也不能回避谈论中国了!

我现在又在研究一门新的学科,叫做生态文化。恩格斯说过,“人每一次对自然的疯狂攫取都会遭到自然疯狂的报复”。西方现代性遭遇到了很多生态困境,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中国古人从来不强说“人定胜天”,而是强调人和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生态文化研究主要的对象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该怎样对待自然,并不研究特定的自然科学。生态文化还要研究人本身,将人纳入文化生态系统中,比如为什么权钱交易这么多,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为什么人的欲望愈发膨胀精神却越来越不振作等。我认为这些研究对国家制定政策,对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对我们评价自己的文化系统都是有大有裨益的。我已有五个博士做过生态文化或者美学论文和相关工作,他们在国内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并且频繁地出席国际会议。所以一个导师要了解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前沿问题,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给学生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而不是闭门造车。

总之,我培养学生有三个“生长点”。首先给学生施压,开拓视野,会通中西,过去做国学现在补西学,过去做西学现在补国学;第二是和学生反复探讨学术定位,写什么,为什么写;第三就是讲究方法,先研究学术史,用排除法决定具体做什么。最后还要敦促他们尽快将成果出版。现在是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有类似之处,不但要做得好,还要传播开,使北大的博士论文会成为别人的风向标,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通过严格要求,让学生打下一个会通中西的学术基础,这幢学术大厦的最终完工可能需要二十年甚至半辈子,在未来的岁月中他才能成为中国学术的精英力量。

记者:按照您的要求,博士生要在汉学和西学间完成转换,而且还要完成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题目。四、五年的时间压力很大,学生们都能够做得到吗?

老师:这就是平时督促的问题了,严格要求不能只体现在最后结果上。我每星期都要问他们的论文进度,每个月最少交给我一万字,哪怕是草稿。我认为导师必须负起导师的责任,不能像“顾问”,顾不上就不问。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著名高校工作,还有不少人执教欧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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