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做止于至善的学问,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访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一)

guo  2013.06.28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2,873

编者按: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全能”型的学者,不仅学贯古今中西,还工书能画,卓然自成一家,并通晓音律,擅长钢琴、古琴、二胡等乐器。尤为难得的是,王教授始终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宏大问题,并通过自己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以扎实的脚步在积极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重建文化,再铸国魂”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王岳川教授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信念。王教授把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对家国天下的思考,贯注到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以满腔的热情、独到的方法,严格的要求,培养了众多顶尖人才,为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王教授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教育与文化的真正希望。

 

一、教学之术:有备而来,课堂“叙事”

记者: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除了中西方哲学、文学研究外,还精通琴棋书画各类艺术。您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兴趣爱好,又是怎么做到的?

老师:对古代文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修养。现在学术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显著,“出成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出现了很多学问局限在一个很小领域的“专家”,这对学术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因为社会生活虽然变化很大,但古今中外做学问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季羡林先生曾经强调“会通中西”,光做一门学问成不了真正的“大师”。

长期以来,我对知识一直有一种如饥似渴的追求,在学习、研究时,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主要谈的是文学和艺术,它的研究不能是空头理论,要有实际内容作为依托。没有真正的艺术体验,光靠理论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平庸之作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不朽名篇也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文学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而艺术方面,最起码的内容就有琴棋书画,这都是我的研究对象。要研究,就要理解、领悟,所以要学习并掌握。我下很大功夫学习了音乐、书法、绘画、诗歌,想把这些更加“心灵化”的艺术之美告诉大家,提升大家的美学鉴赏能力。我力求让文艺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既有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和体系架构,同时要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与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对话”。研究者应该会弹古琴,知道古人为什么弹“高山流水”,为什么说“君子温如玉”,为什么说书法是“散怀抱也”?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最起码的要求,不然你连科举考试都不能参加。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学者也是著名的画家,比如王维、苏东坡等。研习琴棋书画有助于理论结合实践,也能丰富生活,愉悦身心,只要不是过于专注于眼前的“科研成果”,还是能够做到的。

记者:广博的知识是否是您教学上的魅力之一?

老师:老师应该是学生身体力行的榜样。我是北大1985级的研究生,刚到北大,我的导师胡经之先生应聘到深圳大学做中文系副系主任。他打算等我们几个研究生毕业了再走,但因为他主讲的课程以后要有继任者,所以我刚上研一他就要求我和他一起讲《文艺美学》课程。当时胡先生准备了两讲,一讲是参考书目、教学要求等基本内容,第二讲是绪论和内容概要,第三讲他没讲就离开北大了,我就“被迫”走上了讲台。我备课的时间实际只有不到半个月,非常匆忙。幸好我对古典诗词小说有过长期的研究,对琴棋书画也都多年浸润其中,加上我有大学毕业后在科研单位有一段实际工作的经验,敢于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因此一开始教学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上课的情景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上课教室有120多个座位,居然挤进200多人,过道里、黑板前、窗台上都是人,连门都关不上。这也跟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学的渴望有关,因为美学也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思想解放。学生的热情也使我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能够和听众非常近距离地交流,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困惑我马上就能感受到,这对讲演者是极大的鼓舞。这同写一篇文章能得到读者的呼应不一样,写文章因为时空限制,要想得到及时热烈的反馈是很难的。

20世纪80年代和后来90年代乃至现在的教学氛围完全不同,那是刚从思想和文化的贫瘠状态中走出来,人们真是求知若渴。《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采访我的时候,我甚至用“像狼的眼睛发出绿光,贪婪地攫取”来描述那时学生求知的心态。反观现在,课堂上很多眼睛是迷茫的,是无所谓的,不在乎你讲得好不好,思想的魅力正在消费时代加速暗淡。

记者:您那时很年轻,思想活跃,能够大胆创新,这对年轻的学生有特别的吸引力。您当时的授课方式和其他老师相比,主要的不同是什么?

老师:那个时代老师备课的主要方式是写稿子,而且十分认真,但上课基本上就是读稿子,遇到疑难、重点的地方写写板书然后再细讲。我们这一代则大都下过乡,经历过很多事情,书生气也就没有上一代那么重。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十分喜欢通过演讲的方式,将自己思考成熟的观点和正在探索的困惑一并呈献给听众。这对听众也是一个刺激,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个现成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形成多年的陈旧模式,而是正在酝酿过程中不断闪光的新思想,在问答之中就有了很强的参与感。演讲是80年代一种普遍的交流方式,很受大家欢迎,这应该是我授课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光“演讲”是不够的,那个时代的学生对老师的知识与思想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听得不满意是会把你赶下去的。我当时备课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一星期一百分钟的课可以一周都很少睡,疯狂地阅读写作。那时我对“一缸水和一杯水”的道理有深刻体会——你要有一大缸水的知识贮备才能上好一杯水的课。如果只有一杯水,那就是杯水车薪,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经不起学生的质询与考问。

还有一次教学经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1988年毕业留校后,当时北大有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叫“当代西方最新思潮”,邀请了很多专家讲授,每人讲一个主题,我分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门课程不要考试,也不点名,学生一点都不“怕你”,再加上那个年代思想活跃,你只要五分钟讲不好下面就开始窃窃私语,十分钟讲不好恐怕就要被轰下来。北大的学生就是这样,他们能够容忍尖锐但不能容忍平庸,能够接受挑战但不接受僵化,可以允许说的不周延,但决不允许你老调重弹,如没水平他绝不在那儿伺候你。老师按部就班地讲课是绝对不行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北大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新思想。

虽然我已有成功的教学经验,但这次上课压力很大。上课地点是在一教的101阶梯教室,我感觉那个教室就像古罗马的审判团一样,“法官”们高高地坐在上面,我站在最底下。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我一进去眼镜上就蒙了一层水雾。等我能看清楚的时候,吓了一跳:阶梯教室里全是人,连过道都站满了,少说有两三百人。我那时没什么名气,再加上比较年轻,在我回过身在黑板上写讲演题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一些同学开始收包,准备走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在写黑板时就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在两分钟内让全场鸦雀无声——我真的做到了!当我一回头,用清晰的嗓音说明最重要的观点时,全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当我讲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说:“时间到了,但今天没有讲完,非常抱歉”,但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我继续讲下去,最后讲了三个半小时才下课。

教学对老师,特别是新老师是一种严酷的挑战。我听说有个学生留校任教后,头一次上讲台,居然写了近一个小时的黑板都不敢转过头来面对学生。我觉得这根本原因还是对自己的知识与逻辑缺乏融会贯通的自信。教学首先是对老师自身知识的检验,这个过程对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我非常庆幸在留校后上了很多课,尽管确实暂时影响了我写论文或著述。我记得那时一周要上7、8节课,除了文艺理论、西方文论、比较美学、文艺美学等专业课,还有文学思潮这类全校性的赏析课。我觉得北大的青年教师也应该将教学放在第一位,不用着急著书立说,慢慢在教学上磨练,积累一定经验,学术工作也就有了不竭的源泉。

记者:那两分钟您讲了什么竟然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老师:前两分钟很关键,尤其是第一次讲大课。当时我说:“我们今天讲的是postmodern,即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同现代主义及前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一个系统。邓小平告诉我们要走向现代化,这也说明我们正处于前现代。与此同时,西方的欧洲走向了现代,而美国已经走到了后现代”。这时下边还是不太安静,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有震撼力的事例。我说:“最近,《山西发展导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惨烈的事件,山西农村一个万元户(编者注:20世纪80年农村有钱家庭的代称)让自己的亲侄女给他1岁的儿子当小保姆,这个小女孩只有9岁。他的儿子喜欢让小姐姐把自己往上举,但那个小姑娘力气不够,当举到第十次的时候没接住,孩子摔下来,抽搐一会儿后死了。这个舅舅盛怒之下,冲出来当场抓住小姐姐的腿将她撕成两半。当天晚上,宗法势力强盛的农村,集体判处这个舅舅死刑,并集体把他活埋了。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钱人为所欲为’,二是‘宗法势力超越法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并力图融入世界的时候,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由此,我们今天一起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和关联。”就这样,下边的学生一下就被我的叙事和问题意识深深吸引,开始进入严肃的问题域思考了。

教学要讲究技巧,特别是讲文学、史学甚至哲学时要懂得叙事方法。“叙事”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叙事学理论”。为什么佛教、基督教能走得很远,宗教故事起了很大作用。那天我用这样一个事例开头,其实就是叙事的方法。过了很多年,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个故事,记得我后面有针对性的强势分析。教学和写理论文章不一样,不能只是材料与观点,要有知识的探索与形成过程,所以一定要讲究“叙事”。

我对教学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一定要和学生有互动,但不是点名,我觉得把宝贵的上课时间浪费在点名上面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每次讲完课都会留下5到10分钟让学生提问,经常提问的同学会获得较高的分数。我不想中文系的同学总是低着脑袋死记硬背,更不能沉浸于古书中的“之乎者也”,他要能够面对一个活人进行交流。学生要学会如何同书读得比自己多、学问比自己大的人进行交流,这才是一种强者更强的好训练。

记者:课堂上的学生这么多,提问5到10分钟时间够用吗?会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

老师:时间不可能太多,而且有一定限制也可促使学生深思熟虑后再简短发言,提高提出问题的质量。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尖锐的,与我的观点完全对立,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课后到外面继续对谈。

我也确实遇到过非常偏执的提问者。我认为他在某些知识方面有欠缺,就推荐了几本书,建议他读过这些著作后再来讨论。这从老师对学生的角度是非常正常的,但他好像感觉受到了刺激,当天就写了文章在网上对我的课程进行无端攻击。其他学生当即就回击他,说他们当时坐在前排听课,证明老师的态度是非常诚恳和友善的。后来那个人理屈词穷,就把帖子删了。

我们系的金开诚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太行山”的故事。一个师父把太行山错念成“大行(daxing)山”,徒弟想要纠正他,俩人就起了争执。走到一个村口,一个老农正在晒太阳,徒弟就跑过去问他:“您是本地人,请问此地是‘大行山’还是‘太行山’?”老农问:“你们俩人是什么关系?”“那是我师父。”“师父怎么说?”“他说这是大行山。”“那你呢?”“我说是太行山。”“那师父对。”后来师徒二人又往前走,徒弟不死心,就又跑回去问老农。老农说:“我当然知道是太行山,但让你师傅这种顽固不化的人带着他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天下人嘲笑他不就完了么?”我常用这个故事解嘲,当有人屡教不听的时候,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有些人就是注定要带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走遍天下让别人笑话。孔子都说过“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们只能有教无类,但不可能做到教育万能。

记者:由于一些公众的盲目性及缺乏必要的思考,有些荒谬而偏执的观点其实还很有号召力。

老师:最糟糕的是这种人会对北大产生负面的影响,这需要相关人员引以为戒。比如北大的学生社团很多,刚刚进北大的大学生经验和判断力都不足,经常请一些社会上的人做讲座,其中鱼龙混杂,有不少是没有真才实学,但靠标新立异、自我炒作而有一些“名气”的人。这里面的“南郭先生”在北大讲完课后经常遭到网民的集体抨击,很多人认为他们就是北大老师。大概八九年前,有社会上的人在北大讲书法,有个听众回去以后就写了篇“北大离书法有多远”的文章发在网上,他的潜台词就是北大的书法太差了。后来我让助手去查他在什么时间地点听了一场什么讲座,发现主讲人就是学生会请的一个连书法都没入门的人。他进北大乱讲,别人还以为是北京大学书法所、北京大学书法协会派去的,影响很恶劣。

还有一件事是我的访问学者告诉我的,说北大请来了一个人讲“成才学”,结果去了很多博士硕士,我的访问学者都去了。那个人上去讲了五分钟语无伦次,一听就是个骗子,讲的都是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接着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博士站起来说,“我向你提三个问题,你能正面回答这三个问题就继续讲”。那个人刚听完第一个问题就浑身打颤,三个问题提完后大家开始纷纷举手抨击,这个人实在撑不住了就告饶,说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后能对别人宣称自己曾执教过北大。

记者:现在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教师一心教学,学生单纯求知的时代了。这在您的教学工作中有何反映,或策略上的调整?

老师:从1985年到现在,近三十年间我几乎都在教学第一线,除了出国几乎每个学期都上课,确实能体会到在求知欲方面学生一代不如一代。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主要是媒体极大丰富了。为什么五六十年代那么多人一听相声就乐,今天就算郭德纲(编者注:著名相声演员)使劲抖包袱我们都很难笑得出来?因为当时听相声的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说相声的随便讲个笑话就觉得很好笑。今天的孩子却不一样,从小就被各种媒体包围,就一般的知识宽度而言,他们知道的可能比老师还多。如果教师上课不认真准备,讲义不能达到学科前沿和比较高的高精尖思想水平,单靠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肯定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但有的老师还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这种变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方法照本宣科。曾经有一次,一位老师拿出备课本来,上面写着1958年,这样的课程怎么可能有吸引力?我有的课程也讲过几轮了,但我每次上课,都按照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的要求,像第一次上课一样认真准备。讲课的内容要跟着时代调整,列举一些学生们关注的例子,这样他们才会进入真正思考的空间。过去学生的求知欲强烈是特殊年代知识匮乏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按这样的标准要求现在的学生。如果老师讲课效果不理想,首先要自我检讨。不能射箭脱靶,怪靶子不好吧!

另外,要给选课的对象设置一定的听课难度,我每次开课前都会列出十本甚至几十本必读书。这个要求并不算高,在国外读博士一星期就要读十本书,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开始会很不习惯。国内很多老师一个学期开两三本参考书,而且可读可不读,这样对学生就没有压力了。感受不到课程的难度和知识的挑战,他们也就觉得没有听课的必要。读书要难,讲课要切合实际,考试则要适当容易一些,才能杜绝为考试而考试的死记硬背。

记者:对一些确实对学习没什么兴趣的人,您如何对待?

老师:我觉得现在为人师要做到不苛求他人,因为今天的大学教育正从少数人的“贵族教育”向多数人的“全民教育”转化。我们高考的1977年大学录取率只有5%,现在达到了60%。既然是全民教育,就没那么多人想把自己变成精英,变成天才。有人只想拿到大学文凭,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老师也要接受现实调整心态,不要因为下边学生不太专心而大发雷霆。

另一方面,老师要严格要求自己,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我开课时会说:“我上课不太喜欢你在下面呼呼睡觉,更不喜欢你拿手机上网。你可以选择离开教室,尽可以去干你的事。改卷子时我也不会秋后算账,但你不听课不太可能得高分嘉奖。如果你坐在这里,我希望你用‘心’听,我会努力讲得精彩让你很难打瞌睡。”
课堂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老师要在一百分钟的时间里,把自己独到的学术经验精准地传递给学生,尽可能让他们思有所悟学有所获。我听说,有些老师在课上说些对北大、对社会的抱怨,能侃一个多小时。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有牢骚绝不应该在宝贵的课堂上去发泄。

记者:具体您的“文艺美学”课程,在教学上有什么特点?

老师:这门课是从美学角度体验并研究文学作品,并进而给予生命深度的体悟。举个例子,“精神还仗精神觅”,我通过对柳宗元小诗《江雪》的“再度体验”去还原作者的“原初审美体验”。这首诗仅二十个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第一层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到“一个老渔翁坐在小船上,冒雪钓鱼”,那么,这不是审美,只是“识字”而已。第二层如果体味到在一片一尘不染,万籁无声的境界中,诗人借隐居在山水之间的不怕寒冷、专心钓鱼的渔翁来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抑郁苦闷,那么,这可以说是对作品有了表层审美体验。第三层可以体味到在这接近死寂的画面上,渔翁精神世界之光扩展着、浮动着、活跃起来,传达出作者在自己的理想不为世俗之人所理解时,只能摆脱世俗一往独前,坚定地去求索那种执著的精神。达到这一层,也仅仅是中层的审美体验。第四层,我们就会顿然发现,《江雪》一诗的视角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圆形结构:千山→万径→孤舟→渔翁→钓丝。渔翁身居千山万径之中,泛舟江湖之上,俯仰宇宙而心宇澄静。诗人以宇宙空间万象的广袤,来映衬自己饮吸无穷时空于自我的襟抱。这山川漠漠空间正是可以把诗人全身心安放进去的恒寂世界。于是诗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
(宗炳著《画山水序》),以大观小,又以小观大,俯仰天地而后回归自我。这是与西方那种人与自然对立而产生的疏离感大异其趣的。高妙的哲学都具有诗性,而高妙的诗都指向诗性哲学——诗的首二句目击道存,目的在写出空无,但又不直写空无,而先将我们带向茫茫“千山”、幽幽“万径”这“有”的世界,然后突兀地用“绝”、“灭”二字对“有”加以断然否定,于是从有到无只是瞬间的把弄,“无”的存在无所不在,体悟和暗示了无、混茫、太虚这创造万物永恒运行的“道”。但诗人没有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神游,而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和执著的自身,从而表明诗人当时所深切体验到的极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经达到人迹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别人的携助。这是诗人当初所真切体验过的从而传达出来的一切人生经验和知识所构成的终极大彻大悟之化境。使人能于实中悟虚、有中体无、少中味多。

再比如我讲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就不仅限于这幅作品本身,一定会提到颜真卿的忠贞爱国。我讲苏东坡时也不会讲《寒食帖》究竟达到了书法多少级的水平,而是分析其艺术性以后指出苏东坡的潇洒出尘,笑傲海天。我曾经用一句话描述苏东坡,说他像一粒煮不烂的铁豌豆,打不烂嚼不碎,面对苦难永不低头。

我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要浮现出审美的人,这和文艺理论不一样。我在每次“文艺美学”课程第一讲都要讲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的区别。文艺理论强调对字、词、意的研究,比如诗就要研究韵律、节奏、平仄等等。文艺理论还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性,比如社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文艺美学则研究普遍性的人性面对一个艺术品的体验,尤其强调人的生老病死等节点的共同性,这使得文艺美学更强调时间本体感,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等。我曾经对文艺美学下过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研究个体面对流逝的时间和宇宙的永恒时对自己的卑微和有限性发出的巨大的美学感慨”。

文艺美学要把“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减到最小,让人和艺术回到其本真状态。不要总是想着这件作品有什么含义,那样就没法审美了。有人说,一切艺术都是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我就说,请问“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中国被意识形态的问题束缚得太厉害,需要用美学唤起沉默已久的心灵。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很多关于琴棋书画的文章,力求通过这些文章,通过一个北大老师的精神透镜向民众展示艺术和生活中美学的独特视角。

做止于至善的学问,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访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二)

做止于至善的学问,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访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三)

1条评论

  1. 古希腊的苹果 说道:

    “容忍尖锐但不能容忍平庸,能够接受挑战但不接受僵化,可以允许说的不周延,但决不允许你老调重弹,”说得真好,学术研究如不能坚持己见,人云亦云,毫无建树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