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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如何成为世界一流——中文系韩毓海老师访谈(一)

guo  2013.10.13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179

编者按:韩毓海老师是一位胸怀天下的学者,他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其学术工作一直坚持对历史、文化和人类的深度思考,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韩老师对教育有独到的认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他主张要突出北京大学的特殊性,明确北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韩老师认为北大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自信,实行自己的学术制度创新,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学术活力,为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走出“富贵乡”,寻找“取经路”

记者:非常感谢韩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兴趣非常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经济都有研究。您这个学术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韩老师:这可能跟我以前中学时养成的学习习惯有关。我父亲就是教书的,1970年,他所在的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大)响应号召到鲁西的聊城办分院,目的是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这就是现在的聊城大学,他是这所“农村大学”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实际上,不仅仅是大学,文革时期很多优秀的学者甚至到基层的中小学去教书了,一直到我们要考大学的时候他们才陆续调走,这些优秀的老师对我的学习影响很大。

我们中学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我印象最为深刻。一位是教我们物理的唐老师,他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电台的台长。其实他没做过什么坏事儿,无非就是个高级技术人才,解放时成俘虏了。他的电学水平是很高的,课讲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化学老师叫徐海,水平也很高,那个时候他出了一本化学习题集,全国都在用。徐老师倒是三代贫农出身,又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结果被分配到山东这么一个小地方,徐老师就很不满。反倒是那位唐老师很佩服共产党,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老师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人生阅历,并且大都“怀才不遇”,就把学生当作吹牛对象了,所以上课非常有吸引力。另外,因为条件简陋,物理化学实验全都没有,所以老师上课全靠一张嘴。教我们语文老师比较重视基本功,也就是“读和写”,这应该是现在所说的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中学时代,我们课外读的都是俄罗斯、前苏联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的小说。因为能找到的书不多,所以大家就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作品。我喜欢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时候养成的。

记者:文革刚结束那几年,考大学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老师的教学方法能让你们考出好成绩吗?

韩老师:我觉得首先因为老师讲得有意思,所以大家都对学习有兴趣。另外老师们在教学上也很有特点,非常重视把基本的东西讲明讲透,比如课本中出现的例题等,他们都要反复地讲。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语文老师说的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些人很笨,水平也很差。北京、上海就不要提了,就连济南、青岛的孩子你们都不一定能赶得上,我只希望你们每天都有点儿进步,最后能混个师专读就不错了。结果高考的知识点都是最基本的,我们的成绩也就非常好,全班都考上了大学。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们那个不起眼的中学,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中学老师高度重视基本功的教育理念是很正确的。现在的孩子很累,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希望孩子比别人学得更多一些,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基础的训练。你的领悟能力、表达能力,归根结底就是读和写的能力。不能理解文章的含义,不能清楚明白地把自己的意思写出来,还谈什么素质?没有基础就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你看现在小孩周六周日,马不停蹄地上各种素质班、补习班、艺术特长班,结果只能是学一大堆华而不实的雕虫小技而已。

记者:您上大学时是什么情况?

韩老师:我考了聊城地区的第一名,当时可能除了北大之外,全国高校的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就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到了大学,我反而觉得那里的老师不像我们中学老师那么有想法,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地教学生,考试也就是那几本教材。大学里我也没认真学,就是踢足球什么的,玩过去了,好处是把我的身体锻炼得不错。

记者:80年代的大学生是很“吃香”的,硕士更少。而且看来在山东大学时您对学术兴趣也不大,那您为什么决定要考北大的博士呢?

韩老师:我在山东大学的时候,很多校领导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加上我姐姐比我高一级也在山东大学的外语系,所以我处处生活在温暖的、备受关怀的大家庭里面。他们会关心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比如穿衣吃饭,找什么样的工作,是否有女朋友等等。按他们的意见,我从山大毕业第一个可能的去处就是山东作协,因为如果留校的话,当时山大没有房子。于是我在很多人的照顾之下,到了山东作协并拿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子。作协旁边是我们市的税务局,很多关心我的人就要张罗着把在税务局工作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介绍给我,因为她是我们省领导的小女儿。这在现在看来似乎也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生活,我硕士毕业才23岁(我们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所以上大学早),工作还行,有房子,而且连省委领导的宝贝闺女都愿意下嫁。那可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啊。

不过,我姐姐当时参加福布莱特考试(编者注:福布莱特计划是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住在北大,她回来后说:北大的校园,那才叫大学校园呢。她出国前又对我说:“你啊,如果将来当了大官的女婿,那这一辈子可就真成了小地主了!”这让我很不甘心,甚至有点儿莫明的恐惧。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但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这辈子还不能到头。当时除了我姐姐,身边没有人认为到北大来是一件好事,我曾开玩笑说,我舍弃了在山东的优越生活,跑到这里来支援首都建设了。

如果我留在山东,生活可能过得非常好,我的同学个个都是一方小诸侯——用我姐当年的预言来说,个个都是“小地主”。我回去以后发现他们简直能呼风唤雨,几乎没有他们做不成的事儿。“小地主”们都有好几套房子,大腹便便,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上班也比我们悠闲多了,那是一种幸福到无聊的生活,我现在已经难以适应了。

记者:那北大的环境给您什么样的印象?

韩老师:我纯粹是混进北大的,因为我当年考博士的时候就是外语考得好,所以当时中文系不太想要我,但研究生院说北大招生必须是公平的,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机会。这是我对北大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北大竟然让外校的人和本校的学生公平竞争。另外,我刚开始对北大的学术要求也感到非常惊奇,我拟定的几个论文题目都被老师认为太小,但如果是在山东大学,那些题目肯定已经够大的了,山东大学做的题目都类似研究莎士比亚时代草鞋鞋带的打法这种类型。

对我一个山东大学来的学生而言,北大太宽阔了。在那个时代有好多话在山大是不能说的,在其他高校也一样,但在北大没有问题,只要不在媒体上乱发表,你随便说什么。还有,你要发表多少论文是你自己的事情,院系并不干涉,只要不违法乱纪,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研究你感兴趣的任何问题。所以我来北大的感觉就是获得了解放,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我姐当年说得没错,北大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它没有地方性,它的视野是全中国和全世界。北大身在北方,但似乎以南方人为主体,而代替“小地主”意识的,是“身无半亩而胸怀天下”,北大人“可爱的天真”就在于:明明是连自己都解放不了,却成天想着去解放全人类。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所以说,如果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换成中国的“天下意识”或者现代意识、世界意识,那么北大、似乎也只有在北大,才能诞生共产党。

记者:,您对北大的学生有何评价?

韩老师:与其它高校比较,北大的结构是“颠倒的”,就是以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为上。北大的学生是很厉害的,从历史上看,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算是北大老师为主体发动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就是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许多扭转乾坤的人物,都是北大学生,比如说哲学系的张国焘、罗章龙,中文系的邓中夏,经济系的邓力群、数学系的黄敬等等。尤其给北大的本科生上课极具挑战性。首先他们会非常地专注,这就会给老师造成一种压力,一定要努力讲好,讲得深入还要讲得有意思。这和我在山大读本科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那时大家听课不专注,反正我那个时候是不会好好听讲的。老师和学生是会互相影响的,老师会因为学生毫无反应,讲得就没有生气,学生也因为老师讲的无聊就不要好好听课。其次,北大的学生有很多可能性,在未来他们很多人会成为某个领域、某个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也会成为“两弹元勋”那样的人物。这样你在教学的时候就要非常慎重,因为北大学生是认真的,他们真的相信老师说的话,并有可能成为他们以后工作的某种信念。所以你讲的东西一定要有必要的尺度,一个问题一定要把正反两边都说到,让学生自己去判断,不能把讲台变成一个宣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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