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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访印地语学者金鼎汉先生(三)

guo  2014.01.06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545

三、中印交流声名扬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中国人都知道印度,但对印度的了解可能还是因为《西游记》,以及印度是佛教发源地的原因。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邻国,其实相互之间是非常陌生的。印度的佛教经典应该是用梵文写的,所以先请教您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印地语与梵文是什么关系?

金老师:印地语是梵文演化出来的,有很多发展和变化。我们对梵文还有些误解,原始的佛教典籍实际上不是梵文写的,而是巴利文。印度是历史文明古国,文化发展源远流长,语言系统相当复杂。

记者:我们知道在印度,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法定的通用语。这种语言政策已实行了多年,对其经济、文化发展上会有哪些利弊?

金老师:在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上这应该是一种优势,比如印度和英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好,与英语世界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对于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创作来说,还是有一定消极的影响。比如有的作家用英语写作,有的用印地语,有的则用当地方言,这在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记者:印度文化和民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金老师:中印都是东方文明古国,但这两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差异很大。印度人比较浪漫一些,更重视形而上的东西;而中国人比较重视实用,有明确的历史观念。比如《罗摩功行之湖》这本书是文学作品,也具有哲学性,同时又是印度教的经典,但其中很多事件都没有明确的历史纪年。又比如,释迦牟尼的出生是一个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根据印度文献就难以有一个确定的日期,不同说法竟然有上下千年的差距。中国不一样,我可以告诉你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印度有史诗,诗意地叙述历史,而中国缺少史诗,但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编修史书,所以有二十四史。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有时间感,比如岳阳楼宋代重修是哪年?我们可以引用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因此重修岳阳楼是庆历五年,即公元1045年。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什么时候到的贵州?他自己写的《瘞旅文》有言,“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正德四年为公元1509年。袁子才(编者注:即袁枚,清代诗人、散文家)的妹妹是什么时候死的?他在《祭妹文》中说,“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呜呼!”。相比中国这种明确纪年的方式,印度历史就混乱模糊不清,有些历史还要靠中国唐玄奘等人的记载来写。

    从文化习俗上讲,印度人吃饭用手抓,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用手抓是一种原始方式,刀和叉是工具,而筷子则是一种艺术。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习惯问题,它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人生态度。孔夫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现实道德规范。而印度人更讲究形而上的思辨,比如佛教经典、印度教经典,很多内容都是对神、性、佛、法等概念的阐述,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关注就没有那么强烈。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和印度都讲轮回。中国的轮回观念是从印度学来的,但传到中国就变了。中国的轮回观念是:我这辈子受苦,下一次投胎要争取变好。印度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苦海,要跳出这个轮回,达到彻底的解脱。因为有这样的人生观,所以印度虽然存在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种姓制度、经济不发达、贫富悬殊等,但印度人普遍地比较乐天知命,对贫穷和社会不公看得比较淡,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反而比较少。

记者:与世界其它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不同,印度教虽然在印度有众多的信徒,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什么原因?。

金老师:印度教是一个多神的宗教,有非常本土化的特点。我翻译的《罗摩功行之湖》,主人公罗摩是一位古印度的国王,他被认为是印度教的最高神,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印度圣雄甘地被刺杀,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哎呀,罗摩”。这相当于我们说“苍天啊”或“上帝啊”。另外,与世界三大宗教都主张信众平等的观念不同,印度教强调等级。印度教徒中地位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第二是刹帝利,然后是吠舍、首陀罗,并且基本不可以有阶层间的变动。试想,如果一个外国人要加入印度教,他不可能成为婆罗门,而他自己大概也不愿意成为首陀罗。

因为等级和教义上的原因,印度教不可能在印度以外传播,所以印度教只是一个地方宗教。这种地方宗教有一个特点是凝聚力比较强,教民很虔诚,在国外的印度人也都很团结;相比而言,中国人在国外主要精力大都是在做生意、求学、讨生活方面,没有那么强的信仰意识。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大国,又是邻国,而且同样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都有各自的经验与教训。中印两国加强交流,可以互利互惠,相互借鉴,可以学到一些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不到的东西。但现在的实际情况确实是中国人不了解印度,印度人不了解中国。中印交往历史有两千多年了,但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只有佛教;中国传到印度的,只有荔枝、茶叶这几样东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从其它国家辗转传入印度的,其它文化方面几乎是空白。过去中印存在交通不便的障碍,在现代社会这已不成问题,中印之间有机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

记者:加强中印交流您觉得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金老师:相互了解是和平发展的前提。相互了解,避免误会,才有可能成为朋友,尤其是当下全球化的时代。我觉得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需要高层的推动,比如我们的文化工作要争取对他们的上层产生影响。我没退休的时候,和他们几任总统、总理都挺熟的。我第一次去印度是在1983年,参加第三届世界印地语大会。开会以后,英迪拉·甘地总理(编者注: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之女,曾担任两届印度总理,1984年在最后任期内遇刺身亡)接见几个外国学者,我去了,英迪拉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正在翻译《罗摩功行之湖》。她说非常好,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印度影响很大,希望我很快把它翻译出来。

1989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编者注:英迪拉·甘地之子,1984年他的母亲被刺后当任印度总理至1989年12月,1991年5月被刺身亡)邀我到印度去访问。他对我说,他打算在印度办一个中印文化研究所,想请我负责。这件事要是能办成,会对中印学者、学生之间的交流有很大帮助,但后来发生了拉吉夫遇刺身亡的变故,这件事就中断了。我非常希望现在学术界做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学者,尤其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做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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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胡士颍

采访时间:2013年10月11日,上午10:00-12:00

录音整理:胡士颍

文字编辑:胡士颍,郑玉婷,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3年11月30日,经金鼎汉先生审定。

 

附:金鼎汉先生简介

金鼎汉,男,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原籍浙江诸暨。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东方语言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印地语的教学研究,还曾兼任《和平使者》(印度与挪威合办的印地语双月刊)顾问。执教之余,译、著等身,有《印地语汉语词典》、《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印地语版)、《毛主席诗词》(印地语版)、《印地语基础教程》、著名马克思主义作家耶什巴尔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上与他人合作)、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妮摩拉》、印度名著《罗摩功行之湖》、《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此外有《杜勒西达斯》、《罗摩衍那与中国》等论文数十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

曾应邀先后赴印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贝拿勒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华盛顿大学、锡拉丘兹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讲学。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第13届国际《罗摩衍那》大会执行主席,第10届国际印地语研讨会主席,第16届国际《罗摩衍那》大会主席。 1993年印度总统夏尔玛向金鼎汉颁发了“世界印地语荣誉奖”。2001年6月15日,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总统府向金鼎汉颁发了印地语研究最高奖—-“乔治·格里森奖”,以表彰他在印地语教学研究,以及中印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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