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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未名胡)

guo  2014.06.04   教育大家谈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081

在一个繁星点点、月色朦胧的晚上,和台北朋友闲聊时,不知怎么地聊到了《乔家大院》,闲扯上张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当议论剧情,意兴湍飞的时候,朋友突然问起大陆“儒商”蜂起的现象。小子学儒,而不知商,本拟“不知为不知”,可又担负捍卫天朝形象之责,只得灵机催动,神侃一番。

首先,我“义正言辞”地告诉朋友,张大导演和巩大明星的电影确实是在山西乔家大院拍摄的,乔家确实也富甲一方,但电影的故事情节确属虚构,不能雷同于历史,以致有损乔家清誉,玷污晋商形象。我们必须将晋商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山西煤矿事故与煤老板的虚假传言区别对待,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历史上,乔家在乔致庸的领导下,成为山西晋商、中国票号事业的一面旗帜。乔老板的成功法则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义贯金石”,做生意,闯天下,须知不义之财如流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两个基本点,一是要重信、重义、重利,二是要戒懒、戒骄、戒贪。此外还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严防生活腐化堕落的四不准,即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如同电视剧所演绎的,乔致庸的“高考”志愿是要以“儒术荣门阀”,考取国家“公务员”以光耀门楣、经济天下,不料想他山穷水复疑无路,壮志未酬身先富。乔致庸虽然是富二代、公子哥,但是他家教良好,尤其是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熏陶,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他打造出全国知名的明星企业。其成功还得益于两个重要方面,即内立家法,创造了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外树形象,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并成功将自身的软实力转化为不断增长的财力。因此,从乔致庸财富大跃进的历程来看,我们称其为“儒商”也是实至名归的。所谓“儒商”,其行为应该体现在以儒家核心价值观念为指导,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奉行良好的企业文化精神,能够善待员工、服务好消费者和回报社会。

今天的儒商热其实来之不易,商人在中国睡了上千年的“寒冰床”,有着一番寒彻骨的经历。遥想当年,老蒋南去东方红,谈笑间,儒者灰飞,商者烟灭,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商”的根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宛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生野火烧,如此被反复千百回。所谓“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是不能平起平坐的,前者被陛下抑制,后者被吾皇宠幸,而很大程度上都同属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话也许说的有些过了,不过儒和商之间,确实长期存在距离感,而距离似乎要到了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的某些时段才产生了美。乔致庸的家族商业盛行在清代后期,他在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周村设立过一个大德通票号的分号,也许那时的“野火”烧的不旺,使得这位儒生成功转型为商界领袖。离这个分号不远的地方,上溯百余年,有位老师设馆教书,从其三十二岁教到七十一岁,同时也参加若干次公务员选拔考试,可惜命运不济,“年年文战垂翅归,岁岁科场遭铩羽”,因而写了一句相当励志话“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充满了正能量。不过他到六十三岁也还未中乡试,七十二岁方才被授予贡生的名誉。不过这丝毫掩盖不住他的伟大,因为他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奇著,叫《聊斋志异》。我丝毫没有蓄意指责蒲松龄不创业下海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不同于乔致庸的典型来,说明儒者致仕的志愿多么坚定,不像我们现在国家开明,鼓励大家自主创业,积极就业。其实聊斋先生也是商二代出生,据说他的父亲因少时家庭贫困而弃学从商,后来治下一些产业,闲暇时则攻读经史,不断充电,所以在蒲松龄的神奇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他内心世界中对儒与商的复杂情感,发现其评判的天平已经偏移到诚实劳动以致富的儒商人物身上了。不过儒商并非仅止于此,还有着更多的光辉岁月。

蒲松龄出生在崇祯十三年,在他父辈生活的时候,明代社会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转变,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开端。因为此时儒与商的距离逐步被缩小,阶层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如果以“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来论证缺乏说服力的话,则可以征引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话,他说:“古者四民异业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明代文学家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职业分工的不同而已,商者在天理良知、坚守儒家思想乃至进入统治体制都完全没有问题。换句话说,儒家知识分子上层已经开始认同儒、商结合并为之作形而上的理论论证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归之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认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决定上层建筑;有人则认为是由于当时人口激增而出仕机会有限,迫使一部分儒生“下海”,另一方面是那些从商成功的人也试图改变自己的文化地位或阶层,或课书教子,望子当官,或直接捐官。总之,儒士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多了起来,渐渐汇成一股延续百年的水流,二者的阶层逐渐融合,使以往“士、农、工、商”的格局渐渐被打破,以至于在徽商的文化地区,商人的地位还要高的多。如果无条件上溯,或许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把子贡作为儒商的鼻祖,这种说法其实还只是着眼在“儒”与“商”两种身份的结合,我们知道孔子当时推行“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学生的身份、职业比较广,问题是商人这个群体、阶层长期以来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他们的地位没有因此被抬升,即便他们的价值经常被盘剥利用的淋漓尽致。至于有人说陶朱公,传说的越大夫范蠡,则很难将之归到儒家的统序中。为什么说商人在明中期以后的地位、影响力才有所变化?除了上面列举的王阳明和李梦阳的形而上的论证发挥,我们更强调商人的职业形象、社会地位、文化气质在社会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那时,在冯梦龙、凌濛初的创作以及那一时代的文学、戏曲里,商人已经成为很多故事的主角,可以与帝王将相争辉,与才子佳人争妍,例如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者”。实际上,更多的商人传记也开始出现在士大夫和学者的文集里,尽管文体多以是传记、墓志铭、寿序等形式为主。这股商人以碑传留芳名的风气十分强劲,在当时已经呈泛滥之势,故可说明儒与商往来互动之频繁,以贵族自视的士大夫们逐渐接受了商人们的影响,而原本处于较低地位的商人也成功上位,权势与财富的话语权的提升必然形成大传统影响小传统,自上而下扩散的结果,明清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经济无不具有这种特点。这与今天的某种表现亦甚类似,儒家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后蒸蒸腾腾,而商业的发展更有目共睹,商界的成功人士成为各大学总裁班、国学班争相招揽的对象,市场上的反映儒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思想讨论多了起来,冠以儒商为名的当代商人传记、广告宣传亦有泛滥之势。很多学习过传统文化的人到处品鉴祖宗之宝,兜售秘方,商务精英们似乎也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架势,这固然让人有些迷惑,却也是时代的进步,陆商从被国有到放开,从财富的爆发到企业文化,又从单纯的模仿、学习欧美日韩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了儒学资源对当代商业经营的价值,预示着比明清发达商业的更大的爆发。

把儒与商从历史的冷宫里放出来也没多少年,就有如此形势,不能不令人感叹。回想昔日儒者丧家,商者舍业,真是恍如隔世,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俱往矣,十分遗憾,自明中叶以后的儒商潮流并没有在中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对比其百年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则更让人唏嘘。明治朝要深入维新,推行繁荣工商业的政策,但遇到了来自文化思想和大众观念的抵制,如认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与其富着活,不如贵着生等等。针对社会上轻视经济和以商为耻的观念,当时对西方工商业精神与日本儒家思想都有深刻理解的涩泽荣一写了本书,影响很大且有个很有意思的书名:《论语与算盘》,指出真正兼具商业智慧和道德修养商人,其商业的成功就是对社会和人类的造福,就是儒家仁爱精神的实现,一样应视为贤德之人。涩谷还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其“士”指的是武士及武士精神,而我们今天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提出了更为进步的“儒商”,可演绎为“儒魂商才”。所谓儒魂,其核心当然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是伦理的,也是道德的。中国历来是大讲特讲伦理道德的民族,而今天却又连基本的道德观念也很难坚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原则被怀疑、摒弃,“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哀”的故事却又不停上演,比如有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精明商人,他五年之内从个体经营户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拥有医药、金融、典当、纺织、盐业等多种产业的商业精英,也从开始的破落户做到了山东提刑所的副千户,得到过皇帝、宰相的亲切接见,受到过各级领导的好评,无奈此人智多德浅,心黑福薄,手长命短,这个人就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纵观中国历史,西门庆者常有,而乔致庸者不常有,常言读史可以明智,可以知兴衰荣辱,则可以知商离不开儒。

今天提出儒商,与其说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毋宁说是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文化调试,商人们在忙不迭地吸收了外来新鲜事物之后,如何最大可能地反思、借鉴、继承、发展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合理内核,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才是重点,毕竟知识文化、价值理论再也不是以一小撮知识分子和行政性命令为主导的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危机正如台湾、日本所发生过的一样,台湾有本《学习革命》反思了台湾经济发展后的病态现象:“坦白说:这是一个残忍的社会。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痛苦,而心里一点不安都没有?我们何其残忍。”经济而伦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给阿马蒂亚·森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如同下饺子般下海,今天儒商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即使有人的眼睛里充满怀疑或不屑一顾,我们仿佛看到乔致庸们正集体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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