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外国人眼里的中华文明——专访德国Pattberg Thorsten博士(记者:赵婷)

guo  2014.06.04   外国人在北大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829

是时候了,中国应当把“文化财产权利”看得与领土与海洋权利一样重要。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或者命名者往往具有很大的优势与主导权。德国人把它叫做“Deutungshoheit”,意思是拥有给思想定义的主权。我们需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西方希望的是用西方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用中国的方式。——裴德思

 

用中国语言理解中华文明

作为一名正统的德国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人员裴德思(Pattberg Thorsten)先生却希望能用中文来理解中华文明,他表示“用英文学习化学与用中文学习化学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用不同的语言学习同样的概念存在差异,因此,他希望可以让中华文明输出时能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语词背后所承载的情景、文化内涵、运作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我们需要用文化来源地的语言去理解文化,才符合文化大背景。同一个事物,用英文词汇系统来学习与中文系统来学习有着不太相同的学习体验。中文有什么特点呢,其特点是“文”,因而相对于欧美的拼音式语系,我们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思维习惯与文化内涵的不同,即使身处拼音时代,身边充斥了各种字母拼音,但是拼音对我们却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看到字母拼音总有一种生硬陌生的感觉,而不是像母语一般亲切柔软。

所以我们希望能保留中文的“文”,用“文”来向世界诉说中华文明。

 

中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面对将中文的字与音分离的提法,裴德思老师说“任何文化进来都会融化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如若把中文的字与音完全分开,则有葬送了汉文化的可能。”我们的国粹、我们的韵味文化究竟如何才能传到海外,继续它的意味深长和意犹未尽呢?

中文是一门太善良的语言,它的善良,决定了它的兼容并包、决定了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岁月,决定了它的深度与境界。语言,是因着人类的需求发展的。中文,也应着我们的需求变化着。

 

中国文化经典在海外如何恰当的被认知

语言文化的传播,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如何才能传递文化情景与文化效果?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如何才是它们在海外最恰当的存在与最恰当的表述呢?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外国朋友看到、接触到、认知到、学习到我们独特的中国文化及其独特的中文术语呢?

 “我们翻译文字,做的不是文化输出,而是contribution(建设),这是一个contribution(建设)的过程,我们正在做的是jointly creating this world(共同创造着这个世界)”。

 

语言是文化的沉淀

语言或许被许多人认知为工具,但是这只适用于刚刚发明的时候,那时候的语言或许可以算作是工具,但是经历过中华文明的上下五千年长期沉淀以后的语言已经不仅仅是工具的存在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沉淀,一种风雨轮回过后的沧桑与厚度。

翻译不仅是跨空间的,它同时也在跨时间。翻译也经历着时间的洗礼。

《易经》的写作来源于天地万物,以天地为准,以人文事物为变,描述了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于我而言,易经里所描绘的世界是一个有丰富多彩、姿态万千的世界。各有各的景色,各有各的迷离与奇妙,各有各的落差与层次,各有各的沉淀与传承。若以现代科学来解释《易经》,真的能够解释清楚吗?很多词汇是图画,变化,古语。我们如何不变味道的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呢?就像用1000个词汇去解释10000个词汇那样无力与苍白,词穷无力。

“两只黄鹂鸣翠鸟”与“两只小黄鸟在唱歌”在外国人看来或许是一个意思呢。这样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为何经过翻译后的文字,其味道会变淡变味甚至没味没感觉?

中国的文化最擅长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最擅长的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古印度文化擅长的是解决人与心灵之间的关系。每一套文化系统都有其特色与价值。我们都不可错过与不可忽略。

 

世界需要更多中华文明的核心词

中西文化是拼合的,中西文化各有其味道。

不同的文明,有同等互相的效力。

在裴德思博士看来,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自由、经济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也在于能否用中国人的方式重新参与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使用中国术语是通往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么我们该怎么翻译中华文明的核心词汇呢?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现在几乎所有承载了中国思想与内涵的文字与语词都按照国际标准译法采用了意思相近的西方术语。这样做,实际上是舍本逐末,扭曲了这些文化词汇的原本内涵与深刻内涵。

中国并不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却是唯一的一个其语言不采用字母符号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依赖于两种西方的罗马拼音系统:韦氏拼音和汉语拼音。虽然有一些中国的概念,像“Yingyang”(阴阳)和“Kungfu(功夫)这样的词汇被西方语言吸收并被他们的人民所接受。可是这样的例子毕竟少数,目前没有一种规范的语言翻译法则来促进中国术语在国外的使用,尤其是在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即使是在国内的英文刊物也没有想要使用中文术语的普遍意愿。

中国在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开办了所谓的“孔子学院”,可是这样的地方往往是虚有其名、徒有其表而已,因为它们仅仅是教授中文,而不是推广中国的术语与中国的文化。

裴德思博士说得好,西方世界创造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是一切。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说完全不存在“rishi”(仙人)“Buddha”(佛)或者“shengren”(圣人)的概念;但是中国学生却被灌输西方世界的“saints”(圣人)和“philosophers”(哲学家)的概念,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社会都是如此。抛弃中文原义而采用外国表达的做法,或许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舍本逐末得不偿失。比方说,“麒麟”该怎么说?我们就叫它“unicorn”(独角兽)吧;“龙”又怎么说呢?嗯,就叫它“dragon”(龙)吧!就像“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但众所周知,西方人却叫它“panda”(熊猫)。

当然,神话动物的千万种正确的非正确的译法都无关大碍,因为其造成的损失姑且可以算作无害。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这样的点滴误差带来的损失是成年数增长的。例如,“文明”被译成“civilization”而非“wenming;“大学”被译成“university”而非“daxue”:“圣人”被译成“sage”或者“philosopher”。但事实上,它们的含义其实并不一样。就如同中国的政治理论在国外被称作“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为了迎合西方权威而简单地在西方的概念前面加一个前缀“Chinese”(中国式),比如“Chinese capitalism”(中国式资本主义),“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等等,那么外国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与动机来关心文化中国的传承呢?

中国的圣人是如何败给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呢?中文词汇“圣”在《淮南子》中出现了260次,在《孟子》中出现了48次,在《春秋繁露》(董仲舒所著,是汉代重要著作译注)中出现了13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157次,在《老子》中出现了33次,在《庄子》中出现了149次,在《鹖冠子》(先秦道家及兵家著作—译注)中出现了81次,在《易经》中出现了40次,在《论语》中出现了8次,在《史记》中出现了185次。虽然它无所不在,但是西方学者显然从来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著作或使用过这个术语,为什么呢?

 

End translationplease

是时候了,中国应当把“文化财产权利”看得与领土与海洋权利一样重要。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或者命名者往往具有很大的优势与主导权。德国人把它叫做“Deutungshoheit”,意思是拥有给思想定义的主权。我们需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西方希望的是用西方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用中国的方式。

伊斯兰世界有他们独特的词汇如Ayatollahs(阿亚图拉),Imams(伊玛目),bazaars(集市),kebabs(烤肉串);同样的,印度教世界里也有独特的词汇如dharma(佛法),karma(因果报应),yoga(瑜伽)和avatar(降凡)等等。他们都在丰富着世界的语言和英语词汇,并且他们在丰富的实际作用方面远远大于中国。

未来的世界语言势必将接纳与吸收成千上万的非欧洲概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美国人与欧洲人都学习中文,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向西方广大的民众普及一些重要的中国概念词汇。在当下而言,即使是最有教养的西方人都没有听说过“ren”(仁),“datong”(大同),“tianxia”(天下)和“tian ren he yi”(天人合一)。

西方的民众也和世界的其他人民一样有好奇心。如果给他们看中文词汇,他们也会去翻字典,搜索互联网,熟悉并消化这些词汇。他们不再会称“君子”为“gentleman”,或是德文的“Edler”,而是称他们为“junzi”。

很明显,如果中国不把她的专属词汇请上世界的舞台,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永远的是西方的独白。没人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相反,连人文领域的学者们现在也都具备了科学的头脑,他们希望在不同的文化里找到具有独特性的不可以翻译不可以取代的概念并且吸收它。End translationplease

The world needs more Chinese terminologies(世界需要更多中华文明的核心词)。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