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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娇之一,西安•碑林(石鎏)

guo  2014.12.16   北大人看中国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308

 

此时此刻的窗外,确实可用“肃杀”一词来形容:高大的树木,本是枝繁叶茂、相互顾盼,经过阵阵北风只剩光秃秃的枝桠,勾勒出荒寂的画面,清晨还能听到清洁人员打扫落叶时发出的厚重声响;而屋宇间的天空,浑浊如泥浆,令人感到窒息。当然,肃杀的只是环境,而非人心。也许,只要是在燕园里,这样的景象也能自成一格。

离开夏天已经四五个月了。说时光流转也好,说世易时移也罢,都不矫情。在夏季,和众多同窗交游,足迹踏遍风格各异的城市和山川,本可趁心中尚还激荡意气之际洋洋洒洒写下一篇文章,不料一直拖到现在。当时的遗憾,却给了冬天里回溯夏天的别样温暖。更值得庆幸的是,秋季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反思和回味的时候,才能更为平静而坦然地审视过去的时空。虽为女子,用“江山如此多娇”命名何妨,字里行间书写豪气又何妨?江山本就如此多娇,年轻自在的生命就应该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西安·碑林:宠辱不惊的真实

第一站是西安,向往已久。清晨到达西安火车站,我们便拉着行李箱穿过尚未苏醒的回民街,来到街巷深处的“秦调”青旅,老板格外热情周到。依照此行的初衷,我们安顿好之后首先奔赴海内外书法圣地——碑林。有幸获得北大书法研究所的老师从中协调,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接待了我们,并特意安排了一位水平甚高的讲解员。

碑林位于西安南城墙魁星楼下,在碑石收藏中,时间最久,数量也最为众多。始建于宋代,历经金、元、明、清、民国,规模不断扩大,屡经修缮,年年岁岁接待传统文化艺术的朝圣者。在城墙之下,博物馆之外,有一条长廊,小贩们以卖文房用品和字画营生。他们对到访者颇为谨慎。

讲解员带我们来到一座硕大的石碑面前,护栏边台阶往下,可至石碑底座;而抬头仰望,方能一览其顶部和上方朱红青绿设色的碑亭穹顶。此碑便是被誉为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石台孝经》,因底座三层石台而得名。《石台孝经》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并为《孝经》原文做了注释,一并镌刻在高大石碑的表面,以彰圣德,以施教化。我顿时联想到了吴飞老师的“宗教学导论”课程,《孝经》便是所读文本之一,它整合了“孝”的思想,作为“神道设教”的一种方式出现在学者解读的视野中。看着这石碑,联想一千多年前的朝堂,那时的人们应该远比如织的游人肃穆得多,也诚挚得多。虽说古今毕竟不同,统治艺术与政治教化也有所区别,但如今,连“文明”本身也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

是日骄阳照射,却因碑林博物馆树木掩映而少了些灼热感,地面明亮刺眼,抬头望去,飞檐之上是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天空。

移步到博物馆的核心——碑林陈列室,千百年来被奉为圭臬的经典碑刻聚集于此,沉默而刚毅地矗立在各自的时空里。没有看到雄壮威严的石碑,没有看到刀劈斧凿的纵横沟壑,也没有看到拓本里文字的剑拔弩张,有些失望。实际上,这些碑刻上的文字都比较小,多是一寸见方,或者稍大些,并没有平时临摹字帖时看到的那般巍峨。石碑上的字迹,大部分能够清楚识别,有的已经斑驳漫漶,外围由玻璃墙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以免受到人为的侵蚀。尽管如此,我很快克服了心理落差,开始重新认识它们。毕竟,这些才是真实的碑刻,模仿或者想象固然美好,却有浮夸。

初来乍到,人们都急于一睹颜、柳二人碑刻的真容。当代书法教学中,对年轻人动辄称颜柳,似乎已成习惯。

我最初接触书法,大约是在三四岁的年纪,记不确切了。邻居家的老爷爷姓江,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师,他的夫人也亲切和蔼。我好奇心极强,常常偷偷串门过去,看隔壁有没有趣事发生。一日,走到江老的书房去,看见他执着一根修长的竹管在高高的案台上错落有致地划来划去。我踮起脚尖,白纸黑字豁然引入眼帘,觉得甚是奇妙。不知为何,汉字的姿态和萦绕屋内的墨香,让我从此对笔墨生活深深着迷。江老见我如此入神,平时又挺聪慧,便打算教我写字。其时江老年事已高,他花了几天功夫,用稍显颤抖的笔触亲手写了一本字帖给我,以供我学习。江老写在美术本练习上的楷书,其工整程度与印刷品别无二致,功力也很到位。他说,这是柳体,他给我写的字都是结构、笔画很简单的字,但恰恰是最简单的字最难写好。我若有所悟。

这便是我的书法启蒙,此后十数年断断续续,没有老师亲自教我,我也没有刻意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科班出生的特长生。对我来说,书法不是一项技能,也不是可以让我比赛、拿奖、进阶的特长,它是一种文化气质,是我的生活方式之一。当我在此栖息的时候,会感到一股浩然之气,患得患失的心态也平和下来。

江老书写的柳体字,正如拓本上的字一样,劲健而内敛。后来,我又接触了颜真卿的字,当时我认为它“肥阔”,因为颜体的笔画都相当饱满,而且存在恰到好处的略微向外凸出的弧度,如用力张开的长弓,间架结构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张力。

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楷书中颜柳二人的字帖是最多的,身边的人也确实是动辄称顔柳。这种现象不无道理。毕竟,魏晋时期有了艺术自觉,到了唐代才真正形成法度,从而经典被尊为楷模。人们也说,一个人的字,既是其人修养的体现,也是其时代的背影。至少,颜体的庙堂之气与柳体的刚健内敛确实有所区别,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唐王朝由盛而转衰的时代趋向。然而在“人品”这一点上,争论尚存,但主流意见仍然坚信字品即人品。而字品与人品之论,由柳公权“笔谏”肇端,也许他的本意并非如此,后人却演绎出了艺术与道德之间的规范性关联,留传至今。不论如何,颜柳二人的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楷模和重要的里程碑,可谓实至名归。

当代的人,简而言之为“颜筋柳骨”,概括了二人书法的特征。不过,我认为这种对简便性和关键特征的追求,容易让人的思维受到局限,也容易忘掉其他东西。就如同,在讨论经济改革的时候,有的人只记得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却没有注意到他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单就《国富论》而言,亦如有的人只记得“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却没有注意到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在法律、国防和其他公共服务上把关。

不休的争论被时间挟裹着一路向前,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沉淀在石碑上。如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拓本上的字迹,而这些字迹已经是数次加工了:从书写到刻碑再到拓碑,从手工操作到高清仿真,原作的神采,已经丧失了一部分。真正见到碑林陈列室的石碑的时候,碑仍旧是碑,字仍旧是字,不论后人如何分说,它们就在那里,不卑不亢,只等有人带着平和虔诚的心态来解读。上个月,中国书协的理事,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的理事的徐利明先生应朱青生老师之邀顺道来北大做了一个讲座,阐释对书法最为基础也最为本质的问题的看法。在谈及学习楷书该如何入手时,他并没有极力推崇顔柳,而选择了其他人,比如褚遂良。不论此举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至少有一个观点是值得赞同的,那就是,现在的习书之人学习顔柳的楷书有太多的雕琢痕迹,一开始就把书法当作技术来练习了;更为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是由无数个不自觉的行为构成,最终成为时髦的误导。

实际上,不能归咎于颜体和柳体本身,更不能归咎于这些碑刻。它们均为千年经典,乃中国传统艺术的无尽藏,是可供熄火相传的不竭源泉。碑刻本身,乍一看貌不惊人,与拓本上的形象有些落差;但如果细看,有心人定能感受到线条痕迹的力度和姿态,感受到汉字笔画与结构的无穷魅力,感受到书写者本人所奉行的信念及其为人的宠辱不惊,同时具有宠辱不惊这一品质的,还有整个碑林。

走出碑林陈列室,经过一番曲折,还可以去石刻艺术室感受汉唐古朴庄重的气象。这一切,与碑林的文字相得益彰。建筑外墙上,也装饰着黑底白字、神似拓本的雕刻,让人感觉置身于没有尽头的历史和文字当中,混淆了时间和空间。不禁思忖着,若能在此潜心修习,即便是半年,也会与从前大不相同。可是,在这浮躁的世界上,谁还愿意赋予时间以这般意义?我自己呢?至少,我没有这个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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