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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兴趣,科学就是一种游戏——访物理学院欧阳颀教授(二)

guo  2014.12.17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55

二、有国难回:从清华到北大的曲折经历

记者:您大学没报数学或物理系吗?

欧阳老师:我当时志愿报的全是数学。第一是清华数学师资班,第二个志愿浙江大学也是数学系,第三个志愿是北航数学系。我考分不高,就把我分到清华化工系了。

我们77级,但实际上是781月入学的。我上学时清华想恢复成综合性大学,重建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化学系78年清华只招了一个班,就是化学师资班。但这个班的人思想活跃,喜欢折腾。学校就说这批人不能留校,就从我们77级中挑选了一批学习好的同学重新组织了师资班,我被选上了。我们这个班当时一共22人,虽然是化工系的班,但物理课是跟物理系的人一起上的,化学、数学我们也学得很多,属于那种吃小灶的教育,课程难度和要求很高。这22个人,现在在国内的有四五个吧,大部分都出国了。都算比较有建树,但真正做老师的只有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记者:当时大学的教育情况怎么样?

欧阳老师:那时77级、78级、79级这三届比较特殊,因为文革十年耽误的那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三届招进来的,到80年大学就只招应届生了。尤其77级,大部分是从社会上招上来的,应届生大概不到百分之十。这部分人十年看不着书,对知识的那个饥渴状况真是空前绝后,见了书真是没命地学。那时候不少老师都怕学生,管我们习题课的老师都是只学了大一、大二就去搞文革的那些人,他们的基础本来就不好,也荒废了十年了。而我们什么书都看,看完了就问他们去,他们答不上来,所以都怕我们。

我后来的研究兴趣也是在大学里那一段培养出来的。物理化学课都有热力学的内容,热力学有一个著名的第二定律,我就对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特别特别感兴趣。这个定律本身其实很简单,就是任何封闭系统最终都会达到平衡态。但如果假设整个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的话(按宇宙的定义,这似乎是合理的),那么早晚有一天宇宙会达到平衡态。这是一个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的永恒死亡的状态,这就是宇宙演化的“热寂”假说。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定律,一个人就能去思考宇宙过去未来的终极问题,科学真得是非常令人着迷。

那时候宇宙大爆炸理论还很不完善,但根据热力学定律建立的爆炸模型已经有了。78年温伯格(编者注:Steven Weinberg,1933年生,美国物理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写了一本书,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叫the first three minutes(宇宙的最初三分钟),完全从热力学角度推导出来宇宙原来是什么样子。

我当时就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热力学平衡系统是死的、无序的,世界为什么能表现出这么高的秩序?它总要有一条路径,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那时普利戈金(编者注:I. Prigogine,1917~2003,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197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耗散结构理论出来了,还有哈肯(编者注:Hermann Haken,德国物理学家)提出来的协同论,主要解决的就是在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中,有些有序的东西可以自发地产生出来。这个问题基本就成了我以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记者:您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呢?

欧阳老师:大学毕业时,清华在我们班挑几个人留校,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清华化工系的党委书记叫縢腾(后来曾任副校长),他就说化学在理论上应该加强,要找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人学耗散结构理论,就把我给挑上了。还有一位老师叫李如生,他刚从普利戈金那里学成回来,带着我们看一些书呀,讨论讨论呀,也做一些实验,这样我就慢慢走上这条路了。

当时世界银行贷款给我们买设备,其中有百分之十的钱是培训费。那时候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设备不用培训,我们自己会用,培训费就拿出来支持学生留学。我就是用这个钱去留学的。当时我不想出去,縢腾还骂我一顿,说我是井底之蛙。

那时世界上做这方面研究的就几个地方。一个是斯坦福,有个John Rose,当时就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个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普利戈金,还有他们的团队,他们只做理论;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波尔多,主要做实验。开始领导想让我去斯坦福,都联系得差不多了,但82年出了一件事把事情搅黄了。当时中国第一次派了一个网球代表团到美国去,结果团里有个叫胡娜的被台湾特务给策反了。她申请政治避难,美国允许了。然后中国政府就不干了,暂停一切与美国的交流,留学生一律不许去。这样我就开始学法语,学了三个多月就去法国做实验了。我在法国的工作相当努力,博士论文后来被引用了好几百次。

记者:后来您是怎么去美国工作的?

欧阳老师: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叫Harry Swinney,他也做这方面的工作。他想在美国建一套我在法国的实验环境,就邀请我过去,那是19893月。当时说好是工作三个月到半年,但之后就出了“六四”,由于各种原因我就一下待到98年才回来。

919293这三年,我每年回清华三个月跟李如生老师合作,做中国和康奈尔大学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后来李老师得癌症去世了,这个项目就断了。其实很早我就想回国,但清华化学系的一个领导跟我说,“你在国外对清华的贡献更大,但希望你每年都能来,你要是没有资金的话我们给你出。” 我听出他的意思就是叫我别回来。我问李如生为什么,他说,“嗨,你还不了解,他还没升上博导呢,你要回来的话他又得往后排了。”原来那时候升教授升博导名额卡得很死,化学系一年好像只能评一个博导。李如生那时候发表论文和引用率都是全清华第二,但评博导就是轮不到他。领导也许是良心不安,为了安抚他,就给他评一个优秀党员,有5000块钱奖金。从收入上来看,跟给博导涨工资差不多,但李老师看重的不是这个。要知道不是博导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带博士生,所以李如生到死,他的博士生都是挂名的。李老师也经常跟我抱怨当时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他的癌症也是气出来的,对此我也挺灰心的。

90年还是91年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位国内的教授来美国访问,我对他说我想回国,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情况。那个教授理都不理我,瞪我一眼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六四”以后不知道哪个部门派了好多人,假装成留学生刺探他们,他们好多人吃过亏,以为我也是那种人,就不理我。一直到了96年的时候,“六四”对学术的影响逐渐淡化了,郝柏林先生托刘寄星先生来找我,商量让我回国做研究。

记者:您一直是清华的“教师编制”,为什么后来来北大呢?

欧阳老师:当时我真是很想回来,就跟郝柏林先生说,给我一个20平米的实验室,我自己能干活,我也不在乎什么教授或博导的职位。郝先生说我太书生气,说不评教授就受人气,什么也干不着。既然清华有困难,于是郝先生就劝我回北大,我就去找甘子钊先生(时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甘先生一口答应了,就开始办各种手续,包括申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基金拿到后我就回来了。

记者:您在美国这么长时间,89以后应该有很多人劝您留在美国吧?

欧阳老师:没人劝,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回来。我留在美国没问题,各方面也都能适应,我都有闲心开始炒股票了,哈哈。但在美国我明确感觉到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预测自己二十年后会干什么,因为美国的社会已非常稳定了。我身上还有“革命年代”训练出来的野性,当时中国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有很多可能。所以我回中国来,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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