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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兴趣,科学就是一种游戏——访物理学院欧阳颀教授(一)

guo  2014.12.17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78

编者按:对大学老师和科研工作者而言,欧阳颀教授是一个榜样,他教学深受学生欢迎,科研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并拥有中科院院士的头衔。然而,欧阳老师在学生时代并不是一个刻苦用功、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在后来的科研道路和教学工作中,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欧阳老师是如何面对和处理各种困境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但编者认为,欧阳老师一贯的轻松心态和明确的兴趣给了他持续的工作动力与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这使他虽经曲折,但能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欧阳老师对于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本质都有深刻的理解,本文可以成为读者很好的借鉴。

 

一、无须抱怨:经历文革的学生时代

记者:多谢欧阳老师!您是1955年出生的,那么您小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就应该开始了,那时学校是什么情况?政治运动对您以后的学习有什么影响?

欧阳老师:文革初期不是有一段时间停课了么?停课了我们就玩,看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然后到了68年又“复课闹革命”,我们就回学校了,上课主要也是念毛主席语录,上午半天课,下午就玩。就上学来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样挺好的,要没有文革玩的那段时间,我也不会这么喜欢科学。我的理念是小的时候玩得越痛快,长大了之后思路越活跃,做事情越有劲头。看现在的学生,我都可怜他们,一个个都快成机器了。

记者:玩跟玩也不一样,您当时是怎么个玩法呢?

欧阳老师:我们那个时候的北京,从军博一直到公主坟那一片全是芦苇荡,我们一大帮小孩儿就成天在那儿玩。大人都去搞文革了,有的挨斗,有的斗人,都在那儿折腾呢,小孩子基本都没人管。我们一走走老远,从五棵松,就是我们家住的地方出发,玩着玩着,一看前面是动物园了,于是赶紧往回跑。

后来我们部队大院派了一批军官专门管我们,还是学毛主席语录,但有时候我们也能悄悄溜出去玩。这个时候强调“学工、学农”,我们就开始做半导体收音机,一窝蜂地你攒一个收音机、我攒一个收音机。非常简单的那种,也没什么难的,就是弄一个二极管,一个滤波器,一个小喇叭,照着图纸焊就完了。高级一点的用什么磁棒电容调谐,再搞一个三极管自激放大。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只能听一个台,干扰很大,频率也没法选择,但听着也挺高兴,很有成就感。到了69年,我就随父母去“五七干校”了,一半上学一半做农活。

记者:您当时有读其它书吗?

欧阳老师:有,我小时候对学习还是有点儿兴趣的。文革的时候,我家附近的翠微中学、育英中学什么的不是都造反了吗?他们把课本扔得到处都是,我就捡了好多。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找到一本初中的数学课本,没多长时间就看完了,能看懂就往下看,有的地方看不懂就跳过去。

在那个环境下,我们没有学习压力,很多人反而对学习感兴趣,还到处去找书来读,读得也很认真。尤其是文革后期,“上级”越不让看书,大家就越爱看。后来书多了,反而看得少了,人大概就是这样。

记者:“干校”里可以上学吗?

欧阳老师:“干校”是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我当时是随着父母去干校的,在河北蔚县。现在“蔚县剪纸”不是挺有名吗?就是那个地方。当时文革对那里的冲击并不大,学生基本没有停课。69年我刚来的时候是初二,在那里留了一级,变成了初一。在那里上学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然后赶上教育改革,改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在干校读了三年上到高二,然后就回北京了。回北京以后,我在景山学校又回到高一去读书,主要是要补补英语,干校里没有学英语的条件。后来批“资本主义教育回潮”,又让高中生全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就到平谷插队去了。一待四年,这四年就基本上没动书本。

我发现,我的经历和李克强(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北大校友)一模一样:71年上高中,74年插队。到77年的时候,李克强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也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哈哈。然后77年我们都高考,我考上清华了,他考到了北大。

记者:那您四年没动过书本,是如何考上清华的呢?

欧阳老师:可能还是因为以前的底子吧,特别是在景山学校那两年学得比较扎实。我考得其实不算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书记,不能回家复习,就是考前略看了看书本,就去考试了。我记得那次高考是分两天,一共考四门,语文、数学、政治、理化,第一天考的好像是语文和数学。数学题我觉得非常简单,一会就做完了,这门应该给我提分不少。考完回去就继续“学大寨”,晚上还得干活,然后第二天又来考试。一块儿插队的有人比我聪明,借故回去复习,考得比我好。

记者:您对数学从小就有兴趣吗?

欧阳老师:是有兴趣,因为不用背呀记呀什么的。也跟我以前的数学老师有关。干校有一位王春元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教数学的,讲课非常生动,玩玩闹闹地就把东西学会了。我不太“安分”,有时候听腻了就在底下玩,跟人瞎扯淡。他就经常把我拎上去,说,“这个题,你给我解解!我不讲了,你讲!”我上去就讲一通,他也没办法。他给我印象很深,老师的宽容也很重要。

我入小学50周年的时候曾写了一篇短文纪念另一位老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朱老师,是数学代课老师,人挺逗的。一次我们上自习课,老师在那儿判以前的作业,我们在底下做题。然后我们就听到老师不断地叹气——“又是错的”,“还是不对”,“……”,“怎么回事,怎么谁都做不对?!”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大家一个个都很紧张。突然老师一拍桌子,说,“欧阳颀,我的好乖乖,终于你做对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全班的人都看我,在非常不好意思的同时,我心里也美滋滋的。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自己在数学上有天分,以后要好好“表现”。小孩儿嘛,受到表扬了,就得不辜负表扬啊,后来就慢慢喜欢上了数学。

语文我从来不喜欢,到现在也不喜欢,谁让我写东西我就跟谁急。高考满分四百分,我是三百二十几,拉分最多的是语文,得了六十分。当时在景山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叫龚肇兰,她正好判平谷县的卷子。77级的高考卷子是有名字的,她看到我的卷子,说“怎么写得那么一塌糊涂?高中时写得还可以呀,怎么退步这么多?”然后她看都没看就给了我六十分,哈哈。后来我见到她,她还说:“欧阳颀,要不是我,你上不了清华。”

这个龚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在学校时她对我很好。那一年考试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就把自己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一件事写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写得还可以,但龚老师说,我那篇文章里能有三分之一是错别字,如果严格打分,我得不了几分。万幸的是,那时候阅卷程序很简单,也没有人复查,所以龚老师给了我个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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