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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学术的圣地——访中文系严绍璗教授(下,一)

guo  2014.12.17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958

摘要:这是对严绍璗教授采访的第二部分。严老师本文中载重点阐述了文革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重建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教学经验与风格,并对北大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中的问题与弊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大学教学工作提出了非常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此外,严老师还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与讨论,指出了一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应有的办学思想与指导原则。严老师直言不讳,有理有据,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名师的思想魅力与其拳拳的赤子之心。

 

一、重建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文本教学传统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具体的教学及相关问题。文革对大学的教育与研究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之后北大的正常教学工作是怎样逐渐恢复起来的?

严老师:从现在来回顾来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在掀起“大革文化命”的氛围中实现这场运动指导者的一系列的政治目标。所以“运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就是以扫荡“四旧”的方式把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文化贴上“封资修”的标签予以摧毁,古典文献专业当然就首当其冲了。

“文革”在北大进入到第三阶段即所谓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学”的阶段,它的标志就是1970年开始重新招生和新生入学。我记得第一届文科是分系但不分专业入学的。招生的对象实际上是三大部类,一是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二是农村本地青年,三是工厂的青工。入学方式全部是“组织推荐”,他们的知识状态从初一到高二都有,家庭背景各别,这就是我国二十世纪大学教育中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把大学生称为“学员”而不称为“学生”,我觉得就是沿用了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建立的各种“军政”学校的学生称谓,凸显了与“旧学校”的不同。北大文科学生以长江为界,分别在南北两校入学,北校即北京大学本部,南校即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在学生来临前夕,有关方面为此起了个“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的新名词,震天响的口号叫“在金色的草棚中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分校各连队凡有“学员”到来的(中文系、俄语系、校医院、图书馆学系以及图书馆共5个单位组成第7连)就抽调部分教师组成“教学组”,适量减少了大田的劳动,集中研讨备课进行“迎新”准备。中文系教学组成员记得有乐黛云、陈贻焮、袁行霈、段宝林、闵开德、张雪森、袁良骏、符淮青和我大约十来人组成。上级的总体精神是“中文系部分专业”,据此我们议定的教学核心内容是培养“四种文体”的写作。所谓“四种文体”就是当时社会急需的“工作与会议的简报”、“新闻采访稿”、“专题会议的讲话稿”和“报告文学”这样数种文体形式,有点如同眼下很热门的“写手培训班”。当时根本不提大学还要“人文精神”,只是“急国家之急需”、“急社会之急需”、“急工农兵之急需”,就是一种“技能养成”,像我原先读书的“古典文献”想来要再招生,那恐怕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事儿。

第二年即1971年夏天鲤鱼洲干校开始撤销,教师和学员分批返回北大本部,“新大学”的教育状态有了较大的变化,即从原先混同的“文体写作养成”变成了“专业学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前身为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此时已经被重新调整回归北大中文系变成了“新闻专业”,总校与分校招收的1970届学生归成“文学专业”。这年的初秋,校军代表召集我们几个相对年轻的教师,陈宏天、孙钦善和我,还有当时的系“革委会”负责人邵岳诸人,表达学校要恢复“古典文献”专业招生的决定,并要求争取在72年招生上课,指定我的同班同学陈宏天为负责人(64年古典文献专业第一届学生留校任助教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我们也得知72年中文系恢复招生的还有“汉语言专业”。这样,中文系经过将近5年的革命冲击在教学体制上事实上又回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但也感到比较棘手。所谓“棘手”当然指的就是由于“文革”前期造成的冲击太大了,就像在一所已经垮塌的楼房中现在又要住人了,觉得“可真是有些难办”。当时我们还真的没有后来才有的“文革破坏了教育”的觉悟,因为谁都明白“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而毛主席无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英明正确”的。

我们感到“棘手”的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培养目标是什么,“文革”的狂潮把我们专业主任兼任北大副校长的魏建功先生指斥为“封建余孽”,专业本身被定为“封建主义大杂铺”,教师被嘲讽为“店小二”。在这样的“政治评价”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为重新开张的这个“封建主义大杂铺”进行价值定位呢,也就是说专业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第二,文革前的专业课程安排和授课的各位先生已经被大潮冲垮,现在这个“社会主义新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究竟应该安排哪些课程,由谁来上课才符合“新大学”的标准呢?第三,“新大学”的教学形式应该是什么形态的呢?我当学生的时候“在学校教室上课”是绝对主体的形态,但毕业后自己在社会的大课堂中接受了“再教育”,江西分校高举的旗帜是“在金色的草棚中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大学”,师生一起在农田劳动、千里徒步拉练、在井冈山铁路建筑工地采访并写作等等。那么,这个新专业的“主课堂”究竟应该在哪里?这些疑惑和不解当时是非常自然的。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在“文革”扫荡“封资修”的行动和观念都仍在进行中的时候,北京大学却要恢复“封建主义大杂铺”的古典文献专业的招生,是不是有哪位“很高的站得住的领导”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呢?当然未见任何书面文案,但想来当时北大的“军宣队”和“工宣队”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远见和这样的胆识。尽管系里也有些先生议论“大学也不能一直搞‘总结’、‘报道’的写作,总得有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吧”,但单凭我们这种熟人之间私下议论,其力度当然是远远不可能使这个“封建主义大杂铺”重新开张的。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听说了“有关方面”正在全国召集一批老学者(其中包括老“右派”,或“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相关先生)陆续集中在北京中华书局开始“重新校点廿四史”。用眼下时髦话说,这绝对是“国家级重点特大工程项目”。这个“工程”的立项绝对来自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我的几个大学同班同学也从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了这个“项目”。这么说来北大军代表要我们复活“古典文献专业”之举与此事是不是“同一构思”的不同层面呢?但这些只是想想而已,至今不解,留待以后的“北大校史”研究者去考证了。在北大校史上还需要研究的是与我们同时开业的“汉语言专业”把培养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国外汉语教师”,分别招收“法语班”和“英语班”(分别培养准备派遣法语地区和英语地区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极具远见的措施,起源于1963年教育部的“国外汉语教师培训班”)。

我们在专业筹备中很快就感到了北大高层(军代表)释放的善意。比如我们商量专业培养目标,文革前定位为“培养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专门整理人才”,现在革命了,培养的目标总要体现“阶级性”和“一辈子做普通劳动者”的方向吧,于是就改定为“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可以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相应工作,包括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等等”。学校的最高军代表对我们说“你们定的这个目标不行!哪个专业都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这样的目标等于没有目标! 你们说要培养中小学老师,这件事情还要你们古典文献专业?” 他说,“你们这样在房间里思考问题是不行的,要走出去,要调查你们从前的毕业生在做些什么工作,发挥了什么作用?哪些工作是与你们培养无关的,与专业无关的、无用的,就不是专业培养的目标了,以后也不要再分配去了。你们要摸清国家在这个领域中究竟需要什么。”军代表这样的表述,其实暗示了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本质上与“文革”前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这与我们心里想的也是一样的了。

我们当时在上报材料上写“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本来就是一句废话,怕不写了就没有了“大方向”,又写了“包括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一句,那是一句搪塞的话,免得说我们“‘文革’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有专家思想?”我们当时面对“文革”中“砸烂四旧”的疯狂劲头,对这个专业的未来出路还真的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心,但是中央警卫部队驻北大军事代表的表述竟然与我们的想法基本一样,却与他们平常的口号逻辑不大一样,高兴之余仍然有些不可解。私下议论中大家又觉得“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也还是需要顾及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觉悟吧!这时候邵岳先生又代表中文系对我们说,“小朱(军代表、文革后为我军中将)和谢师傅(工人代表)已经定下了,把游国恩、王力和蒋绍愚三位也编入你们专业教研室”。看来校系真的很重视了。

依据军代表的提议,我们就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文化机构,像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故宫、北京图书馆(国图)等进行了走访。在上海的时候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朱永嘉见了面,他原本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说话中引用了马恩列斯毛的不少语录,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最后为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设计为“培养具有无产阶级精神的有社会主义坚定方向的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人员”。学校同意了我们拟定的培养方案,于是“古典文献专业”又开始招生。依据我们的建议,这个专业实行“隔年招生”,采取“适量”、“均衡”为国家培养相对专业化的古籍文献整理者。

记者: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

严老师:“文革”中复兴的专业,课程就不可能像我当学生那样40来门了。我们做学生时候的课80%是教授主讲的,现在教师虽然有了游国恩、魏建功、王力三位“文革”前的一级教授,但其它的课程则只能由教研室7个年轻教师(孙钦善、陈铁民、向仍旦、侯忠义、蒋绍愚、陈宏天、严绍璗)担任,清一色的“助教”,也就“铁肩担道义”了。课程内容的设计分成四大块,即“基础知识”(古文选读、古代汉语、文学史、中国史、哲学史综合的三史概述等)、“基本理论”(古籍整理概论、历史文化理论)、“专业技能”(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和“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在时间分配上大约前三个层面主要在学校,综合占2/3,后一个层面约占1/3。我们把这样的课程构思曾经送给郭沫若先生请他审查,他回信说这样的安排很不错,他有时间的话很想来北大听听这些课。大家也很高兴。

学员彼此之间的文化程度有些差别,我们主要选择的还是读过高一或高二的“知青”,也有复员军人。专业的几乎所有老师都参加了选编《古文选读》的“文章”,把自己认定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华文章各自推荐,最后认定。王力先生参加了专业的古汉语教本的编写后,就回了汉语言专业。至于专业的理论课程商定名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论》,由蒋绍愚先生和我负责编辑材料,编好材料后蒋老师也被汉语言专业要回去了。

在我们编辑教材的时候,发生了林彪逃窜事件。魏建功先生被调去阅读被抄获的林彪的各类文书,因为林彪的笔迹极其潦草,中央要我国杰出的文字学家魏先生去辨认。魏先生有时回来休息与我们聊天,他说,他所能辨认的字迹是必须符合“字体”为前提的,但林彪笔迹上的胡乱涂写把他弄得十分头痛,因为胡乱书写叫“潦草”,“潦草”不是“草书”。我们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并受到启示,决定把“文字字体的基本体认与字迹的辨认”放到“基本技能”的课程中去讲述。中央在林彪的“文案”中发现上面抄写有孔子的语录“克己复礼”,由此而认定林彪原来是孔子的信徒,而儒学核心又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批判对象之一,而历来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基础。这一“发现”,揭示了林彪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思想上彻底背叛了党的纲领。“批判运动”转向为“批林批孔”,进而揭示林彪试图“复辟奴隶制度”。当时本来正在批判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但这样一来就拐弯抹角地把“林彪”与“极右”(此即“文革”目标)链接在一起了。

这一套逻辑经毛主席对“法家”的多次表述而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但我们几个都觉得这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有不少的困惑。当时我正在准备“历史文化论”课程,回想起当年在首钢曾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曾经阐述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历史文化的关系问题,我立即找到了他的论述。马克思说: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革命的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资产阶级的斗士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马恩全集》第八卷)

阅读这样的阐述使自己的精神思考大为警醒和提升。这与林彪通过窃取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篡权服务是一样的,不要认为一个当代人物举起了历史文化中的某一面“旗帜”就“真的”是要实现这面旗帜的宗旨。马克思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这中间充满着极为复杂的“特定时空”中多极关系的博弈。由此,我们在关于把握“林彪与儒学”的关系层面似乎有了和一般人并不完全一样的认知,这恰恰加深了我对于专业必需开设《历史文化论》课程之价值意义的认识了。

记者:看来马克思对某些社会历史问题确实有深刻的见解。具体对您“比较文学”的学科,马恩著作里有什么可供借鉴的思想吗?

严老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行列中的成员,他们对人类社会多层面的思考和表述创造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是全人类宝贵的思想库中重要的组成层面。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相关研究机构进行过数次调研,马克思仍然被列为极为前位的思想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家”,我只是从自己的人文学术实践中逐步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我的研究主题中也曾有过相当睿智的思考和表述。而且我现在可以断言,在欧洲“比较文学”作为学科诞生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曾经为马恩思想提供了思想原料的更加早期的一些文化学家和文明史学家如达尔文、泰勒、摩尔根等等,他们的思考和表述在事实上也已经为“人文学术”的“跨文化思考”提供了不少精粹的见解,而中国学者在介入“比较文学”学术的时候,几乎是沿着这一学术中欧美学者的衣钵一步步接过来的。当我以“局外人”的身份介入这一学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意识到对“比较文学”中的有些命题,可能先前的思想家中已经有过意义相同甚至更为精粹的表述了。

比如,比较文学学术的基石是“跨文化观念”,也就是“文明的多元文化论”,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文明观和历史学的基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费尔巴哈》)、《哲学的贫困》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河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著作中都有很精确的表述。“比较文学”学术中常常喜欢使用“误读”这个概念,我介入比较文学研究30年中是从来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我早就阅读过马克思在1861年7月22号为评价他的朋友拉萨尔的《既得利益体系》而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以“英国法”和“罗马法”的关系,以及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标榜的“三一律”(编者注:three unities,是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亦称“三整一律”)与“希腊悲剧”特别是与亚历斯多德《诗学》的关系,阐述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马克思关于“不正确的理解”的命题可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命题在现今观察和阐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十年前我在日本遇到陈建功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培养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也曾经是我讲述《历史文化论》课程的听众。陈建功跟我说,几十年过去了,之前上过的好多课程都忘记了,唯独严老师说的“文化传递是以不正确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概念,真是愈想愈有道理。我告诉他,你记住的命题是对的,但不是我说的,这马克思说的呀!古典文献专业76级王涵、77级王瑞来等几位他们早已经在国外工作,先后给我电话告诉我他们的著作获得了好评和荣誉,他们也说“我的思考中贯穿着严老师讲授的历史文化论的好几个命题,特别是‘不正确理解’给我们的启示真的是很大的。” 这是在一个小小的场地中表现的马恩文化论的精神与实践的价值了。

记者:具体在教学上您是怎么做的?怎样让学生真正理解这些文化理论?

严老师:我在教学中是按照以前老先生们的教学原则,从基础文本入手。学生首先应该知道原典文本是什么样子,在没有读懂文本以前不要瞎说,更不要人云亦云;另一条是将理论阐释和人类文明史中的很多问题综合起来,学生就会印象深刻,理解透彻,课程也就有了吸引力。《历史文化论》课程后来改称为《比较文化论》,从基本的“历史”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比较”是什么开始,逐步展开,贯穿文化理论和我们对中国古文化之间的审视关系。让学生养成学习从最基础、最本质的层面进行思考的习惯。

我从来不采用已经有的“教科书”。学生都有一定基础,自己阅读这些教科书就可以了。《古文选读》是需要文本的,“论说”的课程资料和教学内容都是我自己组织的。我讲的都是自己有过思考的问题,都是自己想过、自己已经有点结论性的东西,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希望和学生讨论过的问题。我觉得给学生讲课需要做到“博通精明”四个字。“博”就是面广,授课内容不能局限在一个点上,而要给学生宽阔的知识视域;“通”就是通达,呈献给学生的知识是互相关联的,各个知识面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精”就是要精粹,不能海阔天空的胡说,也不迎合时尚兴趣,学生听课不是“看戏”,必须把我认为的“核心内容”转达给学生;“明”是明白,要让学生明白我在说什么,为什么说这些,以及我的这些观念表达所运用的文本等等。

记者:听说您的课堂上有很多其它专业的学生,这门课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严老师:北大的教学传统中有一个坚持“课堂开放”的基本特征,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北大文科不少课程中自由听讲的“非注册生”。从90年代以来大约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吧,确实有一部分外系甚至外校的学生和民间人士来听课。记得1987年的《历史文化论》课上先是有两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来听我的课,后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研究生班关于“长安街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过两次。我不懂建筑与城市规划,但他们各人的主张里面有我讲的历史文化的理论实践问题。我与他们全班十几位同学讨论的问题既是非常“现实”的,又是高度“理论”的。例如他们对“老长安街”的路面到底要不要拓展?街道两边的建筑到底要不要改造? 争论不休。“拓展”和“改造”吧,就一定要对原有的“构造”大动手术,但可以呈现一个“现代化图景”,可是这样的手术必须承担“破环文化遗产”的罪名;假如保留原样吧,在世界日新月异的全面跃进中长安街这样的状态会显得沉重、暮气和压抑。他们说,老前辈中还有主张“保存老街”,以供参观瞻仰,另造一个“新北京中心”,供实际工作生活。我觉得这些问题太有趣了,在“历史文化论”中实际上就是“传统”-“继承”-“批判”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建筑学的难题是与人文学术相同的呀。我和清华的年轻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这个研究生班的同学现在大概都是建筑学家了吧。

记得还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几次课后她与我谈如何处置古典音乐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音乐是一个特别的艺术门类,我不敢瞎说,但她还是坚持和我聊聊。后来我们在外面喝茶,她给我讲了很多古典音乐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内容。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概念,她希望把古典音乐变成具有现代性的形式,同时又要保持古典音乐的本色特征。这样的谈话对我也有很大收获。

这里我引用一段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刘军博士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课程中来我这里听课的感受,他说:“我还去北大聆听了日本研究学界一位重量级人物严绍璗先生的《日本文学的发生学研究》课程。严先生的课深入浅出,经常引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作‘引子’,小故事和大道理相得益彰……用浅显的故事解释艰深的理论,如果套用周作人的话,就是一个‘化’字。把原来看到的庞杂无序的各种信息‘化’成了自己的理解,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记得第一次遇见严先生的大名,是在国内日本研究的权威杂志《日本学刊》上,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具体是在哪一期已经忘记,不过我却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发表在那一期的首篇,内容是关于日本《古事记》的考证。严先生是北大文献专业出身,郭沫若先生还曾为他们授过课,这种在考证考据上的训练使得先生的文章具有一种厚重感和很强的说服力。严先生的授课也是如此,没有半句废话,句句言之有物”(刘军著《日本文化视域中的周作人·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记者:您的课上会给学生留作业吗?

严老师:我的课几乎没有书写性作业,但提供要求阅读的文本篇目,至于你读不读,我想你是大学生了,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性。北大的学生,应该有“朗朗的书声”,你要摸着良心来上课。我的课都有一次中期测评,让学生们结合文化课题或者比较文学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写一点自我看法,也可以写成关于一个问题的各家研究的综合报告,完全是学生的自由。写完文章后他们要在课上报告,这也是确定成绩的参考。这样的测评主要是对文本知识、观念和逻辑水平的考核,除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之外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言,即使是萌芽状态,也是很好的。我不想学生完全复述我的观念和表述,就算把他们复制成一个个“严绍璗”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学术上应该有自己的生命力特征。

记者:听说您对学生的着装还有一定要求?

严老师:这是一个传闻讹误。我们研究所的孟华教授,对学生上课的着装确实有点要求,要求他们穿着整齐干净,不要花里胡哨、奇装怪服。我支持孟华教授这样的要求。课堂不是娱乐场,传递人类文明的知识具有神圣性,无论是讲课者还是听课者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系里像袁行霈教授、卢永璘教授、曹文轩教授诸位,他们上课的着装从来都是整装笔挺,极为精神的,这就是“授课神圣性”的表现。你看政府的纪律部门不都有制服吗?这就是严肃性的表现。

我要求的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不要浓妆粉墨”,最好以“自然本相”来求学。我觉得着装也好、化妆也好,其实也是学习态度的反映。既然来到北大,根本的责任就是“求知”,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领略生命”一定要基于“自然之美”。如果要引经据典的话,我记得黑格尔多次表述过,“美”作为一种理念,必须是从“真”的本身去把握。中华文化中一直把“真善美”与“假丑恶”作为两组对立的范畴,也就是说,“真”的存在,“善”的意念,构成“美”的观念与境界。我明确不赞成三种“反文明形态”的打扮,此即“染发”(老年人白发染黑除外)、“涂眉毛”和“染指甲”。人体各部位“肤色”的匹配是“人类”在千万年进化中由特定的自然生态所定型的,每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生物属性都是人类进化选择的结果,至今这种选择还在能动地进行,我们何必要违背自然规律?70年代我第一次到日本,看到一个日本女性,染着黄头发,穿着和服,拖着屐板鞋,眉毛发绿,嘴唇血红,真正像鬼一样。这种“鬼蜮横行”难道就是“生活的多样性”?难道就是我们生活中不断刺激与挑战“自然本色中真实存在”的“美意识”?

其实,一个人的着装打扮,在本质上是与自我的知识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一致的。我在校园里见过一些“非人”的打扮,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北大“通行证”?我们研究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大多是精神高爽的学子,实在是“系风之幸”、“所风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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