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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时候的一二小事(边旭)

guo  2015.05.20   大学之前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968

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的。想来自己刚刚过完20岁生日,如果粗略地说,大概是走完了人生的四分之一,确实是时候好好思考一下走过的路和看过的风景,或许今天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多年以后的我最珍贵的回忆,也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没什么逻辑,零零散散的都是回忆。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座小城,父亲原本是当地国营药厂的职员,后来药厂倒闭,父亲工龄买断,也就失了业,在我6岁时他在朋友的提议下动身去南方打工,一去就是十年,他的朋友们到了南方不久后都陆续回来,反倒是我父亲最后在江沪一带找到了立足之地,不过最后因种种原因还是回到了家乡,回家后工作曾几度变换,最后到底是在一家药厂工作,所以有时我觉得父亲一生走走停停,最后还是转回了原点。

我母亲一辈子都是小学教师,工作稳定,生活平静。唯一一次比较大的变动就是从一所比较差的小学设法调到市里一所数一数二的小学。我母亲生于农村,是当时村里仅有的几个考到城市的大学生,一心向往城市生活,最后也如了愿。

我时常觉得,小孩子大抵都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突然就有了记忆,我产生记忆的年龄大概是3岁的样子,从那时到小学这段期间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经常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全家都住在奶奶家,奶奶家养的大狗小狗一死我就常常哭个好几天,还是太小了吧,觉得狗狗就是我的伙伴,每次都伤心得不行,所以直至今日我都拒绝养任何宠物,怕的就是终究会来的那一天。那时我的太奶也住在奶奶家,太奶骨瘦如柴,从我有记忆起就一直体弱多病,她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坐在火炕上什么也不做,如果碰上某天天气好,她还可能拿着小板凳到室外坐着,一动不动。有一丝印象的是某个夏天她捉了一直特别大的蝴蝶给我,我当时挺残忍的,拿了个绳子把蝴蝶拴起来,蝴蝶失去了自由,第二天就死了。后来她身体越来越差,常常躺在火炕上一躺就是一整天。某天清晨,当我们醒来时,发现她一动不动,怎么问话也不回答,我被母亲叫了出去,等回来时奶奶眼眶红红地跟我说:“你太奶走了。”,我当时异常平静,那时的我已经懂得,任何人,不管是狗狗还是太奶,迟早都会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

在我6、7岁时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楼房,那时父亲已经准备去南方打工了,父亲刚过去那会儿,我隐约能感觉到他在那边生活得并不顺利。父亲很想家,记忆中他经常隔三差五往家回,常常只呆上2、3天就要回去,每次送他我都只送到卧室门口,连送到家门口都不行,原因是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哇哇大哭,每次父亲离开后都会再回卧室里最后再抱抱我一次。大概在我8岁的暑假我和母亲终于有机会去南方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只是一家台资企业的普通工人,收入微薄,勉强自立,我们三口人挤在公司提供的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我第一次去南方就水土不服了,发了一场大烧,腿上又被蚊子叮了好几个包,那时就是唯觉一一个感觉:热。

南方的热,有好有坏。寒假过去时,那里还是绿树如茵,生机勃勃,完全没有北方冬天衰败凋零的样子。那里的孩子极少见过雪,所以当他们听到我提起家乡的冬季如何下雪时那双羡慕的眼睛常常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可是到了夏天,南方湿热的气候就让我非常难受。不过,夏天同时也是我玩乐的好时机,当时我和工厂厨师的小孙女经常在一起玩耍,我们捏泥巴、骑自行车、玩轮滑,后来父亲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职位渐渐提升,有时还会开公司的车子带我们一起出去玩。暑假作业虽多,我却经常早早把作业胡乱地写完,然后就疯玩一个暑假。那几年的暑假,可以说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日子。

我顺理成章地去了母亲所在的小学,那所小学是城里唯一一所“普特融合”的学校。所谓“普特融合”,就是指学校里一半学生是正常的,一半是智障儿童,我生活在其中,加上年龄又小,很多时候分不清两者的区别。其实所谓的智障儿童,很多从长相上看与常人无异,他们大多通晓人情世故,我们和他们完全可以共同生活。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就是学校里智障学生的老师,放学后我经常找她玩,就在智障学生的教室里。

后来母亲为我升学的考虑,设法调到了市里数一数二的小学,我也随之转了学。这所小学因为出名,学生数量非常之多,我记得我的班级在我刚来时是80多人,到了毕业时已达到90多人了,教室格外拥挤,常常需要5个人合用原本为4个人准备的桌子。我初到新学校时格外不适应,一来或许是因为人太多有时难免心烦,觉得学生素质太差,老师管教不严;二来或许是因为没有结交到知心朋友,总是觉得自己融不进新集体,加之那时我正是4年级,数学有一些难度以致感觉很吃力,所以我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总是隔三差五地跑到原来的学校看望老师和同学。不过到了5年级时,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渐渐提升,逐渐对自己有了自信心,总之是仿佛突然就适应了。要说小孩子有时变化也是很快的,没有什么理由地,一切就发生了。

我渐渐适应了新学校的生活,从那时开始,我也渐渐喜欢上了看书,尤其喜爱18、19世纪的欧美经典名著,从雨果到狄更斯,从马克·吐温到杜拉斯,有一次仅用不到一夜的时间就看完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常常一周就可以看完3、4本书。快毕业时,我就常常在上课时看书,把小说夹在教科书里,老师管得松,我看得舒服,也是蛮自在的,那是我少年时代读书的高峰期。除了读书,我还经常写完作业后和母亲四处散步,这是我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每天除了上学就是看书、散步,没有现实世界的纷扰,没有对未来的担忧,安心过好每一天,仅此而已。

后来升入初中,班主任教英语,带班十分严厉,初一那一年她常常震怒,训话几乎天天有,我特别淘气,总喜欢上课说话,经常和我的同桌常在课堂上嘻嘻哈哈。某天班主任正巧看见同桌在讲话,就罚其站立于讲台,我忍不住偷笑,使得班主任还疑心我是有意坑害同桌。

初一时成绩不咋样,全校1000人,我考过200多名,这个成绩是难以考入重点高中的,那时对升学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嘻嘻哈哈地度过初一一年。升入初二后,我突然像打了鸡血一般知道认真学习了,对于这个转变,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升入初二后,我们换了一位数学老师,新老师年轻漂亮,课讲的又好,加上自己渐渐懂事,对学习的慢慢产生了兴趣,所以初二时我多次取得年级前十的成绩,到初三时,成绩上虽有起伏,但毕竟问题不大,通过中考顺利进入了重点高中。

我上的高中可以说在全省都很有名,一方面是因为这所中学每年相当数量的学生会考入清华北大,一方面是因为这所学校严格的管理。至今回忆起那段岁月,我都会唏嘘不已。就我本人来讲,我并不感到任何遗憾,因为在那三年里,确实是一群人陪着你一起,为着一个目标努力。高一时,我们在分校上学,那里位于平顶山脚下,离市区较远,非常安静。我常常在课间走到走廊,眺望着遥远的天边。

其实不管怎么说,高中生活的重心还是在学业,学校在学习方面施行统一管理,理科奥赛班分甲、乙两等,文科只有一个奥赛班,其余为普通班。奥赛班由校领导亲自指导,课程安排、试题挑选、节假补课都享有特殊地位,我们宣称向衡水中学学习,早晚有统一的辅导课程,作业和试题都是精挑细选,学校对我们可谓关怀备至。所以我整个高中三年,除去学校教育,没有任何课外补课,我发自心底地信任学校,信任领导、老师和同学。

实话实说,与理科奥赛班相比,我们文科奥赛班真心非常地“素质教育”,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班会上。最开始班主任为惩罚几位同学,把他们编成小组要求他们在班会上表演节目,未曾想同学们发挥创意,有的表演五句半、有的表演相声、还有的表演了一出话剧,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两周一次的班会竟由此成为同学们施展才艺的舞台,后来理科班也陆续派出代表参加我们的班会以求借鉴。我印象最深的一出表演是在某次期中考试后,有一个组表演了一出话剧,大概是讲某同学考试前之得意和考试后之沮丧,想以此教育大家认真复习、抓紧备考。演员每讲一句台词,ppt上就自动出现相应的字幕,其时间把握之精确令我叹服,尤其是备考期间的那段表演,真实地再现众多学生考前的心理状态,那种心怀侥幸、那种自我安慰、那种不懂装懂到今天看起来仍真实无比。

高中的生活单调而清苦,每天有着固定的安排、固定的学习内容、见着固定的人、走着固定的路线,活动范围不超出校园,家只是个睡觉的地方;那时的生活却又是幸福的,因为我非常明确地知道,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着一个目标而进行,这样简单而又执着的生活,或许一生真的只有一次。

应该说,我的高考进行得非常顺利,最差的一科数学竟考出了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反倒是一直很好的文综合有些不理想,或许这就是生活吧,很多事情确实难以预料,那些让你真正痛苦的,可能真的不是你最初所想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关于我的高中,就是去年考入香港大学后来退学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刘丁宁,她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们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对她的举动作出了评价,其实我并不想说太多,毕竟只是个人的选择,作为旁观者本不应过分干预。高中时,我们经常在晚饭后一起在操场上散步,我们谈天说地。她心理压力很大,但从未和我提起,原因很简单,她是希望向周围人尽可能多地传递正能量。她是专注到一定程度的人,所以当我得知她复课后再次考取状元时并不吃惊,一切本该如此,天道酬勤而已。

之后这学期在校园里与她相遇,我们反反复复地说起高中时的故事、回想起高中时的每一个人,每次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怅然。

然后就是我的大学了,大学发生的事情虽多,但很多却又不知从何谈起。已经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全是流水账,想到哪写到哪,没什么重点。想必读者你也烦了,我的笔也停止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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