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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张翼星)

guo  2015.05.20   教育大家谈, 校园文化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894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或大学,都有其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并可世代相承的一种精神因素、可贵气质,和挥之不去的力量。由于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它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认真研究和确切把握并努力弘扬它的传统,就显得特别重要。

传统相定位

然而,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一种多方面的精神内蕴,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去体认,北大传统的内容尤其显得丰富而复合。比如,从社会改革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乐于担当和敢于为天下先的传统;从时代潮流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从学术风范的视角,可以肯定北大的严谨与创新的传统;从北大性质和学术气象的视角,则可以肯定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如此等等。笔者曾撰写《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一文(1),主张区分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

研究和确认北大的基本传统,应当依据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北大的特色。大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蔡元培一到北大,便多次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 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尤为中肯:“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3) 北大起初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曾有“最高学府”之称,历来是全国培养高端人才,繁荣学术文化的重镇。对于大学的办学方针,蔡元培早在1912年任全国教育总长期间,便结合西方经验与中国文化传统,开始酝酿:“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4) 任北大校长后,他便明白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作说明:“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5) 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并实施这个方针的作用与贡献,梁漱溟评说得最为精辟:“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6) 由于这个方针为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并尽显北大特色,曾经铸就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成就与辉煌。笔者认为,这正是可以确认的北大的基本传统。抓住了这个大的方面,才是把握了北大传统的精髓。正如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笔者曾经谈到视之为基本传统的四个方面的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学术体现;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完美融合;北大兴旺发达的血脉所在;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迫切要求。下面再就几个不同看法和疑问申述笔者的观点。

异义相辨析

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这值得商榷。不少人总要把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置于首位,似乎不强调这个方面就缺乏正能量似的。由于爱国心切和长期形成的政治敏感性,这种观念可以理解。

是的,北大无疑有着爱国主义的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北大本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其实,早在1903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为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径,就发动过拒俄运动;1918年,北大学生曾发起运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向日本签订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军事协定;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爱国政治运动中,北大师生总是满怀热忱,站到斗争的最前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北大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成员,以“刚毅艰卓”的精神,一面顽强办学,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一面从前线到后方投身抗日战线。这种以天下为已任,坚决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永久铭记与弘扬的。

但是,北大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它的天职,是培育高质量人才,推动学术文化的繁荣。这就需要特殊良好的环境与氛围,需要凝聚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战争与社会的激烈动荡,终究是比较短暂和应当尽可能避免的,人类面临的长久境遇与历史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北大人难以解脱的纠结,代价深重,令人沉思。单纯的爱国主义,无法解开这个纠结。这里不便展开此类讨论。其实,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正是为了创造最佳的条件和氛围,首先希望在北大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来。这是北大肩负的民族与历史的重托。这种愿望若能逐步而完满地实现,大力发展经济与文化,又何愁国家不能富强,民族不能振兴?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愿望只实现于相当有限的时期和范围之内。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不久,便迎来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五四”爆发示威游行的前夕,是蔡先生首先得知北洋政府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秘密消息,出于救国的急迫心情,他不得不把消息透露给学生,实际点燃了这场运动的火炬。事后他又大力营救遭受殴打和逮捕的学生。随后他便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主张,并且要求学生“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回到课堂认真读书。可见他已感受到教育与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并因此而有所困惑。他曾多次提出“辞职”,也常与此类心理因素相关。  192054日,蔡元培从切身的经验中再次阐明:“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我希望自这周年纪念日起,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___现在不能解决的___大问题。”(7)

“国家”和“爱国主义”这类概念,因时代与历史的差别而有其特定内容。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狭隘。通常所说“五四”运动,实际包含双层含义:从短期的狭义上说,是一场反帝反专制的爱国政治运动,那时学生们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但从更长时期和更深层次的广义上说,又是一场具有文艺复兴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它的主旨是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旧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提倡新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它的基本内涵,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也具有“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场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有时容易被统治阶级的国家主义思潮所利用。不论是中国的历代皇帝,北洋军阀首领,或者是法王路易十四,都宣称“朕即国家”。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朝,取得国家的统治权,打破“朕即国家”的口号之后,却热衷于宣扬国家主义。陈独秀说:“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8) 这种国家主义也常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诱使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人们的爱国冲动,有时受感情支配,容易陷入‘盲动’,不顾历史条件的过分渲染,还容易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这里需要理性的分析。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曾意识到这方面可能存在误区,要求人们警惕。笔者认为,把“五四”运动简单地归结为爱国政治运动,把北大传统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不尽适宜的,也不十分符合历史事实和北大的基本性质。北大主要应从繁荣学术,培育人才上总结自己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传统。

 

一.    有人说,北大的基本传统是自由主义,这也值得商榷。

有人认为,北大的传统,或者至少北大最初三十多年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9) 笔者认为,分析和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北大的影响和命运,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若说北大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则并不恰当。

自由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而不易确定的概念,它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它本是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名称的正式使用,大致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边沁(Jeremy Benthem)、穆勒(Mill John Stuart)是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话:“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劳动中取得的私有财产是一切财产的基础”被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视之为主要依据,他们认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就在于保证个人私有财产的安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并保障个人权利。总之,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实行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其立足点和基本主张。新自由主义者,曾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又补充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胡适在1948年发表《自由主义》一文,最后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四个意义:自由的意义、民主的意义、容忍的意义、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意义。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北大确有重大影响。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最早翻译出版了穆勒的《论自由》(译名改为《群已权界论》)。曾长期在北大任教并曾担任校长的胡适,便是自由主义在北大的重要代表人物。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显然与自由主义思潮也有一定的联系。但笔者认为二者仍有重大区别:

 

(一) 自由主义只是曾在北大流行的思潮之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则是长期在北大上下一致、共同实施的办学方针。

“五四”运动前后,自由主义在国内,特别在北大颇为流行,除胡适外,丁文江、付斯年、蒋梦麟等人,都曾发表文章,阐述自由主义观点。北大校园内,从教学到生活,自由主义风尚可称弥漫一时,显出北大的某种特点。但同时流行的思潮,尚有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文化上的保守派、激进派,等等,自由主义还很难说占据支配或主导地位。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则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形成共识,并共同实施的办学方针。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符合辩证思维的规律,获得全校师生和不同学派学者的一致赞同,校内似没有人提出疑义。这个方针不但在蔡元培、蒋梦麟任校长时期得到坚决贯彻,而且延续到西南联大,以至抗战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时期。即使到全国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针较长时期受到冷漠甚至践踏,但也并没有人能公开否认它的历史作用和学术价值,实际仍有少数学者,如马寅初、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顾准等人,他们中间有的并不是北大人,却都以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在校内或校外坚守和维护这个传统。更多的师生以沉默和静观的形式在抵制非学理性的批判与干扰。这都说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已是长期积淀,深入人心,挥之不去的观念和力量。

 

(二) 自由主义本是西方社会思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则是溶合中西文化的一个典范。

中国在两千多年文化专制主义和皇权崇拜的条件下,可以出现某些领域反对文化专制,主张思想自由的少数思想家、政治家,或出现某些包含自由观念的言论、著述,但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和北大,比较难于与中国或北大的某些观念相溶合,也就难于形成北大的基本传统。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正是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实现的某种溶合。“思想自由”是西方文化长期保持的传统观念;“兼容并包”则基本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一批杰出知识分子,先后或共同主持北大工作,他们都是中西兼通的著名学者兼教育家。蔡元培更是前清的进士、翰林,国学根底深厚,在任北大校长之前,又曾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来比锡大学访问,重点研究哲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等等。他不仅学识渊博,善于溶合中西学问,博采众家之长,而且他眼光远大,胸怀广阔,敢于吸纳各种人才,尽力包容各种不同智慧与意见。经过较长时期酝酿,在上任北大校长后,便水到渠成地明确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一面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一面又多次引用《礼记》《中庸》里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明包容各种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理由,体现“大学之所以为大”的道理。可见这是他融合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卓越成果。中国人历来是一个讲究包容的民族,人们通常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周易》里有“厚德载物”的名言。南宋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也是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和事物,做到最大限度的包容。历代有成就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很重视学术文化上的融合或“会通”,所谓“和而不同”,就是通过差别、对立,达到更好更丰富的和合。所以,正是蔡元培不失时机地把“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紧密地结合起来,珠联璧合地形成一个完整的办学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从而为北大奠定了极富成果并极负盛名的传统。

 

(三) 自由主义思潮不足以表现北大特色,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则充分体现了北大的学术文化的气象和氛围。

所谓北大传统,就是要鲜明地表现北大的特色。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原是从经济领域切入,又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的主张。在北大校园内,随着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离去,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就逐渐淡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则是学术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基本方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学术体现。它与北大学术文化的主脉血肉相联,是否肯定并实施这个方针,直接关系着北大学术和育才事业的兴衰成败。它早已从一个办学方针化成北大校园内的一种学术气象与氛围。它早已熔铸在北大的学术事业上,铭刻在北大的历史著述中,烙印在北大人的脑海里。这种最具北大特色的东西,只要深入接触北大,特别是接触北大老一辈学者的事迹,就会触摸得到,感受得到。虽然,近几十年来,这种气象和氛围已经被冲击得相当淡薄了,这种胸怀和气度,已经被改变得相当扭曲了,但仍有某种余热,是挥之不去的东西,正是北大的基本传统。

 

二.    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仍然值得商榷。

有人认为,北大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2013年,有人还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与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并列起来,号称“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百年史上三座丰碑。”( 10)

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曾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都曾任教于北大。陈独秀利用《新青年》杂志,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同时他们还曾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努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北大一时成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北大曾经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历史事实。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指导思想,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有显著成绩和影响。但若认为,北大的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北大的基本传统,这种观点仍然难于成立。这是因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积极传播时,当时也只是流行的思潮之一。同时流行的,还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或相区别的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思潮。蔡元培实施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正是要让各种思潮和学派自由传播,竞相争鸣,让广大师生独立评审,得以比较、鉴别和选择。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北大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或派别。

 ()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和流行,主要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陈独秀于1920年离开北大,李大钊于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随着主要代表人物的离开,在北大这块园地上,并未出现薪火相传的重要代表人物。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与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相比较,只能说各有特色,并无突显地位,也难于揭示解放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曾经是北大的流行思潮或传统之一尚可,说它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则缺乏足够的根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和重要阵地,北大之所以能开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并得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固然与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体制、政治形势有关。但直接的原因,还是得力于蔡元培等人首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但允许,而且认真支持和帮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活动。这里的因果关系,北大基本传统所显示的胸怀和气度,应当是十分清晰的。

疑问相回应

有人问,“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是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如果就北大传统是指学术文化领域的北大精神传统的话,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从学术文化的层面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既是北大的基本传统,也是北大的基本精神。在北大担任校长时间最长,长达十七年之久的蒋梦麟,在1923年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指出北大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是就学术文化的气象而言,与蔡元培所说完全一致。如果“北大精神”是就政治参与或社会改革的视角而言,它的含义和涉及的方面就会比“北大传统”更为宽泛。曾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和解放后第一任校长的马寅初,在1927年也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在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他对“北大精神”的表述是:“为了国家、社会,不顾一已私利,勇敢直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精神。”(11)这与笔者所指北大基本传统,显然有视角上的差别,考察的侧重面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而可互相补充。

有人问:“兼容”与“自由”,哪个更重要?笔者认为,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完整的方针。二者诚如一块钱币的两面,互为前提,难分轩轾。或可说: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保障。仔细追究一下,也许可以这样说:思想自由比较侧重于个人,兼容并包则比较倚重于一种组织或一方领导。个人的天性是向往思想自由的,在不妨害他人自由的条件下,这本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在学术文化领域,更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12) 但如果某个组织或领导偏重于政治利害,缺乏学术文化的视野,短少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则个人的思想自由就会失去保障。这就更加显示北大基本传统的珍贵,也更加显示蔡元培的精神象征与人格魅力。

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谈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说:“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13 )对此不少人都有切肤之痛的体会。如果执政者或领导者总是自以为是,总是以为真理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从不自以为非,那么,别人的不同观点就很难有什么思想自由了。

有人问:只提“包容”与“自由”,是否不全面?缺乏“主导”和“原则”,会不会出现大杂烩或者“和稀泥”?,甚至出“乱子”?其实,这是在学术文化领域,思想自由了,精神独立了,能互相包容,形成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能够和谐地开展讨论,为真理而平等地争鸣。这就为学术的繁荣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再说,包容与自由,并不是放任与泛滥,不是模糊是非与和稀泥,而是充分估计到“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宋,吕祖谦)的道理。就是说,真理是不容易弄明白的,应当在“尊德性,道问学”的氛围里,让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通过自由的争鸣与论辩,来活跃思想,启迪智慧,明辨是非,探究真理。如果受到学术以外某些因素的干扰或限制,事先规定一个原则,划定一个框架,设置一个禁区,则显然束缚思想,影响争鸣,抑制创新。按照蔡元培的原意,是要使学术的研究,完全独立于宗教、政治、权威之外,为学者开辟一个纯净、自由的学术天地,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才是最有利于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的宽广世界。这才真正体现大学之所以为大。这才是北大所积淀,应传承的基本传统。

当前,在涉及“传统”、“精神”、“价值”之类的思考与讨论时,在思想方法上,总有一种求“稳”、求“全”的倾向,总怕漏掉某些方面,怕犯“以偏概全”或“倾向性”错误,因而总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在涉及北大传统时,总有此类提法:“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改革、科学、进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等等。这里不好说有什么错误,并且显得较全、较稳,但却失掉了北大的特色与锋芒。其实,所谓北大传统,就是北大人历代传承的学术文化上的鲜明气象、独立风格。那些四平八稳的字句,怎么能充分表现这种气象与风格呢?如果面面俱到,就可能对其他大学、单位也适用,又怎能体现北大的基本传统呢?

北大的基本传统,就内存于北大的精神家园之内,就铭刻在北大人的历史记忆之中,无须它求,也无须多求。让那个铸就北大辉煌的最珍贵、最熟悉的学术文化箴言,八个大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重新亮堂起来,像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竖立在北大校园内,它是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可认它为北大的校训!

 

附注:

(1)         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3

(2)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

(3)         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9.21

(4)         蔡元培:《对新教育之意见》(见张汝伦编选:《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131页。

(5)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3.21

(6)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         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9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8)         陈独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新青年》(季刊)4号,1926.5.25

(9)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第3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0)李少军:《丰碑》,《北京大学校报》,2013.4

(11)马寅初:《北大之精神》,《马寅初演讲集》第4集,商务印书馆,1928

(12)冯友兰:《新原道》自序,《冯友兰文集》第五卷,125页,长春出版社,2008

(13)胡适:《自由主义》,《胡适文集》第12卷,第8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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