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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要有宏大的志向——遵循蔡校长的殷切教诲

guo  2015.10.22   教育大家谈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19

1917年1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大学生提出语重心长的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这三点都很重要。可说是大学生求学做人的宝贵箴言。至今读来,仍切中时弊,震撼心灵。这里只说“抱定宗旨”这一点。

大学是什么地方?就在这篇演说中,蔡校长十分明确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一点。由此他谆谆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明,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近一百年前蔡校长的这一番话,真好像是针对当前某些大学生说的,不知如今读来有何感想?

 

我的经历与感受

61年前,我从长沙市的一个政府部门以第一志愿考入北大哲学系。入学前曾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三年,但并没读过什么哲学书籍,只是对哲学有一种深奥而好奇的感觉。我兴致勃勃地踏入北大校门,走到哲学系的报到处,劈面看到一块竖立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未来的哲学家,欢迎你! ”这至少说明那时的系领导是希望培养哲学家的。我却并不懂什么是哲学,什么人能成哲学家。但我那时并没有什么功利要求,没有想升官发财。一见这句鲜活的欢迎词,虽毫无底蕴,却也心情激动,愿刻苦读书,从头学起,奋发有为。然而,事与愿违。60年的时光过去了。在专业上我可以说一事无成。虽然也曾忝称“教授”、“博导”,也曾出版和发表过某些东西,并获得过某些“奖励”,但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时常感到惭愧与惶惑。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有不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状况。记得哲学系在2012年纪念系庆一百周年时,编了一本厚厚的“系友通讯录”,翻开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大约好几千系友的名单中,干什么的都有。但你能找到几个真正的哲学家吗?实在很难找到。这确实令人尴尬。别的院系可能好一些。培养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确实难度更大。不过,人们经常说的“钱学森之问”,却并不限于哲学系,如今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上的杰出人才?为什么6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或菲尔茨数学奖的获得者?这是值得有关领导部门和广大师生认真思索和寻求解决的问题。就我个人来看,未能成才,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原因都有。

就客观方面说,本来,北大在造就人才上,条件是比较优越的:有悠久的学术传统;教师阵容比较强大;学术氛围比较浓厚;图书馆藏书丰富;还有优美的校园环境,等等。然而,50年代中我入学不久,便赶上接连而来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读书和教学的秩序受到冲击。北大的优势我几乎都利用不上。1957年,我更不幸遭受政治厄运,大部分时间处于“劳动改造”中了。至于师资力量,哲学系确是独领风骚的。经过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一些大学的哲学系教授,都集中到北大来了。北大哲学系名师云集,显成国内翘楚。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名师都被当成“资产阶级教授”和“改造对象”,在教学领域“靠边站”了。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讲课,平时也很少有接触的机会。提起那时的哲学系名师,确都是响当当的大学者呀。比如金岳霖,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开创者,独自哲学体系的建构者;冯友兰,完整中国哲学史和“新理学”体系的创建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在西方许多大学长期被指定为中国哲学的专门教材;朱光潜,著名美学家、翻译家,严谨治学的楷模;洪谦,著名西方哲学专家,维也纳学派的中国成员,等等。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种大好机遇,我都与他们失之交臂了。现在想起来,深感遗憾!

就主观方面说,我的哲学思维的天赋条件并不好,自幼缺乏人文与科学的素养和根底。上大学后,又赶上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环境。所以在专业上我始终处于“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的状况。这里的关键仍在于我缺乏宏大的志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自1957年在政治和教学上被“打入另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9年,我才算恢复政治与学术的生命。这期间有20余年的时光,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基本上都是在政治风险和体力劳动中惶恐地“虚度”过去了。在政治决定学术的社会氛围下,我也滋长着消沉情绪。往后又由于长期的低工资待遇,许多时间不得不为家庭生活奔波,以致在专业上无所进取。这是令我困惑不堪也后悔不迭的事。我发现有些境遇与我相差无几的人,他们利用了“文革”或其他某些“间隙”、“机遇”,顽强苦读,认真积累,奠定了学术基础,后来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就比我强得多。在与他们比较时,我常感到惭愧与不安。后来在翻阅《史记》时,我看到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牵连,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又看到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下的一段话:“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说明历史上的一些大史学家、大思想家、大诗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身体上遭受重大厄运或灾难时,仍能写出不朽之巨作,就在于他们“欲遂其志之思也”“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段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往后历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真有惊世骇俗的作用。是否有宏大的志向,从而是否有坚强的毅力,对人的一生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体会蔡校长首先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不动摇,上大学,不为升官发财,不为功利目标所支配,而是一心求学。求学就是打好基础做学问,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提出问题,义无反顾地探究和追求真理。为祖国的真正强盛、民族的真正振兴和世界的和平安宁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蔡元培一生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心,是高等教育。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并在北大切实地加以实施。由于他把大学看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因此他便要求教师与学生都有研究学问的兴趣,特别是教师,更应当以这种兴趣影响和带动学生;他要求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他决不把大学看作单纯传授知识或谋取文凭的地方,而是结合中国教育传统的观念,治学不忘怎样做人,通过德育提升道德品格,通过美育陶冶高尚情操。他要求沟通文理,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补与融合,培养现代高质量的人才。他一开始就明确宣布并坚决贯彻的办学方针,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融合中西教育传统而最具成效的办学方针,这就为北大奠定了一个基本传统,为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胸怀开阔,尊重学术,尊重人才,并且特别善于吸引、集聚和爱护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

总之,我个人理解,蔡元培是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思想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就其基本内容说,我们至今还看不出有任何过时或不适宜的方面。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总的理想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而培养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新型的高端人才,即现代性与民族性相融合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应当看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后的三、四十年里,这个理想目标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的。我们经常仰慕的那些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而在近几十年来,之所以会出现“钱学森之问”或“温家宝之问”,在我看来,如果撇开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不说,主要从教育的视角看,就是由于淡漠了蔡元培,离开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民族振兴赋予的担当

现在,人们常讲民族的“崛起”。的确,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由于经济、科学和军事的落后,多次受到列强的欺凌和侵略,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总指标已居世界第二位,军事国防力量也大大增强了。这使我们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但同时应当看到,我们还是一个底子薄、人口特别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道德滑坡,高端人才青黄不接等状况仍严重困扰着我们。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达到真正的民族崛起,是不能单看经济指标的。世界上有一些自然资源丰富,人民生活也比较富裕的国家,但却比较缺乏精神文明和科学水平,能说他们是真正崛起了吗?真正的崛起,不但要求经济生产发达,人民生活富裕,而且要求一个民族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文明程度、道德品味、文化素养。这些方面,都还是我们的短项或“瓶颈”。更何况我们离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的整体富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哩!要真正的崛起,就是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应当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现代化。它不但要求在物质技术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而且要求在民族精神、文化建设层面上推进现代化。的确,经济是基础,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一切其他方面,都会成为空谈。但是,民族精神、文明素质,又是经济建设的内在动力和和精神支柱。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现代化的人来开创,来带动。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这里的各个领域都特别需要一批社会精英、领军人物、骨干力量。这种人物,不但应当占据世界科学前沿,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素养,而且要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百折不回的毅力。一批又一批地培养这种杰出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急呼吁。这种人才从哪里培养?主要还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中,从大学中培养。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是责无旁贷。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的伟大复兴,赋予教育的责任最重,而当前的教育,受到的责问也最多。几十年来,我们在教育的普及和人才培养的数量上,是有显著成绩的。但关键在于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落后,特别是杰出人才的阙如,令人极为失望和焦虑。人才培养的周期,大约30年左右。当前社会和教育领域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是几十年来教育效果的显现。当前大学里的诸多问题,如官僚行政体制问题,学术领域的外在干扰和腐败问题,教学领域的应试顽症和压抑个性问题,受教育的不公平问题,等等,已普遍存在,有些并积重难返。这些问题如不及时研究,切实解决,更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在人才激烈竞争的21世纪,其后果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北大历史上的许多先进人物,都能以天下为己任,敢于走在社会改革的前列,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面对当前社会与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我个人认为,应当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分析,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抵制错误。当然,作为普通师生的个人,对某些重大问题,有时难于作出判断,或不可能即时解决,这便不可急躁或转向消极,而应了解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合理意见或建议。同时,不管怎样,既然来到北大,作为北大的学生,就要胸怀大志,立志成才,不是一般地成才,而是要成为杰出人才,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或哲学家。为此,我想向青年同学提出几点聊供参考的建议:

第一,像蔡元培所说的那样,“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毫不动摇。要鄙视那种一心只望“升官”、“发财”的世俗观念;也要轻视那种只求文凭、学位、就业、谋生的浅薄要求。当然,有的同学家境贫寒,急于谋求收入,争取日后有个较高收入的职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看,这与宏大志向并不冲突,而且,只有坚定宏大志向,才能作坚韧不拔的努力。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只有这样,才能像冯友兰先生所说,产生“欲罢不能”的治学求真的渴望与行动。

第二,在抱定宗旨之后,最好选择符合自己天赋、兴趣的学科、专业。教育的奥秘是在于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人的潜能是极其丰富并极具差别的。是否选对了学科、专业,与日后学术成就的大小,关系极大。不少大学者都曾改变原先所学的专业。鲁迅、郭沫若原先学医,后转向文学;胡适起初学农科,后转学哲学;李政道原学化学,后改学物理,等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通识教育的作用,除了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之外,就是便于大家在了解众多学科的过程中,重新考虑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专业。在大学本科的头一两年里,最好自觉、主动地找对自己的天赋、兴趣之所在,这极其有利于日后的发展。

第三,“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是北大老一辈学者和卓越人才的普遍学风,应当认真继承,见诸行动。大学本科是治学的基础阶段,首先要勤于读书,练就基本功。学人文科学的,应当苦读一批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尽可能读懂、读熟,勤于思考问题;学社会科学的,除阅读经典外,要勤于实际考察,学会对社会实际而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学数学的,要善于逻辑的抽象思维,并勤于做习题;学物理、生物、化学的,要勤于动手做实验,如此等等。要实现宏大志向,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难而退,要准备克服各种困难和险阻。胡适先生曾把清吏判案的四字箴言应用于治学:“勤、谨、和、缓。”和,就是要心态平和,做学问,不能急躁,不能受情绪支配,只有冷静,才能求实、创新。缓,就是要把功夫做到家。有时研究对象很复杂,切忌仓促下判断,作结论。一般地说,在学习、生活中,应尽量合群,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但为了认真求学、治学,有时也不一定合群,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不能随俗浮沉,顺大溜。

第四,求学、治学,是为了探究和追求真理。学术水平和学术氛围,是一

所大学的灵魂。真理是客观的,探究真理的学术,必须是独立、自由的。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上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学术成就的最基本的前提和保证。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决不是真正的学术,也不可能有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克服任何依附性。不依附于学术之外的势力,不依附于权威,不依附于他人。许多杰出的前辈学者,如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马寅初、钱钟书等,就特别具有这种品格与风骨,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第五,充分利用大学阶段的宝贵时光和北大的有利条件,以自学为主。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争分夺秒地多读书,结合专业,首先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一般的教材、讲义,只作参考。现在的双修日,各种长短假期,也可适当利用来读些书,读书时,要以怀疑的态度,善于提出问题,读出自己的见解、体会和新的问题来。同时,争取名师指导,积极关心和参与国内外的学术讨论。

第六,养成适当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用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注重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与生活习惯。

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多次向青年朋友引用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这就是说,只有使自己培养成材,北大学生更应培养成栋梁之材,才能最好地为社会、国家尽力。

趁今年新同学入校不久之机,草写此文,聊表一份心愿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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