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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道-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转载)

guo  2009.03.27   学生风采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485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 15日,籍贯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是“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实在不敢当,因为我今年50岁,读博士读到34岁,又读了一年博士后,后来回国工作,前后也不过15年的时间;说我“久负盛名”,实不敢当。

今天讲点什么呢 ? 作为“学术文化节”的开幕式,主题是“北大与祖国同行”,北大正在为在2l世纪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交流一下怎么做学问,以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

1.中国可能再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

我个人相信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经济有可能保持8%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增加到现在的8倍,翻三番,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上层建筑自然也要跟着变化,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精神面貌等也会变化。经济基础加上上层建筑成为一个文化体系。一个文化是兴盛还是衰败取决于它的经济是否强大。在19世纪,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现在美国的经济最强大,文化也就最有活力。再早一些,18世纪前1000多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于世界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文化是世界的顶峰,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到了21世纪30年代,中国可能再次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我们有可能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国可能再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

我个人也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比如,1982年我到美国,几乎看不到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就是有,也是观察家写的,像叙述文字,仅仅是收集资料、描述现象。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也多起来了。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在世界学术论坛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上升;随着国力上升,我们能够支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项目也将增加,相信诺贝尔奖也能出在我们国家。

2.中国需要建立新的理论

理论一般是用来解释理论家观察到的现象的,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渡非常快,出现的问题、现象也很多。目前国际上的主流理论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现象为主,但是这些现象与我们现在遇到的现象、问题不同,如果拿现有的理论去套在中国改革的现象上,去解决中国改革的问题,经常要犯错误。比如苏联、东欧的转型改革,他们请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有哈佛、MIT等大学一些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去帮他们设计,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却是经济崩溃。所以,现有理论不能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中国发展快、转型快,有自己的特点。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呢?中国要克服21世纪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许多不是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建立新的理论。所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提供机遇,一方面它也要求我们对问题深入了解,提出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来推动社会变革。

3.怎么样做学问、重新思考、重新建立新的理论

学问,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字面的意思是“如果只学习不思考就会很迷茫,而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很疑惑”。孔子40而不惑,50知天命,我今年50岁,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经过在北大的学习及多年的教学、研究工作,才慢慢地对这句话里的两个“学”和两个“思”的内涵有所理解。《中庸》里主张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对《为政篇》里这几个字的最好的注脚。

这两句话我在初中就已经会背了,表面的意思也很清楚,但是这几年我又有了新的看法。“学而不思”的“学”与“思而不学”的“学”含义不同;“学而不思”的“思”与“思而不学”的“思”的含义也不相同。第一个“学”,里给了很好的注解:“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学”就是要学百家的理论、学千家的理论,但是要审问、要思考,要想这个理论的假设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应用是什么。只“学”不行,还要“思”,孟子讲“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里面可能包含糟粕。我小时候读科普书,觉得很有趣,有一篇故事讲到老鼠的产生,认为破布放到箱子里,然后扔到床底下,几个月之后就能“生”出小老鼠了(笑声)。很多人也都这么做了,发现果然是这样(笑声)。当然,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小老鼠不是这样产生的,是小老鼠的爸爸妈妈生的(笑声)。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也说明如果不慎思,可能就会接受错误的理论。很多有地位、有名气的学者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提出错误的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他就提出组成万物的四要素是风、火、水、土。在2000多年前,提出这样的理论也是一个成就,但是仍然不正确。所以说,不能只记下来、只博学,还要想是不是对的。而且.一个现象,往往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接受哪一个呢?这就必须仔细地面对理论。所以,我们学习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而应该是“博学”。

但是,单单“博学”还不行,学了还需要会思考,如果光学不思考,顶多也只能达到一部百科全书的水平。博览群书,看书过目不忘,这在古代可能还有一定的功能,现在有电脑,一张光碟就能储存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敲几下键,各种知识都能查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功能已经今不如昔。更重要的是现有的许多理论有真有假,各种理论、学说之间经常相互矛盾,如果全部记下来,照单接受,可能会使一个人,越学越迷糊,成了“学而不思则罔”了。

“博学”后要怎么思考才能做到“不罔”?这就是“审问”的功夫了。“审问”时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任何理论的功用都是在解释现象,解释现象要讲因果关系,是什么因导致什么样的果,只有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告诉我们因为什么样的因,经过怎样的作用,导致什么样的果,而这个果就是我们要解释的现象。学习理论时,对于一个现有的理论是否接受还是不接受,首先,要是看这个理论内部的逻辑是不是自洽。所以,元培班的导师有个共识,就是元培班的同学要加强逻辑学的训练。学自然科学的同学,数学的训练较好,数学是特别严谨的逻辑,在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学社会科学的同学就一定要注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学习理论时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如果内部逻辑不自洽,我们也不能接受。其次,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因此,在“审问”时除了要求一个理论必须内部逻辑自洽外,还要求根据理论的逻辑.所得到的推论跟我们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如果和现象不一致,这个理论就是被证伪了,必须放弃.只有不被证伪的理论才能暂时接受。一个现象经常会同时有许多理论的推论都和这个现象一致,也就是这个现象可以被几个不同的理论解释。出现这种情形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些是互补的,哪些是竞争性的。互补的理论可以同时是真的,也就是这个现象可能同时由这些理论所阐述的不同的因造成,这时我们要从经验中去验证到底哪个因是最重要的因、或真正发生作用的因。竞争性的理论则不能同时成立.在竞争性理论中,到底哪个理论应该暂时被接受.哪个理论应该放弃,则要靠检验各个理论的各种推论来决定。-个理论只有各种推论都不被已知的经验现象证伪时,才可以暂时接受。

博学的人特别要有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批判精神,在“审问”上下功夫,尤其,不仅要重视一个理论观点的新颖、内部逻辑的自洽,而且,要重视理论的推论和现象的一致。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帮助我们了解社会,了解因与果的关系。一个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的所有推论必须与现象一致。我在芝加哥读书时,有这样的体验,我当时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中国农村改革是由公社合作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尔森在1966年建立了一个模型来研究在生产队中农民的积极性是怎么样的。他的模型是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逻辑上没有问题,也有很多人接受了他这个模型。他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生产队里,也就是实行公社合作制,生产力会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会提高。但实际上,实行公社合作制,平均主义大锅饭,生产效率是低的;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分配,农民的积极性才高。所以.虽然建立这个模型的经济学家很有名,但是理论与实际情况不一样,如果不思考就接受,中国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搞下去,那是一定会搞坏的。要看逻辑与经验是不是一致.只有一致的时候才能接受这个理论。就像刚才提到的苏联、东欧改革的例子,很多经济学家根据现有的理论制定的改革方案效果并不理想。

这些涉及到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西方经济学有一些重要的假设,比如:一个企业如果正常管理,是能够获得利润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企业所在的行业所用的技术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与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正常管理的企业也不能获得利润。比如,在转型期国家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开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也就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政府扶植,这些企业就生存不下去。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前提不同,这就决定了政府不能一下子放开企业不管,也不可能真正地政企分开。如果一个理论与现象不一致,那么应该放弃理论;如果一个理论体系与现象不一致,也要重新思考这个体系。不能让现象去适应理论。

4.从本质上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要直接观察问题,抛开现有的理论

我们不仅要学习现有的理论去解释现有的理论所赖以产生的过去的现象,而且,还要能够解释不断新出现的现象,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论语·为政篇》提出作为一个老师必须做到“温故而知新”才称职。面对未来不断变动的社会,北大的学生也必须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有能力领导各行各业的社会中坚。但是.社会是不断在变动的,学习了根据过去的现象归纳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否就可以解释新出现的现象?有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有一个人搭船过河,不小心剑从船上掉了下去,他就在剑掉下去的船边刻了一道痕迹,希望沿着这个痕迹找到自己的剑。这样的做法对或不对?答案决定于许多客观的条件.船到底动不动,水到底流不流。如果船已经靠在码头,码头内的水不动或水流很缓,搭船过河的乘客有急事,先离开去办事,等办完事回来再按刻的地方下去找,应该是能找到剑的。要是,船是在河中间,船在动、水在流,按刻舟的地方找剑就找不到了。从本质上讲,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在给定的前提不变的条件下,理论是可以解释、预测现象的。但是,社会是像流水般变动不居的,所以.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老子《道德经》开篇之言“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提醒我们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道。佛教《金刚经》里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表述的也是同一个道理。任何理论一写出来就好像刻舟求剑,你认为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但实际上,它却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从现有的理论出发,就会被它桎梏,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理。

如何才能知新呢?功夫就在“思而不学则殆”的“思”字上。不过,“思”在这里和“学而不思则罔”的“思”内涵不尽相同。前面谈到的“思”是“审问”的功夫,此处则是“慎思”的功夫。这里的“思”是直接观察现象,直接洞悉现象背后逻辑的思维活动。为何在这里的“思”需要”慎”?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特别容易从所学到的现有理论出发来观察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变动的,即使新出现的现象,和现有理论的逻辑推论一致,并不一定就证明这个现象就是由现有的理论所揭示的因造成的果,如果不“慎”很可能就会犯了错误。“慎”要从两方面下手:第一要仔细观察,不要粗心大意,要见微知著;第二,更重要的是在观察我们周遭的现象时,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到现有理论的制约。如果一切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观察问题,就成了现有理论的奴隶,必须时时谨记“道可道,非常道”,抛开各种现有理论的束缚,直接分析、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经由“慎思”所得到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的解释很可能一样。但是,这种解释是经由我们经过和提出这个现有理论的学者同样心路历程的再构而得到,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过来的知识,对这个现象和理论的理解都会深入一层。更何况,经过这番剥离现有理论的影响,直接认识现象的功夫,很可能会发现同样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形成逻辑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新”。

从表面现象直接看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每一位想成为有创见的学者所必须培养的一种能力。每一个社会总有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通常只是由少数几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产生。而且,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作为理论总是必须相当简约,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因”是越少越好。在成千上百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和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或是关系不大,为了使理论简约必须删掉。在有关系的变量中,其作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外生的因;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因;另外,有些则是由外生的因.内生产生伴随所要解释的现象出现的果。作为一个理论,应该建立在最根本的外生的因,这个理论才会最有解释力,各种推论才能经得起各种经验现象的检验。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众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哪个是最根本的、外生的因?如果没有《中庸》所说的“明辨”的能力,那么,抛开现有的理论去观察现象、思考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会越思考越迷茫。所以,还要有“学”的功夫。不过,“思而不学则殆”的“学”和“学而不思则罔”的“学”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这里的“学”,依我的体会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学会观察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方法”。观察现象以提出理论的方法有些在各个学科都适用,比如《大学》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在任何学科里都是共通的。在解释一个现象时,不变的因素可以删掉,在发生变动的因素中,要分清楚哪个因素是先变的,哪个是后变的。先于现象发生前变动的因素,虽然不见得就必然是产生这个现象的最根本的因,但是.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思路,思考问题的切人点。另外,有些方法则是因学科而不同的。就经济学而言,其方法通常是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做的选择。所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定式是,首先弄清楚谁是决策者,可能的决策者有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员工,或是消费者;其次,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为何,总的来讲是效用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则可以是收入、财富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或是内心的最大满足等;第三,要弄清楚决策者可以做出选择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的变量为何;第四,则是做选择时所面对的机会成本。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是由上述的四个构件组成,一个经济现象通常是某-个或某一类决策者,在面对其他三个构件的不同组合或变动所做出的选择的结果。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是以这四个构件作为参考框架来观察问题。

“学”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学习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这时的“学”不是为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是为了了解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解释和现有的理论解释有何异同之处。如果自己的解释和现有的理论有所不同,那么,必须再作一番“慎思”的功夫,检查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否逻辑上自洽,理论的推论是否和已知的各种经验现象一致。如果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还要进一步分析自己的理论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是互补还是竞争。这些工作都通过了,就可以了解自己提出的解释新在何处,对理论文献有何贡献。如果,已经有现有的理论解释和自己的解释完全相同,那么,就不能自认为自己有何新的理论发明,但是,至少自己也就不会越思考越迷糊。

我们做学问要创新,推动社会发展,就要直接观察问题,抛开现有的理论,就像如来讲佛法:任何佛法都不是法。任何理论都只能解释一个特定的现象,但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可以从理论了解逻辑,但不能从理论了解现象。

5.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理论“近水楼台先得月”

怎么样从现象了解逻辑呢?各位在座的同学如果在学习期间就能够勤于“思”,并且打下扎实的“学”的功夫,那么,各位在各自的学科上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因为新的理论必然来自新的现象。中国正处于旷古未有之巨变,不论在哪个学科里都会有无数多的新现象。这些变化,一方面是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正快速从一个发展中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现代化的经济转型.而且这些变化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上对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成功的案例的研究,人均产出翻一番的时间,英国从1780年开始用了58年,美国从1839年开始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开始用了34年,巴西从1961开始用了18年,韩国从1966开始用了11年,我国则从1977年开始用了I0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更为加快。我们知道现有的理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的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必然都是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的。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由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那些该删掉,那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在要涉及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6.中国需要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大师的品格

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上,不仅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而且,任何理论都是内部自洽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贡献不能从逻辑上来分辨其贡献的大小,一个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18、19世纪引导世界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大师多数出现在欧洲。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师大多则出现在美国。这是因为,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后直到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欧洲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欧洲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就是最重要的理论。由于近水楼台之故,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就大多出在欧洲。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大多转而出现在美国。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在21世纪的复兴,中华文明再次由衰而盛,中国有可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同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中国将会迎来世界级大师辈出的时代。北大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北大在培养世界级大师上更应该是责无旁贷。

如果真正掌握了“学而不思则罔”,就能成为一个教授;掌握了“思而不学则殆”就能成为一个“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等。而北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学术中心,就需要汇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就要靠在座各位的努力了。

一位大师必须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是,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包含方方面面,可是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些不联系的、相互矛盾的个别观点的拼凑,而是相互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的道理将它们联系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孔子与子贡在《论语·卫灵公篇》上的问答,生动地反映了这点认识。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非也,予一以贯之。”什么思想贯穿了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里仁篇》里作了回答,有次孔子向曾参说:“乎,吾道一以之”。曾子曰:“唯!”子出,人曰:“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对自己思想的这一总结和老子《道德经》上所说的“博者不知,知者不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老子这里所指的“知”是对人类社会、对宇宙的本体之“道”的体悟,而“博”则是孔子所说的“多学而识”。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对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却会是相当简单的,以这个简单的核心思想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所要解释的各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因,然后,说明这个最根本的因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而导致所观察到的诸多现象。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思想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事事物物无所不涉,但是孔子以“忠恕”贯穿其思想体系,老子以“无为”贯穿其思想体系,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他们确实是做到了“一以贯之”,“知者不博”。

但是,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学者在致力于“思”的努力时,应从何处下功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各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答案在于《中庸》所讲的“道不远人”。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个宇宙只是一个寂然的自然之体,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和人的主观能动而成就了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所以,“道不远人”。要成为大师必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对人、对社会的关心中去思索他所在的时代的诸多现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个关在书斋中、或是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汉,即使读书破万卷,顶多达到“多学而识”,不会成为大师。要成为大师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而且,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不怕苦、不怕难、有恒心、有毅力、数十年如一日地去关心、思索发生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各种问题、现象。同时,也要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因为,一位大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会与已经存在、大家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有所冲突,而不容易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甚至招人非议。这时必须要有去和现有的大师争论,去一点一滴地教化社会的芸芸众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以说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要成为一位大师同样必须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一个人自己时时刻刻精心“善养”的。另外,任何的观察都会有角度的局限性,怎么样透过现象达到本体的了解呢?这就要谈到做学问的出发点,张载说道:“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了这样的思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条件下观察现象,即使现象的表现不同,你也能找到贯穿的东西。

7.21世纪中国大师辈出的时代

我在前面探讨的学问之道,主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谈的。自然科学的理论适用于任何性质、发展阶段的社会,理论创新的贡献大小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不是像社会科学理论那样,决定于产生这个理论的社会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但是,上述关于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判断,以及做学问的道理,在自然科学上也应该同样适用。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当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时,可以用来支持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经费投入也就会在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自然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应该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要做出成绩,也同样要在“学”与“思”上下功夫,所不同的是“思”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要成为自然科学界的大师.提出的理论也应该对许多领域都有贡献。像爱因斯坦,有人说他应该可以拿十个、八个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各个分支都有很大的贡献。按上述的学问之道,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也会迎来自然科学界大师辈出的时代。

北大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必须培养大师级的人物。北大的同学在全国都是最优秀的,也都很有自信心,“当今天下,舍我其谁!”也都有一腔赤子之心,以天下为己任。如果你能提出一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那你就要提出来,争取成为推动中国思想进步、社会进步的大学者。

我今天谈的不是专业问题,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这里讲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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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27a6c01000e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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