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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访中文系戴锦华教授(下,一)

guo  2015.10.22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672

编者按:本文是对戴锦华老师采访的第二部分,戴老师重点讲述了她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未来的学术思考。人类文明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对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进一步可能对世界的未来做出理性的选择。这要求整个人类的自觉意识,首先是学者的自觉与探索。本文中,戴老师为我们分析了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真正问题,以及对“未来价值体系”的思考与探索实践,角度新颖,发人深思。

 

一、开风气之先:学术理想与追求

记者:您对人文学科有一种历史的和世界性的眼光,下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工作。您在研究与写作方面是怎么做的?

戴老师:研究和写作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苦工(笑),也是最大的快乐。我常说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之一,是能靠自己热爱的工作为生。从思想与发现的单纯快乐,到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中间是漫漫长途和纯粹的劳作——所谓勤耕苦读吧。这大概是每一个研究者的共同体验。若说我自己有什么不同,坦率地说,是我不那么在意纯粹的学术生产,相反,直到今天,我的学术选择始终遵从自己的内心体认、而不是任何学术等级制度或评价系统的引导。比起任何学术规范和评价,我更在意自己的学术工作是否能够对社会激变与挑战做出某种回应。我喜欢面对新的领域和新的命题,在对现实的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旦这种思路和方法形成相对有效的表达方式,我便会搁置,重开新的领域、尝试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近在和一个年轻学者的对谈中,他的一句称赞的确令我很欣慰、很快乐。他说,他欣赏我的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直面某些现实议题,令其成为可以进入学术论域的对象,令其获得学术的思考与研究的可能和路径。或者说,为后来的学者处理类似现实议题的学术思考和写作提供可以援引的先例。这当然是过誉,但这的确是我的初衷和动力。也可以说我的学术道路相当率性,甚至任性:和教学一样,我不喜欢重复自己既有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一旦形成了较成熟的思考路径与表达方式,我就会感到厌倦。我不喜欢重复自己,复制自己的学术理路;也不喜欢简单地转移研究对象,用同样或类似的思路去处理不同的问题。

这种习惯的短处是显而易见的:相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我“累积”始终不足,在专项领域中始终无法与从事掘井式研究的专家相比。我的长项,也是我的志趣、性格,使我乐于尝试新领域,开拓新议题。于是,我参与开启中国电影理论、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但我并未固守或止步于任何学科。我从不自称专家,也的确不是专家,我的路径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参照、交错间获得自己的深度与专注。我令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在电影、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间流转,相互借重,进而获得跨学科的某种优势。

记者:学术工作有相对比较严格的标准与规范。这样的工作反而能凸显您的个性,并相得益彰,真得是非常难能可贵。

戴老师:我想,学术与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好奇心与求知欲,这是我到今天仍尝试保有的“能力”。我始终希望自己能保持以感性作为知性的驱力,在所谓理性思考与学术工作中放置自己的内心体认和感受。也许这是某种女性特征吧。身为女人,置身于学术界有这种不利,但我拒绝所谓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男人”/接受男性主导的学术规范。反过来,也可以将不利变为不同,甚至优势。

我和孟悦合写的《浮出历史地表》,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以女性主义理论和视点研究女作家创作的专著之一吧,所以我总会被善意或恶意地追问女性主义如何,女性主义者如何。我也常开玩笑说,相对于电影研究和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是我业余爱好,尽管从中产生了两本专著。但认真地说,女性主义又是我最为内在的立场和视点。最早做性别研究,不是出自任何学术动机,而是想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成长经验解惑。但有趣的是,性别研究最大的收获,不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认,相反倒是对自己身份的多重、多义有了反省和自觉。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场域中,我当然会被指认为女性学者或女性主义学者,但我也会被指认为亚洲学者、(或)中国学者、(或)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或所谓的“国际化”学者,也可能是北京学者或北大学者。我讨厌被帖标签——标签意味着一元、本质化的想象,但我们的任何言说的确出自、联系着我们的身份。只是这身份从不是单一、纯净的。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意味对超越这一身份限定的自觉。保持对自己多重身份的自觉,同时保持着身份的开放和滑动,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力量。

记者:学术道路不只是创新与乐趣,还有很多付出与困难。您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

戴老师:学术的工作的确是苦多乐少,苦长乐短啊。这里没有秘笈、没有捷径,一定是破万卷书、坐冷板凳——以前是爬格子,如今是敲键盘。唯一的动力、也是奖赏,便是你对这份工作的爱。没有足够的爱,选择这份工作,就是苦役了。但即使是热爱,也还是苦役,而且是终身的。我以为,选择这份工作的同时,就意味你捐弃了现实的权力欲和金钱欲,因为它永远也不会带给你在其他领域可能获得的权力和财富。在我看来,经由学术去求取钱权,是变态,也是愚蠢。明确这一点,你便能获取一份从容的心态,获得必需的笃定、耐力和满足。其中的乐趣和苦役,原本一体两面。具体到人文学,尤其是文学艺术研究、或广义的理论工作,另一个充分必须的条件是对语言的高度自觉:文字是你的媒介、工具,或者说全部。心中理,关键是变为口中言,书中字。大量漫长、琐屑的学术工作说穿了就是处理文字。最后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将自己的梳理与思考形成自己独到、准确的表达。

记者:您虽然自谦说学术上“不积累”,但我觉得您的工作始终都有一个清晰的主题或中心,就是对文化、文明、及生命的关注。您能介绍一下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或学术理想吗?

戴老师:谢谢你的概括。反省现代文明,反身中国文化,渴望思考并寻找另类选项或曰出路,的确是我在四十岁——不惑之年后不自量力的自我期许。

长久以来,欧美批判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我的思想底色和学术基础。这些产生在20世纪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思想成果的基本功能是批判和解构。它们无疑是分析与批判的利器,但其弱项或者说问题,是缺少建构性的力量。此前,我也为此屡屡遭到他人的质疑。每次,我都借伽达默尔(编者注: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德国哲学家、美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和德里达(编者注:Jacques Derrida, 1930-200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段著名的公案或曰对话作为回应:伽达默尔质疑德里达说:你总是在批判,如何建构?德里达真诚又狡黠的回答是:“建构是历史的事”。

但世纪之交,我第一次开始反省,批判是否足够?第一次开始严肃地思考建构问题:文化的建构、社会的建构。自问,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并应该将建构托付给历史?21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我开始再度尝试开拓对自己说来全新的领域。我开始集中、大量阅读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中英文的最新学术著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文化研究所缺乏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的“临门一脚”,更为了补足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憾,寻找新的理论资源。21世纪之初,我开始加入一些社会科学背景的朋友,参与他们的第三世界考察。只要有选择,我会放弃欧美的学术活动,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拉美和非洲,也包括西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不仅是学术场域的转换,我们不是停留在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和大学,而是进入他们的乡村、深山和丛林,访问其底层社会和运动营地。很艰苦,也很兴奋。于我,这首先是鲁迅先生追求的异体版:走异乡,行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

这样做的动力是我对自己不自觉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警醒——尽管选取了欧美的批判资源,但缺少自觉便仍成了对西方中心论的复制。缺少真正的国际视野,便会误以为欧美才意味着“世界”,我们的全部思考和逻辑,便只能建筑在现代主义、现代性的逻辑之上。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和思考上的迂回。经由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渴望获得思考中国的不同的参数。这中间有幻灭有获得。所谓幻灭,是说我曾以为在亚非拉、在被现代化进程所抛弃的人们那里,会有未遭西方思想、逻辑玷污的思想、文化资源,结果却是充分认识到,我所持有、也热爱的欧美20世纪批判理论,事实上正是欧美遭受第三世界崛起冲击的回应和产物,而且早已极为广泛深入地反身影响了第三世界,甚至成为他们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第三世界的旅程,让我明白,全球化并非是一个说法,一种修辞,而是一个基本事实。冷战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已不再有它的外部。收获是,我以自己的双脚、自己的身体体认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其关系绝不是“先富、后富”的发展“时间差”,而是结构性地分布和必然——发达国家的发达正是、也必须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欠发达之上。这正是质疑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的关键之一。也是推动我去思考、寻找别样的价值和出路——所谓alternativealternatives的内在动力。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参照,让我第一次理解了“中国道路”的意义:中国之为当代世界的“奇迹”,不是今天的GDP数据、奢华品的消费能力、全球旅游的人群,而是基本消灭了饥饿的事实,是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和货币主权,在没有殖民可掠夺廉价资源、提供劳动力、转移过剩人口的前提下,基本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近乎唯一。

更重要的收获,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遇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和故事:知识分子或行动者,政治领袖或原住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分享了一个朴素的事实: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复制西方逻辑和道路,而是我们可不可能去实践这些逻辑。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可复现,而且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存在,决定你无法用西方的方式加盟发达国家。在这一前提下,我目击、分享了第三世界人们为了挣脱困境、为了生存做出的智慧的创造。在那里,我看到如此多优秀的人和精彩的人生,那是今日全球主流逻辑无法涵盖、也拒绝或无力阐释的。近十年的第三世界考察和研究,令我真正地“国际化”,获得了“国际视野”。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中国并未自外于“世界”,我们曾拥有的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知识与视野。七八十年代之交,“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我们获取的是欧美世界的视野与联系,却同时基本关闭了我们对亚非拉的认知和分享。我说的国际化,是当以美国中心的欧美视域重新为广大的第三世界所补足、所参照,我获得了某种全景知识,思考今日中国有了较完整的坐标。

今年我有幸被邀请为美国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简称AAS)的年会的Keynote speaker(专题演讲人)。我的演讲主题是after the post of clod world,即后冷战之后。这是我首次尝试在全球视域中提出我自己的整体性的、历史性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去思考中国议题。虽然仍只是问题的提出,尚不是答案,演讲仍然获得了与会者热情的呼应。这些研究,我有时称为第三世界研究,仍然立足在我自己的文化、电影、文学研究之上,但却不再是这些学科本身所能界说、定义的。

今天的世界所经历的,不仅是权力的一极化,也是文化与价值的单一霸权化。认识丰富的差异性,是必须,也是开始。不然就只能听凭文化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获胜。批判、解构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远不足够。今天,我们需要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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