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透过现实的迷雾——访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3)

guo  2016.01.31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164

三、搞研究溯本寻源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专业方面的问题。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优劣?

唐老师:当前社会有两种思想潮流,学习西方与回归中国传统。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西方文化思想也有自身的问题。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到了20世纪面临着许多危机,现在还找不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比如说自由主义,往往会导致社会没有公认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动乱与冲突。

在思考怎样走出西方思想危机的时候,我小时候那些背下来后来似乎忘记了的东西,又慢慢想起来了。有时候跟国外同行聊天,讲到中国传统是怎样看问题的,他们也会非常感兴趣。当然,我的思路和国学出身的学者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专门找西方哲学中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西方思想中追求两个确定性,一是本质的确定性,一是规律的确定性。这是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20世纪都贯穿始终的。它面临的困境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本质越来越不确定。比如说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呢?以前大学的本质可能是教人做研究,传承思想与文化;现在我们大学教育的本质更倾向于面向社会,与技能培训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现在时代就是这样,随着事物研究的深入和多元化发展,很难再定义确定性的本质。所以从尼采开始,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反过来反对本质主义。

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追求本质的确定性,只追求规律的确定性。《易经》开篇就讲,只有“易才是“不易”的。这种思想反映到政治层面就是,西方更多看重制度,而中国则更看重政治的智慧。西方早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就有了政治学,而中国几千年虽然有高度统一的国家与行政体系,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中国古代先贤往往用历史研究替代政治学的研究,通过学习历史来吸取政治智慧。在历史中可以读到大量的案例,使人们在面对具体情境时提供一种原则上的参考。

通过这样的中西对比,就会有很多有价值的发现。比如我们现在了解的所谓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重构起来的,是那个时代大家根据当时的社会思潮建构起的一种阐释结果,带有明显的近现代人的痕迹。学者们只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真正的古希腊思想中容纳了更多的可能性。柏拉图也不是完全那么理性主义,他到了晚年看到的多是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得就更明显了。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政治学,一方面他说年轻人不要学政治学,因为政治学需要有经验和阅历;另一面他也讲,政治的知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实践,要在实践中根据时间、地点、环境做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阐述与科学有很大差别。在《形而上学》中他认为科学就是分门别类、运用逻辑和概念进行思考,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确定不变的事物,要追求的也是确定不变的、可重复的结论和规律,这与我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但他对政治学的认识,就全面突破了他自己对科学的规定。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待政治学的理解与中国思想家们有相通之处,只是近代以来,西方把政治学的思想与方法都科学化了。这一方面带来了相关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

记者:您对社会共同价值的论述,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拿中国、印度跟西方比较,中国和印度显然社会问题更多,但是人们不担心社会崩溃,而西方却可能面临这个问题。这大概就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一直有相当稳定而普遍的社会价值观。还有对本质和确定性的追求,确实是现代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社会层面的过度追求反而容易陷入理论的怪圈。中国古人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老子的, 庄子的混沌”、“未始之物”都是对世界最本源问题的思考,但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孔子则干脆“不语怪力乱神”,教人们关注当前的现实生活。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有其高明之处。东西方文化的利弊确实只有比较才看得更清楚。

唐老师:是的。我们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很对。要认识一个事情,老呆在山里视线总有不及的地方,只有到它的外面去,才能更客观地看清事物的原貌。

记者: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一直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但现在西方社会似乎也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唐老师:对于目前西方价值观层面上的混乱应该怎么解决呢?亨廷顿(编者注: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认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其实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比如美国有个词叫做PCpolitical correct,政治正确),这意味着不能谈论种族问题,不能谈论肤色,不能谈论性别,不能谈论性取向,但反过来就有人用这个限制来为自己谋求权利,进而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分裂。比如说一个黑人去一家之前没有黑人员工的公司求职,最后被拒绝了,他就会起诉这家公司不聘用黑人,那公司就麻烦了。有些美国公司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招工的时候就什么类型的人都招一点,男的女的,非洲裔的,亚洲裔的,同性恋的,异性恋的都招。一些在美国已经非常有影响的群体(如华人群体、拉丁裔群体)已经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他们会为自己的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更多的争议会慢慢浮现。到底以后美国是united states还是united nations,这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年麦凯恩和奥巴马竞选总统,其实代表了美国两种不同的势力和治国思想。麦凯恩是保守派,他强调美国要回归一些基本的传统,也就是白人新教精英主义的传统;奥巴马所理解的美国传统则是包容、开放、多元的传统。这两个传统的平衡与相互制约其实是美国繁荣的重要支柱,但现在似乎有些失衡。比如曾经有个白人警察打死了黑人市民,黑人很容易把这件事理解为种族主义行为,抗议扩散开来,演变成一场骚乱。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大的事件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呢? 所谓的PC搞得大家不敢说话了,谈论性别不行,谈论种族不行,谈论民族不行,谈论政治信仰不行,谈论宗教信仰不行,谈论工资收入不行。结果就像在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所说的,媒体里都是些花边新闻,一旦涉及到严肃问题,那只能去骂中国、骂朝鲜、骂伊拉克。美国人不能对美国政治有实质性的严肃评论,一个国家到这个份上当然是有问题的。

记者:中国过去发生过很多次内战,但应该没有一次是文化方面的分裂,实际上都是为生存权或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战,而无论分裂的哪一方都认同“一个国家”的前提。但发生在美国可能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美国或许会面临一种更为本质上的分裂。您觉得美国或西方社会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吗?

唐老师:我理解美国或西方社会的问题其实是它们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造成的。美国人认为像自由、生命、财产等权利每个人生来就有,即天赋人权,后来也把它叫做基本人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当然是平等的自由。实际上“民主”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一个受人怀疑的概念,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老百姓是不能做主的。任何社会里都有精英、大众,给知识层次和道德水平差异巨大的人同样的政治权力,这未必是合理和正确的。其实西方的社会精英阶层相当慎重,现在的民主也是他们一步步退让的结果。西方社会对民主还是缺乏系统的反思。

我们一定要清楚,西方作为制度的民主,与西方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民主是两回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是由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反民主导致很大的灾难,二是冷战的需要,让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批评声音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我理解的良性政治其实就是两点,一个是精英对大众的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大众对精英的监督,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平衡。中国古代的社会本质上是精英政治,缺少大众的监督,所以也避免不了“崩溃-重建”的循环。

美国社会的制衡原则总的来说还是有效的。比如美国国会制定立法草案后需要总统签署,总统签署同意后最高法院还可以宣布其违反宪法。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就处处体现出制衡原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社会内部关系的极度紧张,但它能够自己克服。更早还有内战,也是社会共识出了问题,但最终还是解决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会有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我先说一下个人感受:我觉得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三四十年的“中国模式”也好、“中国奇迹”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只要在和平时期充分发展几十年,总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泰民安的状态,它的本质是在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观前提下的一种权威体制。您认为这种模式继续发展的潜力如何?

唐老师:中国跟美国比,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美国政府管得事情少,但是管得牢,中国政府现在管得多,但很多都没管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政府不一定要管得多,但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吗?什么事情是国家不应该管的?

唐老师:就拿大学来说吧,比如学生的学制是多少年,拿学位需要写论文还是写实习报告,甚至包括具体的课程设置,学期起止时间,都应该是学校的自主权。我觉得在这样问题上,官方是搞不清的。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和学校层面的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然后下面就捆得动不了,严重影响到积极性和自主性,有时甚至会导致荒唐的结局。比如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机构,学生合格不合格、该不该录取应该由教授说了算,管理部门不应该来插手。万一教授有徇私舞弊的行为,那也有纪委监管、甚至可以由司法机关介入,何必管理部门替我们操心呢?尽管管理部门是好心,但仍对教授造成了过多限制。教授的自主权很少,无论是招生、录取,还是课程、学制的设置、实习的细节,这些方面外部的干预都很大。

记者:管理者为什么会管这么多?他们自己不嫌累吗?

唐老师:这应该是长期的官本位思想造成的。一个方面大家本能觉得管得越多、越严就越好,越能体现出“工作成绩”。比如每个部门年终写总结,如果什么也没管,总结怎么写?另外,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就是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设计和运作的,上面政策制定下来,下面就要去落实,而落实就体现在“管理”上。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冲突?

唐老师:其实现在中美的斗争根本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是国家利益的斗争。中国综合国力在增强,利益也在扩展,美国就担心地球上各种资源的流动会对自己不利。这个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比如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会导致美国大批的纺织工人失业,这就成为美国工人反对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问题都需要双方理性地探讨和对待。中国光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不行,因为客观的影响是存在的,需要双方以务实的态度,寻找理性的解决方案。

记者:老龄化对中国的发展会有严重影响吗?

唐老师:肯定会有影响。到了2030年以后,中国会变成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方面我没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可以肯定,老龄化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反观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口结构会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国家之一,这会是中美竞争中对我们不利的一个因素。

记者:好,谢谢您!

====================================

采访记者:郭九苓,徐韫琪,李洋,陈曦

采访时间:20151028日,上午9001130

录音整理:徐韫琪,陈曦,李

文字编辑:徐韫琪,张畅吴泽民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6119日,经唐士其老师审定。

名师简介


唐士其,男,1967年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院政治系,1995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所授课程有《政治学原理》、《国家学理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社会主义学》等。著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政府与政治》(台湾杨智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08年版)等。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