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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实的迷雾——访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2)

guo  2016.01.31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040

二、当老师厚积薄发

记者:您最初留下来当老师时上课的情况是怎样的,还有印象吗?

唐老师:嗯,印象很深,手忙脚乱的。我留校的第一个学期就开始上课,当时晚上恨不得不睡觉去备课。一会儿怕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课最后一个小时讲完了,一会儿担心讲到中途就下课了,又想万一讲着讲着就忘了怎么办。本来我对自己的知识还蛮有自信的,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讨论也算能言善辩,可一旦要作为老师登上讲台还真是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按照自己设计好的教案,从前往后按部就班地讲。我自己感觉算不上精彩,但可能因为准备还比较充分,所以同学们还比较认可,第三年还评上了北大十佳教师。我真正对自己的教学比较满意是在讲了十年、八年后,一是对讲解的知识融会贯通,二是教学的方法与技巧也比较熟练了,可以根据课堂情况进行调整。备课是最重要的,有一百个小时的积累,才能讲好一个小时的课,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收放自如。

记者:那您在讲课中是怎样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的呢?

唐老师:在讲的过程中看同学的反应进行调整,如果话题比较熟悉,但材料、观点或方法比较新,这样就能抓住同学的兴趣。

记者:您在课上会有讨论吗?国际政治应该有很多大家都很关注和感兴趣的话题。

唐老师:一般课上会讨论,但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如果阅读量跟不上,他们讨论的层次就会非常浅。后来我一般会事先把课程大纲都发给大家,每个人都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由谁主讲。但即便如此,发言的同学会看得比较多,不发言的同学还是看得很少甚至不看。这样的讨论效果也不会太好。总的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课堂讨论当作对同学们思维的训练或者表达的训练还可以,但是当作知识学习的一种方式就有问题。现在北大提倡讨论组式的小班教学,我觉得前提是需要有大量的阅读做基础,如果阅读量跟不上去,那就完全流于形式了。

记者:为什么学生不愿意进行讨论的阅读准备呢?

唐老师:现在的学生事情太多,时间不够分配,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们在本专业学习之外要学双学位或者辅修课,旁听各种自己感兴趣的课,到了二三年级还要去实习。我感觉每个同学一天到晚就是在不同教室之间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调整思维反省一下,要让他们系统地读点儿书很难。北大在双学位和辅修的准入方面,老实讲是比较宽松的。像在美国,他们的双学位真的是两个学位,门槛较高,选的一定是学有余力和有兴趣的人,所以“主业”有保障。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学生还缺乏自我规划能力的情况下给了过多的自由度,这未必是好事,结果很多人抱着“多学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并不知道学了以后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大学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听一个小时的课,能有3-5个小时的阅读,这样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记者:对,多学跟多懂是两回事。

唐老师:是的。我们对于知识的把握要分三层:一是简单讲的“知道”,比如听了课,“知道”有这回事;二是要形成一种能力,就是把这个知识用活起来,能够用它解决问题,这要靠课下的阅读、研究和实践;三是要养成一种见识,比如当我面临一个复杂的局势或问题时能不能一下子就抓住症结和关键,这是知识和学术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的状态。

记者:在当下,您觉得能够按照兴趣认真读书的学生大概能占多大比例呢?

唐老师:百分之十左右。比如说在我们学院,四年一直能坚持比较好的学习状态的学生,差不多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这样一个比例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不过那时整体学习气氛很好,剩下的同学虽然知道自己以后不做学术研究,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念书。现在认真读书的同学跟剩下的同学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虽然读得也很“辛苦”,但基本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真的东西。我认为知识要有一个主干,然后其他的知识都可以串上去,这就是所谓的“触类旁通”,任何实际工作都需要这种能力。

记者:从学院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对学生如何学习进行一些指导或引导呢?

唐老师:现在学校有个新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意思就是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淡化专业之间的区隔,强化各个专业之间的融合,这样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学院五年前就在做这件事,把专业之间的界限全打破了,理论上每一位同学都可以选修院里的任何一门课程。我要强调的是,强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淡化专业”要以“加强基础”为前提,否则适得其反。我们学院的基础课,“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等,现在只要有可能,我们都是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方式,争取让同学们对这些基础课程能有一个比较深的理解。

现在中学的人文社科类课程越来越简化。去年我找同学们座谈,他们说听不懂“国际关系史”,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经过了解发现,原来现在中学好多东西已经不教,而以前中学时候要学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路贯通下来的基本脉络是很清楚的。“国际关系史”课程的预期是同学们之前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史基础,因此我们就得做调整,补充一些本来常识性的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国际关系不能单纯理解为研究外国的事,对外诠释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是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学生普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太少、太肤浅,我觉得这方面的基础还需强化,今年我们就新开了一门“中国传统政治概论”。但总的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记者:学校现在是尽量给学生们更多的自主权、自由度,您觉得能有多少学生能够很好地去行使这个自主权或者说自主能力如何?

唐老师:北大绝大多数同学自主能力是没问题的。让他去做许多事我觉得都能够完成,并且做得很好。比如说让他去组织社团、组织沙龙、学一门课、写篇论文,都没问题,但问题是他最适合做什么,这未必就很清楚了。寻找自我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北大同学有可能在不断的“成功”中迷失自我。

记者:作为老师来讲,都会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踏踏实实地读一些书,掌握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但是很多学生似乎并不以为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老师:北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学术,能为学生提供最高品质的学术氛围,这是北大最重要的意义。当然社会活动、社会实践、国际交流也都很重要,但这些东西,在北大能够得到,不在北大也能够得到,大学毕业之后也能够得到;而有些东西则只能在北大得到,而且只能在这四年里才能得到。想清楚这个问题,面对各种诱惑和机会如何权衡取舍,何为主何为次应该就比较清楚了。现在有很多同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又通过考研、考博回到北大来,他们有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一定要珍惜大学里的这个时间好好念书。

所谓“读书把人读傻”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将相都是念书念出来的,也没实习过,直接到地方去当官,有时候还要带兵打仗,但文治武功都很好。比如说王阳明,他讲知行合一,“知到极处即是行”,就是说学知识真的融会贯通了自然会行动,而且是高度理性并有效的行动,能担当重任。如果说学的知识不能变成行,那就是哪个地方没有打通,需要调整一下学习的思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简单把知行结合起来的认识要高出一个层次,这才是学习和学问的最高境界。

记者:不过一般人到不了王阳明、诸葛亮这样的境界,适当的实践还是有好处的。

唐老师:当然,强调实践是没问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学习是主要的,如果因为强调实践而忽视学习知识和理论思考的重要性就有问题了。比如有的同学会觉得实习越多可能对以后找工作越好,书本上的知识最后反倒用不上。有时候确实给人以这种印象,工作中直接用上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某种经验。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学习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在学习、思考、研究过程中慢慢养成的见识,这不是通过经验所能得到的。学知识就像搭了一座桥,过河拆桥没关系、很正常,但其实你已达到了学习的目的。

 

记者:您觉得在国际政治这个领域,存在教学跟科研的矛盾吗?

唐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的:科研一定都有一个课题,它是针对某个方向非常具体的东西,而教学总是要有一定的体系,该讲的东西就非讲不可,那么是把精力放在某个具体的课题上面还是放在不断地更新的整个体系上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我们也是反反复复跟老师们讲,教书是我们的立命之本,要求大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

记者:如果注重体系、面广了,那就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唐老师:是的,但是时间就那么多,不够分,所以还是有矛盾的。其实我就是这样,我发现很多问题,电脑里有好几个书稿,但我没有时间去把它们完善起来。或许对教学冲击更大的一点是,现在的科研都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那么它就涉及到出去开会、与他人的分工合作等,这个对教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很严格的规定,老师要开会、交流等就必须请假,短则跟我请假,一周以上就要跟院办公会请假。增加了请假的难度,有的老师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另外,教学不是简单上上课的问题,如果要把书教好,就不光要在课堂上还要在课下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除了备课之外,同学们来找老师请教问题、讨论问题,回复邮件等等,这样的工作量也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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