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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实的迷雾——访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1)

guo  2016.01.31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48

编者按:唐士其老师在学生时代有非常强的读书热情,并很早形成了自觉的研究意识,这使他后来的学术与教学道路非常扎实并成果卓著。唐老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审视常见的社会问题,往往能直指本质,其阐述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本文中,唐老师从自身学习的经历,讲到教学中的心得体会,并对学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学习建议,最后还从专业的角度,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解答了我们对很多现实问题的疑惑。

 

一、做学生“学贯中西”

记者:唐老师您好!您是1985年上的大学,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国际政治系?

唐老师:我其实想报哲学系或中文系,但当时我在云南参加高考,北大在云南招生,哲学系只有宗教学专业,中文系只有古代汉语专业,都不是我想学的。中学时对大学专业的理解大多只看字面,觉得明明哲学是科学,宗教是迷信,两者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哈哈。后来我就改报了历史系,但因为有另一位分数比我高的同学也报了,所以最终被调剂到了国政系。到了北大后还是想转到哲学系或者中文系,但学了一段时间慢慢发现“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其实挺适合我,所以后来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了。

记者:您中学时是否看过不少中文和哲学方面的书?

唐老师:对,我喜欢读哲学类的,尤其是西方哲学。我的祖父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小时候经常逼着我念四书五经之类,基本只是让我死记硬背。所以后来我上中学后就对中国的东西很反感,只读西方的。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读一些介绍类的入门书籍,比如我记得有一本叫《大众哲学》的,讲得是西方哲学和哲学史。后来也读了一些能找到的西方原著,像黑格尔的,虽然读得似懂非懂,不过觉得也挺有意思。

记者:您当时作为一名中学生,觉得西方哲学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唐老师:我觉得是一种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讲道理,有逻辑,希望探讨世界的本原、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等。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方式是“先认识再理解”。当年我背四书五经”,完全是不求甚解,但在我35岁之后,有了很多人生体验时再慢慢回忆起来,才确实深有体会。对于小孩子来说,如果一开始就注重理解的话,可能西方哲学思想会更有吸引力。

记者:您所在中学在教学上有什么特点吗?

唐老师:我的中学是一所由早期师范学校改造成的县一中,有一批很优秀的老师,不光责任心很强,对教育的理解,自身的学术修养都很好。那时是80年代初,没什么人才流动的概念,所以老师们都是一心教好学生。后来回忆起来,他们不照本宣科、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所以学习氛围很自由、活跃。我从中学到北大,并没有像现在某些应试教育上来的学生一样,可能会经历很艰难的学习方法的转变及适应过程,大学对我来说只是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比之前更进一步。现在我也遇到一些同学,他们确实会困惑,在中学的时候老师会给标准答案,而在大学里对同一问题这个老师这么讲、那个老师那么讲,有好多不同的观点,这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记者:您在大学期间是如何读书和学习的?

唐老师:刚才说过,我刚开始的时候兴趣还在哲学,也旁听了哲学系的课,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研究才刚起步,很多都是基础的东西,不会触及艰深的问题。所以我感觉本专业的课程很容易对付,就大把时间花在图书馆念哲学的书,按照哲学史把名著一本一本念过来。不过,等念到20世纪的哲学著作时,我感到很沮丧,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纪已经没有哲学了,或者说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不存在了。我对哲学的兴趣还停留在本体论和价值观的方面,但20世纪的哲学家们都不谈论这些了。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到了尼采、海德格尔这块我就不懂了,英美哲学到了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我也不太明白。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谈论了呢,是因为他们觉得不重要,还是觉得这样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唐老师:无解。西方哲学追求本质的确定性,首先要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其次是某一类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比如大学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自然科学用本质性的思维没太大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领域“本质”是很难把握的。比如对人的研究,最本质的是什么? 一个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社会了,复杂性翻了很多倍。

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在18世纪就提出,首先我们不能认识我们的认识对象,因为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世界的,但感官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不是如实反应了外部世界,却没有一个能准确衡量的标准。因为康德的论证非常有力,所以在他之后绝大数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就放弃了对本质问题的追求。之后的西方哲学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派是尼采、海德格尔等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们不问本质的问题,而问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人对世界的感受;另外一派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他们认为我们没办法追问世界的本质,但可以考察知识的问题,于是针对知识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当时我的知识水平有限,这些问题让自己陷入了思考的困境。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真正吸引我强烈关注的是像民主、法治、自由等概念从政治上怎么理解,我觉得这些东西更重要。此消彼长,自然而然我的主要精力就转到了政治学这边。

记者:您当时对中国政治和现实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唐老师:其实很简单,当时普遍认为西方做得比中国好,所以大家都想知道西方是如何在法制、民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想去了解他们的运作机制、理念来源。我就把西方的政治学名著又从头念了一遍。之前的哲学功底其实很有帮助,因为西方的政治学是附在哲学上的。哲学是棵大树,政治学就是上面的一个枝干。当时讲座报告沙龙活动很多,我也听过一些,不过我更愿意听课,因为讲座虽然比较刺激人的思维和热情,但课程更有系统性。我记得当年在北大有两位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厉以宁先生,另一位是龚祥瑞先生。龚老师是法学院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精通宪法学和政治学。厉老师的课我尤其印象深刻。我当时才进入大学,兴趣很广,慕名去听他的经济学。他的课在原来的二教,在是很大的阶梯教室。厉老师是公众人物,但在讲坛上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学术本身。正是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需要哪些素质。

记者:厉老师讲课有什么特点?怎么让人感受到学术思想的?

唐老师:我记得旁听他的第一门课是“经济发展与国际比较,他用比较的视野对近代欧洲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梳理,对我们经济史、历史中的习惯观点提出了许多挑战,材料详实,逻辑严谨。当时的感觉是,厉先生阅读了大量著作,厚积薄发,讲课时总能提供许多我们觉得很新奇的历史资料做背景。当时听了厉先生的课,下来还看了大量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书,我现在的经济学知识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这对拓宽我的学术视野也很有帮助。重要的是,厉老师的讲课方法展示的实际是研究的过程与研究的成果,与知识性的课程完全不同,一下子有让我领悟到“这才是学问”的感觉,我读书的注意力也从关注结果和结论,转到了材料、问题、和处理方法上。

记者:您上学期间兴趣真的非常广泛。

唐老师:我觉得本科这个阶段是难得可以自由读书的机会。我那时候理科的课程也听过,艺术的课程也听过,但不愿意选,觉得好就继续听,听不下去就放弃,完全任兴趣,因此打下了比较广泛的知识基础。到了研究生阶段要去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了,读书的目的性就比较强了。

幸运的是我刚进校园就听了厉先生的课,迅速了解到自己在大学里缺什么,该往哪方面去努力、读什么书,马上调整了初入校园时身上还残留的中学时代自以为什么都清楚了的尖子生心态。龚祥瑞先生对政治学的分析角度和看法,也对我影响也很大。我研究生阶段正式选了龚老师的课,小班教学,有幸得到龚老师许多直接指点,使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真正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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