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延续中华文脉——访中文系乐黛云老师(1)

guo  2016.01.31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422

编者按:乐黛云老师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她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家国情怀,始终怀有高远的学术追求,并坚持贯彻为祖国“培养一代学人”的教育理念。在她看来,比较文学肩负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学术研究的最终理想是为了建构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

 

一、大学教育须培养一代学人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虽然退休多年,但一直非常关注人文学科的学术状态以及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发展问题。现代社会新事物、新问题、新的矛盾冲突很多,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能完全解决的,必然要有相应的文化繁荣和人文关怀才能真正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从各种社会动荡中走过来,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前辈学人,你现在又没有研究与教学上的任务压力,看问题会更冷静和清楚。

乐老师:文明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原来的文化根基,而北大中文系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想首先谈谈大学老师的问题。我觉得作为老师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主要的追求是什么想清楚。现在大家都说没有时间,但我觉得这不全是时间的问题。现在大学的教学工作负担,并不比我上北大的那个时候(1948年)更多。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任教时候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立志要在北大,也是在中国建立比较文学这个学科,而且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个学科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

1981年到美国,84年冬天回国。当时国外比较文学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学校都建立了比较文学系,但中国还没有,所以我就要跟上世界的发展形势,把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很好地建立起来,变成一个培养有国际眼光的学生以及与世界沟通的重要阵地。可那时我的构想并不被理解,别人说你中国文学不怎么样,西方文学也不怎么样,所以取巧地搞一个比较文学。后来比我年资更浅的人都升到了教授,我则原地不动,这说明我的学术成果并不被认可。但那时我自己很坚定:这个事情应该做,就应该坚持做下去。

记者:缺乏支持和理解,您自己一个人能建立一个学科吗?。

乐老师:这里面也有一些机缘:当时我受邀到深圳大学做了中文系主任,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多。那时深圳大学校长的思想比较解放,非常想创新,开拓新的事业,想把深圳大学办成中国南方的一个教学明珠。我在深圳大学做了三年的系主任,在三年里就集中力量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来了。当时我真得是非常忙,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主要负责,新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建立新学科、开辟新领域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如果你真正想办成一件事情,是不会觉得时间不够的。现在也是这样,老师们用来教学、备课,充实自己走到学科前沿的时间未必占满了,还有很多时间用来到外面教课,讲座,评审什么的。当然在外面教课也是有益的,不能说不对。

我在北大带的最后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生张沛,后来留校工作了。他不仅自己学问很好,而且就有为了将来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志向和目标。他在学术与教育上特别专心,很少有外面的活动,他学的东西,他做的事情,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他就是要培养一些能够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才,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先进的组成部分。现在有些教师把课讲完了就感觉任务完成了,可是张沛就很不一样,他不单是在学问上,在道德品质、理想追求等方面,也尽量给学生一些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文科的教师来说,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磨练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习惯,引导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培养一个全面的人才为目标。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就非常强调德行和修养,而这个主要靠的就是老师的言传身教。最初我开始教课的时候,教大一国文,我的着眼点就不仅仅是文学欣赏与写作,那时候就注重如何在教学中很好地贯彻一个德育和智育相结合的理念。

记者:“大一国文”课您具体是怎么上的?

乐老师:当时大一国文这门课已不是“核心”课程,大家都不愿意教,因为这个工作对提升职称没有太多“好处”。这门课中教师负责引导学生写文章并批改文章,跟老师本人的学术研究关系不大,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得花在学生身上。教这门课我是有经验的,因为在我1948年进入北大学习的时候就有大一国文,主要是讲文章分析,由沈从文(编者注: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教。他规定学生隔三个礼拜写一篇作文,交了以后他下一个星期逐个讲评。作文题目各种各样,评讲作文的时候很有趣。

记者:作文题目是老师定的还是自拟的?

乐老师:老师出,但学生也可以不写那个题目,沈先生也会给你一个提示。我记得他最欣赏我的一篇作文叫《小雨》,他鼓励我们写天上下小雨时自己的心情,看到的景色,或者这个小雨构成的回忆等等。他每次评讲会指出学生哪个地方写得好,为什么写得好,也会告诉你哪些地方想得不够充分。他还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爱心,如何培养自己对别人的关怀,如何培养对大自然的欣赏等等。我觉得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它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写作课在中文系分量很重。写作课四年都有,第一年写的是记叙文,记一个东西、记一件事情等;第二年是文艺文,大家写对联、小小说等;第三年是理论文,要写一些驳论立论的文章;第四年要写调查报告,可以算作应用文。那时候中文系对写作非常强调,毕业的学生文笔也比较过硬,基础很牢固。

我在写作课里收获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门对学生帮助很大的课,到我教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上好。后来我教了大概七八年的写作课,那时候我也是规定学生三个礼拜交一次作文。我班上有五十多个人,所以过几个礼拜就要改五十多篇作文,都得仔细看,还得好好分析研究,但我觉得挺有趣的。

记者:后来为什么取消这门课呢?

乐老师:主要是因为课程多,后来又加上马列理论等必修课,学生压力大,所以就要进行课程改革,结果就取消了写作课,把写作训练融合在写读书报告里。比方说文学史,从古代文学史一直到现代文学史,学生必须写读书报告,写写你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等。读书报告每个学期要交一次,老师也要看,看了之后也要给大家提意见。其实读书报告与真正的写作训练不是一回事,取消写作课也出现了明显的弊端:有些学生到毕业了写论文,句子都写不通顺,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是很严重。

记者:对于专业课,您认为怎样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

乐老师:我自己的体会是,你必须要带着学生一起走到前沿,这是我教“比较文学”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的。你要看看这个社会在怎么变化,大家在想什么,有影响力的人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们考虑的结果如何。教师必须要懂得这些,才能让学生跟社会不脱节,社会就是前沿。再拿张沛的教学经验为例:他今年开的是莎士比亚专题课,会介绍当时英国的状况等,虽然讲古典、讲外国,可他也能跟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我赞成这种做法,我觉得不关注现实的学问是死的学问。

教学中的学术水平很重要,一定要走到世界的前沿,打开学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视野。如果研究《说文解字》的人不懂最新的语言学成果,不会利用现代的语言学工具,不懂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差异,这不可能走到世界前沿。我们现在做学问的,基本的目标还是要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不但要了解自己,还要了解别人,人为我用,我为人用,才能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固然是根本,但你应该把研究放在一个大的学术与文化背景下。

记者:怎样才能让老师自觉地在教学中按照学术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

乐老师:所以我认为从事教学的初心很重要。我的初心就是培养一代学人,能够带领将来的学生往前走,发展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而且能够走向世界。现在大学许多课程都很少涉及对人的培养、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仅仅是讲这个作品,讲文学史本身,没有把培养学生全面地成长融汇在自己的教学里面。北大过去一个好的教学传统就是把知识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以学生培养为首要任务。

记者:您说的这点非常好,教学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围绕着学生的成长。我们现在大多只是把教育理解成了各种知识的学习,甚至把品德教育也当成了某种课程知识来教。

乐老师:这也有客观的原因。其实现在整个北大,特别是中文系的教学工作也还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用西方的现代学术范式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年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而民国时期那一代人建立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理念现在还受到推崇。我自己觉得,过去的经验确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民国时期的做法现在也不一定适用。毕竟时代变了,社会语境在变,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也在变化。死记硬背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之一,现在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记者:传统文化与教育中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合理,就是强调文化的一体性,使文化能成为学习者能力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欣赏者和研究者的身份。比如古代讲究读书人的修养,“琴、棋、书、画”,读书人如果写不好字,不能作文,那估计是会被人耻笑的。

乐老师: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些还有要求。小学学习写大字,有明确的任务规定。也有绘画课,有中国画,也教一些素描等。音乐、体育也很重视。孔子讲的“礼乐射艺书数”六科,在教学中还都有一定的设置。后来一革命把这些都“革”掉了。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怎么去练书法,根本不可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太快,传统的东西受到挤压,所以也没能恢复。不过这些年传统文化有回归的趋势,很多中小学已经重视起来了,以后在大学里也应该会受到足够的重视。

记者:您 “培养一代学人”的意识是怎么来的?作为现在的老师来讲,如何达到古代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

乐老师: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一方面是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是在经历过近现代一系列文化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界普遍的一种思考与共识:国家如果没有人文思想的支撑,一定会混乱,最后就是崩溃。你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状,真的是让知识分子感到绝望,所以文革结束后很多人有机会出国就不回来了。我和老汤(编者注:指已故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乐老师老伴)在国外的时候就常常被人家问,说共产党对你们那么不公,为什么你们还想要回去?当时我们如果申请政治避难很容易留下来,但在我们心里这等于是背叛祖国了,无法接受,最根本的底线是跨不过去的,这一点外国人很难理解。

不过我和老汤这辈人最后其实也是很悲凉的,因为孩子们大部分都在国外,家庭书香的传统已经断了。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