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一生赤子意,两袖翰墨香——评近代编辑出版家高梦旦(徐韫琪)

guo  2016.05.13   教育大家谈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607

前言:“著述数十年,陈编未离手”是曾与高梦旦共事的李宜龚在《赠高梦旦丈》一诗中对他的精辟点评。诚然,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中流砥柱、谋国之臣,高梦旦将毕生贡献给编辑出版事业,他一生倾心编撰小学教科书、不拘一格提拔新人王云五、大力推行“四角检字法,鼓吹新制历法和度量衡……作为一名充满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出版家,高梦旦精湛的专业素养和崇高的人生追求为后世编辑出版工作者树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东渡日本,心系教育

高梦旦是福建长乐人,先世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号称高百万,但是到高梦旦一代已经家道中落。高梦旦幼时颖悟,没有进过私塾,太夫人程氏为他口授四书五经。后来他“偶应童子试”得补博士弟子员,但无意功名,退而“训蒙”,投身基础教育事业。在教学经典典籍的过程中,他深感“舌蔽唇焦,竟无术使之领会”[1],究其原因,是原著太过深奥,幼童没有兴趣。受此启发,他开始寻找更为丰富的素材。

在取材于译籍时,他遇到了困难。最显著的是,一些科学术语令人无法理解,而这明显影响了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传播。恰巧此时他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哥哥子益作为公使欧游归来,高梦旦向他诉说了心中苦闷。在与哥哥的交流中,高梦旦得知欧洲的启蒙教材是依照学生的年龄、分科目特别编辑的。不但教学内容丰富、难度合理,而且种类繁多、阅读便利。受此激励,他萌生了重编小学教科书的想法。

戊戌政变时,林迪臣管理杭州,颁发了很多新政策,其中大多是高梦旦和他的长兄啸桐提出的。不久,高梦旦担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率领学生东渡日本,在日期间,他考察日本的政治、教育,心生仰慕,认为日本兴盛的原因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东洋归来,他锐意革新的思想更加坚定,于是辞去公职,与当时主事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谈及编辑教科书一事,两人一拍即合,张元济力邀高梦旦参与其中,担任国文部长,与蒋维乔、庄百俞等共事,共同致力于新教科书的编纂,推动教育改革潮流。

 

精益求精,时代先锋

教科书的编纂绝非易事,不仅塑造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更事关国家思想潮流的发展。而之前的教科书无论是内容、版式、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与世界先进标准。高梦旦毅然受命,怀着拳拳赤子之心组织编订了《女子国文教科书》(1908)、《共和国教科书》(1912)、《单级国文教科书》(1913)、《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多部教科书,在编纂的过程中,他呕心沥血,全力革新,不敢有丝毫疏忽。为了使教科书更具科学性,他引导并制定了一系列编辑原则——

1、合议制——自古文人积习,不愿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增损一字,而这种封闭的态度极不利于成员间的交流与沟通。而编辑教科书是一项繁杂浩大的工作,需要彼此间的戮力合作,因此每个人必须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批评与讨论之中。高梦旦认为一个人的见识毕竟有限,必须相互批改,以求至当。他常常邀请蒋维乔、张元济、庄百俞等人,就任何人提出的值得讨论的原则进行辩论,不厌其详,甚至有时为一件事而讨论一整天。据蒋维乔日记,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至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 两个月间他与张元济、高梦旦等因国文教科书编纂问题会商次数达九次之多。从编辑体例到内容的选择, 甚至包括插图, 都在讨论之列, 因为某一字句的斟酌, 他们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高梦旦自己也在第一册成稿后每天带着稿子,遇见友人便请其指教、批评,足见其谦虚、精细。在他的影响下,国文部中渐渐形成开放包容的风气,成员间“彼此水乳,毫无成见”。[2]

2、科学编排——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版教科书时,充分考虑儿童兴趣及心理,以学生为本,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每课限定课文长短、生字字数。“第一册采用之字, 笔画亦少; 且规定五课以前, 限定六画; 十课以前, 限定九画; 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3]内容上,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汉字笔画方面则由简入繁,极易于儿童掌握。在科学思路的指引下,高梦旦主持编纂的新式教科书上市后受到极大欢迎:一册印成,三天脱销,这不能不说是教科书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此之后,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教科书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师范,一度成为教科书出版的权威,其中高梦旦功不可没。近年来图书出版市场兴起的一股“民国国文课本热”更印证了他编纂的教科书经久不衰的实用性与思想魅力。

3、体现新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变成民主国家,然而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停留在封建社会,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解放人民思想、重塑国民精神的重任。高梦旦虽然自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深熏陶,但他并不反对民主、科学等新思想,相反,他欣然接受西方文化,并大力宣传进步思想。当年梁启超创办强学会与《时务报》时,高梦旦曾慷概投文,大力倡导废除跪拜,并与梁启超结成莫逆之交。

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高梦旦个人求新思想的影响下,新版教科书渗透着崭新的时代精神。如《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四册《民主国》:“我国数千年来, 国家大事, 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 由人民公举贤能, 治理全国大事, 谓之民主国。”这就简洁生动地指出了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性质。再如第八册《法律》: “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 为人民之代表。故国会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 必不可不谨守之也。”透彻地阐释了议会制的含义,并强调了法律的权威性。

除此之外,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的《女子国文教科书》提出女性应和男性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如第一课《女子宜求学》:“我国旧俗, 女子常居闺中, 不求学问, 非特古今大事, 未尝闻知, 即写信记帐, 往往不能。非智力不逮, 盖失学之害耳。今女学渐兴, 少年女子, 亟宜求学, 庶不为人轻视也。”[4]作为一名女性,我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读到这段文字仍感到巨大鼓舞,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性质下无疑是极具感召力和进步性的。另外,破除封建迷信、倡导爱国主义、提倡民族平等等思想也体现在《共和国国文教科书》《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等新教材中。从传播新思想的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编订的新教科书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解放了民众被禁锢的思想,充当着改革的先锋。

 

编纂《辞源》,造福后世

 《辞源》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经典工具书,从1915年出版至今仍经久不衰,作为《辞源》的编纂者,高梦旦在他的《新字典序》中提到过他的初衷——“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骇。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此其繁赜,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可见,高梦旦编纂《辞源》怀着深深的学术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从社会发展来看,《辞源》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新思潮传入,众多词汇的新意义与民众所理解的含义有着很大不同,如“民主”一词原指决定百姓命运的神或君主,而在西方“民主”的含义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这些歧义影响着西学的传播,因此需要一部规范、权威的词典来帮助人们理解许多新词。

1908年高梦旦游至广州,与陆尔奎谈论辞书的编纂工作,两人都认为“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陆尔奎《辞源说略·编纂此书之缘起》),后经张元济、夏瑞芳首肯,陆尔奎进入商务印书馆,与高梦旦一起着手编辑《辞源》。《辞源》的编纂历程可谓“十年磨一剑”,高梦旦在《新字典序》中深情回忆道,“而此十年中,因人事之牵帅,几至中辍者屡。勉强自持,得有今日。草经创始,百孔千疮。同人雠校,朝更一子,暮易一义,执卷龈龈。”其编纂艰辛可见一斑。为了使涉及的词条解释更为专业,《辞源》在编纂过程中有两次大返工,邀请各界专家审阅,确保了词典的高质量。《辞源》在工具书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它以“词”为基本释义单位,而不仅仅把“字”作为释义对象。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性文字,“一个字等于西方文字的一个词或词根”[5],因此很早就形成了以“字”为认知对象的文化传统。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字、词有了多重意义的衍生,古代字书的传统不对词进行释义,这就产生了许多语言理解障碍,而《辞源》恰恰开创了中文图书分项释词的传统。

其次,《辞源》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词条,将科学精神引入词典中,弥补了我国自古以来重感性轻理性的文化传统。古代比如“云”,从《说文》开始到《康熙字典》一直说:“山川气也。”直到《辞源》才说: “地面湿润之气升至甚高处遇冷凝成微细水点,浮游于空中也。”[6]这种严谨、精确的态度既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自然科学的热情,又为今后词典编纂的释义编写树立了精准、科学的榜样。

另外,《辞源》开创了词条之间的呼应,在有限的空间内省去不必要的重复,从而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它重视实用,加入宗教用语,并保持词条结构平衡,无论宗教各派别的释义平衡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辞源》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插图和附图。

《辞源》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创了近代词典编纂的各项标准,更使读者开阔眼界、获取新知,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梦旦等人年复一年的无私付出不应被忘记,作为一名编辑家,他早年即有文章译著问世,自进商务后,数十年修改他人文章,补苴罅漏,“为他人作嫁衣裳“,文字从未署名,这是何等奉献、何其无私!

 

君子气度,文人情怀

高梦旦为人高风亮节,热衷于举荐人才。他曾不顾非议,力邀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入主商务印书馆、接替自己担任编译所所长,后又充分信任胡适, 听其举荐,把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了素不相识的王云五。这种胆略与气魄,源于他一生对编辑出版事业的赤子之心,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的热切期盼。与其说编辑出版是高梦旦的事业,不如说是他毕生的信仰。编辑家往往最辛劳,最清醒,也最容易被遗忘,因此不是谁都能耐得住寂寞,做一辈子的编书人。

1930年,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理,没想到两年之后战争来袭,日军轰炸上海,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总务处和编译所,商务印书馆损失十分惨重。 战事稍缓,王云五即着手恢复,已退休的高梦旦和张元济于危难时刻挺身相助,每天都到馆中协助王云五,创造了两年中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迹。时局动荡,人心惶惶,高梦旦毅然担起重任,不愧是商务印书馆的谋“国”之臣!

三十多年中,高梦旦充当着商务印书馆的“润滑剂”,处事圆通的他奔走游说,折中其间,化解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据王云五后来回忆,自加入商务印书馆15年间有好几次萌生退役,高梦旦总是耐心劝导,循循善诱,将自己消极的想法于无形中消泯。我想,最终挽留王云五的不是高梦旦高超的劝解技巧,而是他宽容、博大的君子气度。

工作时的高梦旦行事认真严谨,容不得半点疏忽;生活中的他却和蔼可亲,王云五曾评价他是“老少年”——“每次到我家来,见着我的小儿女,总是和他们戏弄说笑,口里常说‘我和你比比力气,打打架,好吗?’因此我的小儿女都不觉得这是老伯伯,只认为他是小朋友之一。”[7]其幽默风趣,可见一斑。高梦旦先生去世后,他的长女含泪对王云五说,“别人家只不过死了一个父亲,我们却不但死了父亲,而且死了最可爱的一个朋友。”

高梦旦有典型的文人雅趣,生性喜爱出游,东至日本,西至欧洲,国内名胜也多涉足。1936年他同张元济、李拔可二人入川,登峨眉山时感到精神不振,回到上海后病情加重,最终死于服用过量安眠药。他生前主张薄葬,死于某地,即葬某地,殁后不发丧,不受赙。他的儿女遵从父志,三日后大殓,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

高梦旦的一生恰似一场旅行,活在路上,卒于途中——他始终是一个于漫漫远途上下求索的探路者,于常人所未曾抵达的荆棘中开辟一条坦途造福后人,于漫漫长夜中梦见地平线上的一抹微光照亮这荒芜的世间,他一生清贫,却不寂寞,有持守,更有信仰。他是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编辑家,终生怀着献身教育、出版事业的赤子之心,斯人已逝,墨香永存!

 



参考文献

[1]高梦旦.新字典序.选自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

社、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蒋维乔.高公梦旦传.《东方杂志》33卷第18号,1976916

[3]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 1905)选自《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馆,1987.

[4]史春风. 商务印书馆近代教科书出版探略——从国文() 和历史教科书谈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

[5]汪家熔. 《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辞书研究.2001年第04

[6]汪家熔. 《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辞书研究.2001年第04

[7]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选自《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