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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学习,自由成长――我的童年与少年(黄畇)

guo  2017.02.04   大学之前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518

目录

1、鬼子进村:黄家老宅的传奇

2、望尘莫及:“圣希理达女中”的教育理念

3、寓教于乐:难忘那些优秀的老师们

 

1、鬼子进村:黄家老宅的传奇

我是1935年夏天在浙江嘉善出生的,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母亲夏瑞莲是一位小学老师,曾担任过上海金山县小学的校长。父亲黄文治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解放前做过大学教授和水电厂厂长。我父母这一辈子共有七个孩子,我是老二。我们家祖上是金山县的地主,那个村子很大,家族也很大,当地的地名就叫黄家宅基。我祖母这个人很厉害,很能干,老家主要是她当家,但她比较重男轻女。我母亲第一个生的是我姐姐。姐姐生出来以后,祖母用眼睛一看,就说“嗯,不好。”我的伯母就问:“妈,什么地方不好呀?”祖母说:“她下面还是个女孩。”所以她不喜欢我姐姐。隔了一年,母亲第二胎生了我。祖母一看,“好,下次出来的是男孩。”下次果然是个弟弟。后来我听说了这件事,就问祖母,“奶奶,生我姐的时候,您怎么知道下面肯定还是个女的?”我祖母说:“哎呀,她细眉小脸,一副女相,”然后说我,“你肥头大耳,一副男相。”

母亲觉得把我姐姐留在老家会被欺负,就把她带回了上海。而我呢,反正祖母喜欢,她就把我留在了农村。6岁上小学以前的生活我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有一个单独的保姆带我,三岁之后我就经常出去和亲戚家孩子们一起玩。我什么造反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上树偷果子,下湖摸鱼虾,反正也没有人管束我。

我祖父这一辈是兄弟三个,除了祖父,其他两个我叫公公。我长大后看巴金的《家》、《春》、《秋》时,觉得里面的反面角色跟我那个大公公很相近:奸淫女仆,殴打长工,抢土地,抽鸦片。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的生活方式,我从小就见过。我们这一支则是诗礼传家,是传统的农村耕读家庭。我大伯父读书不太好,就回来当一个比较本份的地主。父亲和一个叔叔都在外面读书,家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叔叔上中学。父亲还有一个姐姐,黄引梅,我的姑母。她特别喜欢我,从小就爱把我接到她上海的家里玩。

1937年以后,上海金山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是从离我们家不远的海边,也就是杭州湾登陆的。我的姑丈李新民是日本留学生,日本人来之前祖母就把他叫了回来。现在看来祖母真有远见。日本人来了以后,姑丈和日本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岳母,这是我妻子的老家。”然后也不知说一番什么话,日本人就特意在我们家贴了一个“不许骚扰”的小牌子。我们家和那个公公家相当于日本人眼中的开明乡绅,没有进来搜查过东西。日本人有时候叫姑丈去做翻译,也不知他用什么理由推辞的,反正没落下汉奸的帽子。当一帮日本人到乡下来搜查时,我们前面的一个村子,以及我们这个村子的年轻妇女都躲在我们家里,从而躲过了日本人的侮辱。当时我们都觉得姑丈真是个大能人,请日本人喝点儿茶,说一点儿话就没事了。

我姑丈是个大有来头的人。他和他的哥哥是“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大概在1921年就参加了革命。他们家也是地主,但非常支持反帝反封建反剥削的革命运动。他的哥哥叫李一锷,1923年入党,是金山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和当时青浦的县委书记陈云是同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李一锷1929年被捕并就义,成了烈士。姑丈被追捕的时候逃到日本留学去了,然后就脱党了。他回上海后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了民主党派人士。1986年,金山县修建李一锷烈士陵园。姑丈的女儿,我的表姐,想要陈云给题词。陈云先是答应了,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写字手有点儿抖,他就叫我们去找江泽民。当时江泽民还是上海市委书记,我们家还很不高兴,嫌他级别不够。1987年,江泽民接见了我们,给我们写了“李一锷烈士陵园”几个字。因为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闲谈中称我的父亲是他的学长。

父亲1939年到了重庆后方,母亲则在41年带着我的姐姐和大弟弟越过沦陷区,到后方去找我父亲。为了能让父亲看看我的样子,母亲走之前特意去照相馆为我照了一张相,这也是我的第一张标准像。那时我六岁,刚上小学,就留在上海姑母家,寒暑假回金山农村祖母家里。我祖母认为我不应该去上海读书,但是姑妈执意要带我过去,因为是我爸妈交代的。祖母对所有的媳妇都欺负得很厉害,只怕我母亲。因为母亲是金山县小学的校长,有文化,经济上独立,不在乎封建专制那一套,说话也头头是道。

姑丈和姑母有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三个表姐。两个大表姐都在19391940年加入新四军参加革命。我的小表姐留在上海,比我大56岁,在一个护士专科学校读书。她也很爱国,就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这些进步歌曲,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根本听不懂。我上的小学条件很好,位于法租界,是法国人办的,叫萨浦赛小学。我小学成绩也很好,常常跳级,总共只读了三年半就毕业了。那时教育普遍灵活,只要你跟得上,跳级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是日本人统治时期,我也学了点日文。学校离家很近,我自己走读,回来就自己做功课。没有功课时,我和表姐就在弄堂里玩跳房子的游戏。

1946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就回来把我和二弟带出去了,家里的青壮年,包括我叔叔和伯父的儿子,父亲也统统带到湖北省去了,并根据他们上学的程度和能力,给他们安排了不同工作。我伯父的儿子,读过一些书,就到大冶电厂当学徒工,后来做到了一个车间的主任。我叔叔在上海读过会计,父亲就把他介绍到南昌水电厂的财务科当会计去了,后来到湛江水电科当财务科长。父亲在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还做过武昌水电厂的厂长兼黄石水电厂的厂长,有一定声望和地位。他对我们家和家族里的人很照顾,但一般不会安排他们到自己厂里工作,而是放到别的地方,从下层做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他们也发展得都挺好。这就是我父亲高明的地方,既照顾了亲情,又不让他们有依赖心里,要自己奋斗和立足。

大表姐原来是上海纺织大学的学生,参加革命之后嫁给了一个红军干部。解放时表姐夫担任安徽蚌埠市的市委书记。因为我们家是地主,共产党来了可说是凶多吉少,大表姐就把大公公家里和我同龄的小姨,还有我的伯母等年龄不太大的妇女,一共六七个人都带到安徽去了。大公公因为罪行太多,被定为恶霸地主,土改的时候被镇压了;年龄小一些的那个地主公公仅仅是抽鸦片,没有大的恶行,没有欺压过人家,但也被关起来了;他的儿子跟着大公公干了很多坏事,判了劳改发送配到了新疆。

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家族,在当时的几大政治势力,特别是国共双方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姑丈的那一支是共产党的,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我们家族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安然无恙,并基本平安渡过了解放后严酷的政治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祖母名字里有一个“琴”字,当地人都叫她“琴太太”,对她特别尊敬,觉得她哪里都有人。另外,我们家里大多数人都与人为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有困难都是尽力帮助,做事也留有余地,所以时局变化时,别人也愿意帮助和保护我们。

1999年,我父亲去世。第二年,我的两个弟弟回到上海金山祖宅所在的地方。那时金山县已改成金山区。由于我们家有李一锷的背景,金山区委接待了他们。我们黄家的那一大片房子,土改的时候并没有分掉,而是做了公社大队的办公室,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分给村民居住。因为地方很大,那里还建了一座小学。金山区委的人很有意思,问我弟弟,“你们要不要把你们家的祖宅要回去?”我两个弟弟就傻眼了:“怎么要呀?”区委书记说:“很简单的,你们只要拿出两千万在金山投资一个工厂,我就把你们祖宅地皮还给你们。”我们家没有人从商,也没有人从政。在化工部工作的弟弟就说:“你们借钱办厂吧,我可以帮你们跟金山石化联系,让他们将一些附属品的加工业务交给你们做。”区委书记说:“那不行。”回来以后他们就议论说,为什么我们家没有一个从商的人呢,否则我们就可以把祖上的基业买回来了。2006年,我和姐姐、妹妹也一起回去过一趟。区长请我们吃饭,还带我们去看家里的老地方。那里还没有卖给人家,也没有改造,但已经是面目全非,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了。

 

2、望尘莫及:“圣希理达女中”的教育理念

我上初中是在1946年到1949年间。因为父亲的地位,当时我和姐姐都是在武汉最有名的“圣希理达女中”读书,这是英国人办的一个全住宿学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学校属于英国圣公会,而圣公会属于英国最大的Cambridge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很有势力,是为英国皇室加冕的。“圣希理达女中”是面向上流社会的,一学期学费要40袋米,按照当时的物价算,大概要40多个大洋,穷人是读不起的。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从初一到初三。我的同学家里几乎都是社会名流,我记得有一个同学是武汉警备司令的女儿,还有两个是国民党集团军军长的女儿。

因为是教会学校,我们每天必须去听讲《圣经》,而且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祷告,吃饭前也要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粮食……阿门!”小孩子觉得好玩儿,就把“阿门”叫得很响,然后就开始吃饭。很多学习内容也跟圣经有关。比如语文课上,我们根据《圣经》里的内容编成一个个小故事,有的拿白色床单做翅膀,扮小天使,有的当圣母。长得比较高的同学做了一个棒、一个红星,扮博士,三个人跟着他去寻找耶稣诞生地。要是谁当耶稣,就粘两个大胡子,拿床单做个袍子,摸着同学的头:“哦,主保佑你,你百病全无了……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给人家打。”《圣经》里头可以编的故事特别多,我们排了很多节目,所以我对《圣经》很熟悉。

每到圣诞节的时候,美国一个“友好学校”会送来礼物。这些礼物是美国的小孩子们自己做的或买的,我们这边也准备了礼物送给他们。老师把送来的礼物编号,每个人都去摸彩。记得我第一次摸到的是一串项链,把我高兴得甭提了。不光圣诞节,其它那些洋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大吸引力。比如说愚人节,我们都要精心策划。我们特别喜欢捉弄一个英语老师,Ms. Gosling。有一年我们在门上架了一盆水,她在门口一推门,“哗”,一身都湿了,我们都哈哈大笑。她知道这是愚人节,允许joke,所以她也不生气。又有一次,她坐在家里头,我们几个气喘吁吁地跑过去叫她,“Ms. GoslingMs. Gosling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她赶紧打开门问,“What happen, what happen?”我们就说,“Mr. Wolf,Mr. Wolf is ill, strongly ill.”。她是老太太,又胖胖的,“噔噔噔噔”地就跑出来了,把我们笑的。等她回来,我们说:“你又上当了。”我们就又一起哈哈大笑。

初中三年的学习非常让我怀念。在这三年里,我觉得学习很有趣,一点儿也不觉得读书是很苦的事情。我们同学之间关系也很融洽,而且我们对考试不是特别在乎,大家心态都很健康。同学们各有各的特点,在学校里也都能体现出来。有的人文静一点,就做很多绣花、编花的事情;有的野一点,学校里也有很多体育运动可以参加。那会儿学校号召我们去当志愿者,这是西方教育的传统。有些同学去做“主日学校”的教师。教会礼拜天上午做礼拜,下午就给附近的贫穷孩子上课,跟他们讲一些故事,还会给他们一些礼物,这就是“主日学校”。喜欢运动的同学就去做运动器材的保管,她就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运动器材。还有一个同学特别细心,就去学校医务室做护士,医生先教她量体温,最后一直到教会她给人打针。我喜欢读书,我们学校图书馆也很好,我就志愿去做图书馆管理员。初中三年我大概管了两年半,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新来的书编号、上架,借书、还书。这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之类。英文的小说也看,但看的都是比较浅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很特别的,现在想起来,它实行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礼仪教育,以及启发式教育。当时学校还有一门家政课,从初一上到初三,是大部分其他学校没有的。初一上,学缝纫,主要是针线活;初一下,学手工,造型、剪纸之类;初二上,学烹饪,我们自己上街买菜回来做饭;初二下,学服装,学如何挑选布料、裁剪、缝纫,做成裙子、礼服之类,还学习不同款式颜色的搭配;初三上,学编织,主要是毛衣的编织和花样;初三下是礼仪,其中有一项是你作为一个女主人,如何在家里开一个宴会。当时我们最高兴的就是烹饪课了,做沙拉、红烧鱼、牛排、冰激凌什么的。做蛋白质奶油蛋糕,就是把鸡蛋白打到泡沫很高,然后定形,放在蛋糕上,再放白糖,这就是假奶油。那时候没有搅拌机,我们初中生力气小,累得要死。

我们学校的文艺和运动时间也很多。我们所有球都学,篮球、排球、棒球……我也踢过足球,九个人一队的女士足球,我跑得快,踢左前锋。游泳、乒乓球这些项目我都很喜欢,所以我的身体素质那时候就练得很好。后来我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的时候都是校篮球队的,也跟这时的训练有关。我们那时钢琴也是学校里很重要的一门课。我从初一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弹练习曲的时候是一只手,一只手地练,这还没有问题,练得也很好。但我的手小时候在农村玩摔断过,当时就是乡下的跌打医生给接的,没有接好。等到两只手配合的时候,断过的那只手就跟不上,我就不学了。

那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训练成“贵夫人”,但这个“贵夫人”不是要你养尊处优,而是知识修养、言谈举止、家庭管理都能达到比较高的要求。这三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进一步养成了我活泼开朗的性格,另外对我以后的生活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个人早期形成的习惯与审美能力很重要,到一定年龄以后再学习则以理性成分居多,好的直觉与不由自主的习惯已经很难培育了。我的孩子长大后,他们买衣服还总是拉着我去挑,我的眼光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无形中培养的。有时我到商店里买布,同行的有人说,这块布很好看,很适合做一条裙子。我就说不对,这块花布,和别的布放在一起是一回事,拿出来做衣服又是一回事,结果总是我说得对。工作以后我有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就是帮同事挑布、挑衣服。

“圣希理达女中”也并不是封闭起来搞教育。除了前面说的到“主日学校”做志愿者外,有时候我们还会去和相应的男校“文华中学的学生跳舞。那个学校也是贵族式教育,很注重学生的礼仪与修养。我们到了以后,文华的男生,马上就站起来把凳子拉开请女生坐下。女生走出来了,他们又把凳子往里面一推,这是lady first的绅士风度。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也是让着我们。空洞的文明礼貌教育是没有用的,“尊老爱幼”、“知书达理”等应该是实践中养成的习惯。

我先生曾经在湖南雅礼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教会中学。所以他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坐在公共汽车的专座上。如果他看到上车的女性稍微年纪大一点,或者有人带孩子,他就立即站起来让座,虽然我们的年纪也不小了。有时候我们俩一起去参加别人的宴会,他总是替我把座位拉开,先让我坐好。下火车的时候,他从来都是让人家都走完了自己再走。我知道他是这样,所以我从来不怪他,就先下去站在站台上等他。出门的时候,他总是自己提东西。我知道他心里不想麻烦人家,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自己做。贵族教育是很平和的,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能力、责任、风度、分寸,绝不是现在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挥霍享乐、飞扬跋扈。

权力、财富,甚至能力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贵族,所谓贵族应该是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这个人就特别高贵。他是直隶总督的儿子,家里非常有钱,但他不断地变卖家产去收购文物。另一方面张伯驹在生活上非常朴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解放的时候,张伯驹把所有的字画都捐给故宫博物馆了。北大数学系的钱敏,他们家也很有钱,国外都有很多房产。他还是古代吴越王的后代。钱先生总是一双布鞋,一身随便的衣服,走在路上毫不起眼。真正的富有,在于不需要别人去承认什么。走到街上,珠光宝气的人一定是个暴发户,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3、寓教于乐:难忘那些优秀的老师们

下面说一说“圣希理达女中”的文化课教育。我们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学外语当然很方便了,我们的外语都是外国人教的,这些外语老师不会说中文。我们学英语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采用的是自然交流的方式。我没有学过语法,但我很会说话,初中就能用英语对答如流。说话的时候,我根本不去想什么主语、谓语、宾语,就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一样自然。上课时,一个外国人走进教室来,先从实物开始教:“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cil.”又叫我们起来回答问题,“one by one”。开始我们谁也不懂什么叫“one by one”。老师就走过来,拍拍一个同学的肩膀,他就站起来回答,然后他再拍拍另外一个同学。于是我们就明白“one by one”就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意思。

外语老师也会布置作业。“Girls, here is your homework.”“Tomorrow, everyone talks five minutes.”第二天,我们每个人站起来,talk five minutes,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讲,“I like flowers…”这样的作业是不用刻意准备的,回家看看故事书就行了。一个故事中有好多单词不知道如何表达怎么办?比如说我想去游泳,但不知道怎么说蛙泳的时候,我就说,“I like swimming.”“I only know one style. I don’t know the name of it. It is like a frog.  breast stroke”老师就提醒我,告诉我说蛙泳怎么说。

初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读英文小故事,必须背的。上课的时候,经常是“long ago……”。老师要我们记单词的方式是听写,有的时候还搞听写比赛。比如挑五个同学作为black队,五个同学作为white队。老师说garden,我们就赶紧拼“g-a-r-d-e-n”,拿个牌子写好。写得快的得两分,写得慢的得一分。听写比赛不记个人,而是看整体,所以大家都很积极,也培养了团队意识。

20世纪80年代,我在出国之前参加过一个学校组织的外语培训班。那个外语教员一次上课时,突然说“Please, someone close the window”,我马上就站起来走过去把窗子关好了。一位60年代毕业的老师就问我,“黄畇,你怎么反应这么快?”我说:“他想叫人关窗户我就关了嘛,这有什么快不快的。”他说:“‘Please close the window’我也都听懂了,但当我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请谁关那个窗子’的时候,你已经把窗子关好了。”后来又有一次,我和其他几个人走在黄庄附近的马路上,来了一个外国人,他问道:“Excuse me, where is the post office?”我就说:“Just go directly along this street, then turn left.”他们几个就问我:“哎,他刚才说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他问邮局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回答得那么快啊?”我说:“不快啊,他问我‘where is the post office’,我就告诉他,直走左转,不就行了么。”他们说,他们要先把那些话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想怎么回答,再把答案翻译成英文。一般中国人学英语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要经过“英-中-中-英”的过程,这样是不可能进行流利地对话的,而且往往会卡到一个地方进行不下去。

有一次听报告的时候,有同事说他听不懂,我就说大概讲了什么。他说,他就卡在一个词上了,以后就都听不进去了。他问我:“那个词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怎么就听下去了?”我说:“不知道就把它放在边上继续听嘛,联系上下文一想,这个词不就能听懂了么?”他也很佩服我。其实以前听写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外语老师教我们听写,不管学过没学过就在上面念“one day什么什么”。我们就根据他念的音把句子写下来。不会写的就划一条线,空着,继续听写后面的。不会的单词老师再讲一下或自己查一下,印象很深刻。

我的词汇量其实比很多国内学英语的人要少。有些词我到现在为止都不会拼,但是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也会用。比如aggressive,我经常说人家“Will you be more aggressive please.”。我并不会拼这个aggressive,就跟我们中国小孩不认识字但也会说话一样。1979年以后,我们出国要通过一个外语考试,我没有准备就去考了。刚出考场的时候,他们要对答案,问我某个地方填的什么,我说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把每个字在嘴巴里念一遍,顺口的就是它了。他们再问我,我就是说这个地方当然是填“on”了,那个地方当然是填“in”了,但让我讲语法规则我可是完全不知道。那次考试我得了89分。

后来我们开会也好,组织出去旅游也好,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我推出去,因为我跟外国人说话很自然。8090年代的时候,北大请了很多专家来参观,很多时候都要我陪同,虽然我只是个普通老师。一次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巴丁(John Bardeen)来北大访问。他是搞超导的,我是搞统计物理的,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巴丁先生和夫人到长城玩的时候,点名要我一起去,说Professor HuangAmerican character

 

“圣希理达女中”除了有很特别的外语课以外,其他课程也都很有特色。我们常常在语文课上做小品。比如语文老师会对我说,“黄畇,你起来,从那个门口进来。如果这间屋子你走错了,打开门后会是什么表情,用语言怎么表达?”我就出去然后推门进来,一抬头,然后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了。”语文老师又纠正说,“不能光说话,表情和手式也要反映出来”。学成语的时候,不是背后也有故事吗?老师也会用一个小品或者一个表情来让学生理解和记住。

学古诗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老师要我们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元曲时,就在讲台上说:“你们谁上来替我想想这幅画应该怎么画?”有的同学就跑到讲台上,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代表树,两个黑点就是昏鸦,又画了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说是枯藤,这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另外又有人上来,画了一条小河,一座小桥,一个破房子,叫“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一句不太好画,一个同学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代表古道,上面站着一匹瘦瘦的马。这位同学说画不出风来,我们就在下面出主意,“好画好画,画几片树叶在旁边就可以表示西风了”。“断肠人在天涯”确实有难度,我们就议论说,“哎呀,谁知道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人还是孩子,什么样的断肠人……”。这样上语文课,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词语都印象深刻,学到了精髓与神韵,比死记硬背一大堆东西强多了。

地理课也很有意思,同样是让同学们参与进来,不是机械地叫你背一些地理概念。比如老师会在全班同学每人背后贴一个地名,然后教我们做一个“开火车”的游戏。“陇海铁路火车开了”,贴着“江苏省”的那个同学就赶快坐在第一个位置上,因为火车是从江苏的连云港出发。接下来一个山东的同学马上坐在边上,因为火车要经过山东。再往后就是河南,一直走到甘肃。这样一来,我现在还记得陇海铁路从哪几个省经过。“重庆的轮船下来了”,四川省的同学就先去坐在头上,然后经过湖北、江西、安徽。

化学也有很多东西很难记,老师也会想很多办法。比如讲起砒霜的时候,老师说:“你们记住,砒霜不仅可以毒死人,也可以使你们变得非常漂亮。”老师说这和分量有关,达到多少的量人就不行了。但如果比这个少一半的量,每天用一点,皮肤就会又红又白。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很有个性,我们最怕的也是她,因为她特别“凶”。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然后就把几个人拎上去做,各做各的。做完之后老师问我们,“谁对了?”几个人有时候答案一样,有时候答案不一样,我们就在下面七嘴八舌地点评。这种方法其实挺好的,有什么问题一目了然。我们都怕被她叫上去做题目,所以她在黑板上写的时候大家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这时候她“啪”一下就把粉笔丢你头上了。我们奇怪了,这个人背后有眼睛?她怎么知道谁不守纪律?后来有一天,我负责擦黑板,突然发现黑板边的玻璃窗是可以看见后头的。

 

那个时代老师们为教育献身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学校大多数都是没结婚的女老师,跟我们一起住在学校里,对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这里面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们总欺负的那个Ms. Gosling解放后回美国去了。她是一个孤老太太,没有结过婚,整个一生就贡献给教会,贡献给学校了。后来我认识的原来高中部的一个同学跟我说,90年代她在美国的时候,偶然知道了Ms. Gosling的地址,就和几个人到她家去看她。那个时候Ms. Gosling已经很老了,一个人住在田纳西州的一所小房子里,还在附近的教堂帮忙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后来大概是1998年左右去逝的。

在教会学校这几年,我耳濡目染了“基督精神”,那就是关爱他人,并且自己从不报怨。上帝是公平的,他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有了财富与地位,也一定会有其它的苦难。所以不要抱怨,也不要什么都想要。我们几个现在还经常联系的同学,她们都有类似的人生态度。“一家一本难念的经”,苦水永远都倒不完,但我们都泰然处之,见面都是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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