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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以补短,培养高端人才——袁驷教授访谈(下)

guo  2009.06.18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3,613

 

摘要:本文是对袁驷老师采访稿的下半部份。在本文中,袁教授从学习者、教师、及教学管理的不同角度集中论述了大学人才培养问题。袁教授认为,大学教育要把握时代与知识的本质特征,发扬每个人的潜力与专长,特别要为顶尖人才的成长创造持久的动力。教育要把思维与创造力固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始终保持向上的活力。袁教授的论述结合大量亲身教学实例和生动的比喻,对教育工作者、学生、以及提高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引导主动学习,启发个性思维
 
记者:怎样为学生提供一直健康向上的教育环境,怎样培养出更多的大师级人才,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面临的普遍压力。学生从高中上来,大部分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纯粹的应试教育,思维能力、学以致用、身体素质等等各方面都存在问题。
教与学是一项系统工作,单纯强化教学可能反而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刚才您所说的社会实践、军训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改进教学效果的措施,清华大学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教育方式吗?
袁校长:有很多啊,同学自己组织的也有很多,学科竞赛,文化体育活动等。但是我一向反对把活动庸俗化,现在学生太热衷于搞活动了,活动和学业关系不大,有些也就是图个轻松自在,图个发泄。男生节、女生节,逮个理由就过个节,搞个活动。今天晚上活动弄到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就迟到缺课。但是有些活动是很好的,比如学科竞赛、社会实践,还有一些讲座也不错。另外,让学生自己活动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总是老师教育,说教,学生也不爱听,有时给学生出个题,学生自己去搞活动,效果就很好。我们当年赶上文化大革命,都是自学上来的,我们是习惯于眼前无路,山穷水尽,根本看不见路在何方。他们不一样,老师、家长指的路太多了,地上铺的全是红地毯,很少有挫折感。偶尔给他们出个题,让他们自己研究研究,就能让他们从困境中自拔的过程中受益。
记者:纽曼(编者注: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神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说过,大学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一帮有活力、聪明的青年学生,坐在一起,探讨问题。您刚才说的和这个应该是不谋而合的。在学生自己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方面,清华是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呢?
袁校长:对。我们有新生研讨课,开了几十门,各个学科的都有。教师提出问题,不做定论,重在让学生研讨,学生有什么奇思妙想都可以说。比如我自己开的一门研讨课,叫做“结构中的艺术与技术”。有些学建筑学的学生也来听,他们的理科基础、技术背景相对薄弱一些,在我的课上就可以得到弥补。比如我讲古代的大屋顶,为什么所有国外的古代建筑都是凸屋面,唯独中国的古建筑是凹屋面,还用瓦沟梳理出凹曲线呢?我和他们研讨,给他们做演示,中国古代屋面的那条凹曲线与数学中的最速下降线几乎没有差别,这样的设计可以使雨水排得更快,排得更远,古人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而有学建筑学的学生说把屋面做成直的,雨水不就排得更快嘛。这就显示出物理概念有些不足。艺术和技术在这样的研讨课上就可以相互碰撞。
记者:对,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是避免偏执和浅薄的有效办法。
袁校长:另外还要注意启发学生的个性化思维。让学生提问题,再让他们自己来回答。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作引导,一旦学生想到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就要抓住这一点,进行启发,带着他们升华。创新确实从个性开始。我举个例子,我给学生讲解一道题,讲到一种解法,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想到。学生就觉得特别彻悟,说老师你多讲点不同的解法,我们很受启发。我说你说错了,这个解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你们上一届同学想出来的,我是从你们同学那儿学会的。说实话,到了这个地步,前面的知识准备都铺垫好了,教师和学生的解题水平其实差不太多,往往在这个时候有学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思维,想到教师想不到的解答办法,这就要启发,要鼓励。我用并行计算做个比喻,在一个课堂上,教师是一个核心CPU,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并行CPU,教师得让每一个并行CPU都运行起来,要足量分配每个CPU的负载。
记者:那您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一个课堂上可能有很多学生。
袁校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课要求把基础知识学到手就行了,有的课我们就有意识地做小班讨论课,重在启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大课小课结合,正式的大班讲课和小班讨论结合。对于大班讲课,重要的是核心概念,要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去讲解,把它讲透,让学生理解透。当然这也不是每一个教师都能做到的,教师的学术水平得高,还要尽心尽责,对教书育人有热情。讲解概念的时候如果能形象化一点,做个比喻,不要总按着书本走,教学效果就好。结构力学里有个名词叫做“塑性铰”,我在教室里比划了一下,什么是塑性铰?我这胳膊的肘关节就是塑性铰,只能在一个方向抗弯,另外一个方向就不能抗弯,胳膊肘自己先弯了,结构就塌了。我这样讲,学生印象就很深。直接说塑性铰,书上有严格的定义,但是你这样一讲,效果就不一样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记者:您看您刚才提到小班教学,其实国外名校已经认识到小班教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模式,尤其对于专业教学来讲。国内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也专门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在扩招后,小班教学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举措?
袁校长:第一,清华没扩招,这是清华非常坚持的。多年来每年3300人,今年稍微增加了文科的30人。就是要稳定规模,提高质量,不追求规模效应,做法上有些刚硬,但是释放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是要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作文章。我们把一个人培养出来当两个人用,培养成超一流人才,这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第二,小班教学我们也非常想搞,但是限于各方面条件,教室和教师资源不够。像新生研讨课,限制每个班15个人,绝对不能多的。但是整体上还不尽如人意,还在做。也不能把所有的课都办成小班教学,这样办学效率低,成本高,有些基础知识课,像微积分,线性代数,放在一个大教室里讲也行。我们读研究生时上线性代数都在主楼后厅,一届几百人一起上课。那时的环境和现在不能比,可是我们不都学出来了吗。那时老师讲的好坏,上课环境好坏都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人的求知欲旺盛,自己还在课下偷偷学呢。现在我们配餐做菜,学生还不太爱吃。那时候给一点东西,窝头就咸菜,吃得蛮香的。
记者:您说了一个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吃不吃那个东西,当然好不好吃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胃口怎么样。这些从高中上来的孩子,他们有没有反映过碰到什么问题,或者您自己有没有发现过“学习胃口”方面的问题?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袁校长:我去过一些中学,教育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有的纯粹搞应试教育,有的注重发展学生素质,所以学生情况也很不相同。我们的学生是通过高考进来的,同样的分数拿的是同一张入场券,进来之后表现出来的能力、后劲却不一样。我们也在做调查,比如高考状元和最后成才率的关联度就不是很大,反而自主招生的优秀率比较高,被淘汰率也比较低。自主招生经过大学这道坎,教授对学生又考了一遍,那就是测他们的能力,摸他们的底。
每年我们也有学生不适应大学学习,转学退学的情况。说起来,清华的学生,一个个都是玉坯,都应该能雕琢成美玉,可是在目前高考这种体制下,高分未必有高素质和强能力。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淘汰几个,保证我们的教育质量,也不足为奇。我认为很多人进来以后,不是输在智力,而是输在意志力和心气上。他的学习目的和动力不足,自己又过早地被捧到很高的位置上,就容易出问题。
二、创造人才可持续成长的教育环境
 
记者: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按理说,优秀学生进到大学,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应该越来越高,这才是理想状态,出了问题或逐渐走向平庸,对他们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遗憾和重大损失。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靠教师个人吗?学校有系统的办法吗?
袁校长:不好说有没有系统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思路,就是要让这些优秀学生不断地保持优秀状态,把这种状态内化固化成他自己的一种素质。从中学到大学,好的素质还没有固化,我们就松手了,可能稍微早了一点儿。照理说这些好的素质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形成,但是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考考考,没有机会形成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综合素质。比如我们为什么给新生奖学金,就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到了大学仍旧处于优秀的状态,有底气,不气馁,不放弃。当然,让优秀的学生不断地维持优秀的状态,不等于不给他挫折。有时我们在生活、学习中故意给他们设一个卡,他趴这儿了,我有意拉他一把,再往前推,让他继续跑。其实很多体育教练就是这样的,始终让运动员处于一种激发态。这种状态一旦没有了,技术再好也发挥不出来。要始终让这些学生具备一种优越感,让他能够保持下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慢慢固化成稳定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素质。
记者:在清华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本科生素质高于研究生素质,研究生素质高于博士生素质呢?在北大我感觉是这样。这似乎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潜力与深度方面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袁校长:从生源来看,本科生进来时通过的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整体质量会比较好。不过最近几年有所改观,别的学校来的研究生、博士生也都是比较好的。清华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大概一半以上本科生都会在清华继续读研,要把这个优势继承下来。我觉得北大清华都面临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我们的生源质量那么好,我们怎么样能培养出一些特别拔尖的人才呢?钱学森、杨振宁等说过好几次,我们培养大批的比较优秀的人才是很成功的,但是培养最拔尖的5%,可以冲国际尖端水平的,冲诺贝尔奖的这些大师级人才,中国的教育不是特别成功。我觉得北大清华应该挑起这方面的责任来。
记者:这方面具体有什么想法吗?
袁校长:有一点,但还不太成熟,正在研讨中。北大有元培学院,清华也有实验班,基科班,这些都在做。再比如清华姚期智教授办的那个计算机班,就是直接奔着图灵奖去的(编者注:图灵奖(A.M. Turing Award),是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于1966年设立的,专门奖励对计算机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其名称取自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
记者:也就是说这5%的顶尖人才,他们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规划学校都要考虑进去。
袁校长:对,我们现在就是要营造一个让他们脱颖而出的环境,就像是建机场的绿色通道一样。我们为这些人制定一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挖掘他们的特殊潜能,让他们有极致的发挥。比如现在我们的学分和学时挂钩,这是按一般学生的平均水平制定的。对于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为他们设置强化班。还是每周4个课时,本来是4个学分,我们用世界上最深最难的教材来教这些学生,可以给他们6个学分甚至更多,有学生学不下去了,可以采取流动机制。这样下来,一般学生花4个小时挣4个学分,而强化班的学生花4个小时挣6个学分。当然上课内容不一样,这些学生学的是高、精、尖的课,是特殊培养。用这样的方式,也不破坏现在的培养方案,没有减学分,而是把部分学分和难度挂钩;但是可以减课程,别人得学十门课,他们学七门、八门学分就够了。学术高度足够了,就可以去国外的学术殿堂,跟人家论道去了。比如说我们规定的总学分是140,现在有的学生很轻松,没事干,他可以学200个学分,但是学了这么多,学术高度没有上去。假若他有特殊潜能,就可以直接上这个高度,没必要选这么多课。
这也是信息时代值得研究的教育观念。就像建筑物,过去是砖石结构,必须得一块一块垒砖头,房子才能建起来;现在建筑材料变了,钢筋混凝土拔地而起,高度很快就能上去。过去的知识结构是金字塔,基础要打厚打宽,现在不一样,不一定非要把基础打这么宽这么厚。我有时觉得现在的知识结构可以是倒金字塔,底下尖,到上面越来越宽。
记者:对对,您这确实是对知识本身及人才培养方面更本质特征的思考。时代不同,教育应该反映时代的特点,利用时代的优势,并走到时代前面。
袁校长:现在知识爆炸了,如果教师什么都从头讲起,什么时候才能讲完啊。要点讲到了,剩下的可以自己学。现在的学习应该可以像窜天杨,长得很快,很高,枝繁叶盛,上边树冠很宽,可以充分吸收水分。可是每年长高一点,底下年轮也要相应扩粗一圈,基础不够,就再扩粗一圈,哪里不够就补哪里。不是说不要基础,但一开始没必要把基础学得那么宽,那么厚,与高度相适应就可以了。
记者:对,您刚才说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教育理念。过去我们的理解都是厚积薄发,要打好基础,而现在社会分工的细化已经使人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专长,他可以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但是照样能够发展。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非常好,是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
袁校长:我搞的结构力学求解器也是这样,繁琐的东西让计算机去解决,把人脑腾出来,想人脑该想的事,发挥人脑的创造性思维。人脑和电脑要有明确分工,电脑能干的事我们就让电脑干,现代化技术就是为了解放人,充分发挥人的潜能。
 
三、专长是极重要的素质
 
记者:您提到素质问题,现在全国都在说素质教育,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素质的含义。在大学教育中,素质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比如我们常说,这个人非常没素质,指的是缺乏起码的公德和接人待物的能力。在大学教育中,是不是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培养学生做一个合格公民?
袁校长:是,人们对合格公民的理解也不一样,一般人觉得不闹事、有礼貌就叫合格公民。我觉得对北大清华的学生,这还不够。我们要培养英才,而不是一般的合格公民。所谓英才,不是说所有方面都要优秀。有的人口头表达能力差,但是做起事来很有条理,思维严密,我们就要着重发掘他做事的能力,硬要培养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就不现实。素质要因人而异,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对整体来说,要要求素质全面,但是对每一个人个体来说,不能要求所有素质都全面,都优秀。他在某一方面很优秀,有特殊潜能,我们要把它挖出来,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记者:现在很多孩子,学点音乐、学点舞蹈、读几首古诗,什么都学一点,好像就是全面素质了。
袁校长:我就不这么认为,那些只是表面的。素质素质,重点要落在质上。我们要发掘的是个性的素质,突出的潜能。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行,非得让他各方面都学一学,看上去像是个通才,实际上哪方面都二把刀,庸庸碌碌。有人文学、音乐不行,但是在科学领域能做出一些世界水平的成就来,这就是长项。哪个方面不行,就去补哪个,补了这个,那个又显得不行了,再补那个,最后你的能力都是补出来的,而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这是平庸的做法。
记者:对,您对素质的表述我很赞同,就是让学生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发扬他的特长与优势。素质不能简单理解为各方面全面发展,在现代社会也有条件容许一些特别突出的专门人才在其它方面差一点儿,特别是对于北大清华这样需要培养顶尖人才的地方,更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现在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普遍比较多比较重,是不是与专长的发展有一定矛盾?清华学生的课业是不是很多呢?
袁校长:学生反映是很多。可是我们一问,其实他可以不选这么多,他自己非要选这么多,他不选那么多就觉得自己没学到东西。我们给他规定是140个学分,他非要学160,还要弄个双学位。当然,各人选择因人而异,笼统地不好说。照理说我们规定的学分和国际上的顶尖大学差不多,顶尖大学也大都是学业负担重,学业深、难。我们拿苏联的教材来教,学生喊难,人家莫斯科大学能学,我们就不能吗?
问题是学生的心不在这儿,这得结合目前学生学习的心态来说,他没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业上,早早就为自己人生作规划,学这个学那个,挑肥拣瘦,比较功利化,不肯吃苦。舍得舍得,不肯舍,老想得,这个就不行。确实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了和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没必要学那么多专业知识,我们也理解,也会有一些针对他个人的特殊处理,照顾他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案、课程设计是这么多年,这么多教育工作者,翻来覆去研究出来的,它反映了教学的一个基本需求。我们设计的每门课,不光是为了学具体的知识点,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这对每一个学生,不管将来做什么,都是有用的。
比如学计算机的学生,要学习编程序,可能他将来一辈子都不写代码,不编程序,但是这种训练对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很有好处。英语里讲学科是discipline,它同时也是训练的意思,就是要训练思维的能力。比如我是学力学的,力学里讲三大基本关系,平衡、协调、本构关系。后来我搞管理,管理学院、学校,力学的知识就能应用到管理上。在管理中,我们要平衡资源和结构,协调各方关系,如果不平衡不协调了,就调整改革一下本构关系,使得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达到平衡和协调。所以很多学力学的人去搞管理,很有章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些方面的实质是相通的,艺术和科学到顶尖点上是一回事。不在学的多,关键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方向真正的精深。
记者:您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一门课,学精了,学深了,即使和以后的工作表面上没有关系,也是受益匪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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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曾腾
采访时间:2008年11月20日,下午1:30-4:30
录音整理:崔悦
文字编辑:崔悦,郭九苓,袁驷
定稿时间:2009年3月30日,经袁驷教授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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