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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率真的学者(张翼星)

guo  2017.06.15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44

一、两颗璀璨的明星

今年是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蔡元培把胡适请到北大当文科教授,那时胡适在美国还没有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年方26岁。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有文化价值的事件。一百年过去了。社会历史的沧桑与灰尘,也掩盖不住、撼动不了他们两人在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的核心地位。北大走过118个年头,任过正校长的,不下数十人,功绩卓著者,我看还是首推“五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我国一度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知名人物很多,看来也有五员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在这两个方面,蔡元培与胡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人的功绩与成就,各有侧重。蔡元培侧重于教育,胡适侧重于学术。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很丰富,可以谈论很多个方面,但最基本、最突出的,还是两个方面:一是从管理体制上,争取教育独立,实行教授治校;二是在学术领域中,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争取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是他一生努力的理想目标。我个人感到,学术独立,比较好争取一些,因为学术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中性的,可以不带政治色彩;至于教育独立,按蔡元培的说法,就是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的干预,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因为每个政党或执政者,都要培养自己的支持者和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已经有了,主要是如何培养城邦的“护卫者”。现在我国教育部拟就的教育纲要中还在提“培养接班人”。)当然,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尽力争取。蔡元培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在学术领域明确阐述并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这是一个融合中西思想长处、最见成效的方针。它为学术繁荣、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正如梁漱溟所说,它酿成一股潮流,影响到全国。它也为北大奠定了一个基本传统。它成为北大的一种精神血脉。我个人认为,可以看作北大的校训。什么时候继承、实施了这个传统,北大就兴旺,就前进,什么时候践踏、背弃了这个传统,北大就衰退,就落后。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北大的传统是“爱国”,是“科学,民主,改革,进步”。这当然也没错,但这类提法,对别的学校也适用,不能表现北大的特色,没有把握北大传统的要义。

胡适是完全同意并积极贯彻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方针的。他并且提出,包容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因为包容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胡适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特别强调培养兴趣,弘扬个性。首先把自己铸造成才,方能对社会和人类作贡献。学生选择专业或职业,他主张“个人标准”先于“社会标准”,就是要把个人的爱好、天赋看得高于社会的习俗、风尚。这显然也是对蔡元培的“顺自然,展个性”思想的重要发挥。胡适为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发掘了潜在的动力。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加快建设现代新型大学,培养一批又一批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来,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胡适在近70年前就提出来了。在西南联大时期,实际已经达到或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

胡适一生与蔡元培的合作,将近20年,在北大的合作共事,也将近10年。在北大早期的19171926年期间,大致正是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他与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等同仁一道,紧密配合蔡元培,在北大积聚人才,锐意改革,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学术繁荣,人才涌现,蜚声中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胡适利用北大和《新青年》等平台,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和作用,在30岁左右,便“暴得大名”,誉满全国。他的一系列富于开创性的著作,比如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运动的扛顶之作《白话运动史》、开“新红学”先河的《红楼梦考证》、白话文新诗集的尝试《尝试集》,等等。大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这就使得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员叱咤风云的主将,如陈独秀所说,胡适是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实际上,不仅在北京,而且在上海,不仅在北大,而且在中国公学,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公益事业中,胡适与蔡元培,都是互相支撑,生息与共,配合得十分默契的。

应当看到,胡适与蔡元培的思想,并不是没有差别和分歧。首先在年龄上,相差24岁,几乎是两辈人,但他们之间丝毫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代沟”;从接受的外来思想看,一个主要来源于德国,来源于康德哲学和洪堡的教育思想;一个主要来源于美国,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分别属于理性派与经验派两个截然不同的系列。但他们二人之间,毫无派别门户之见。在某些学术观点上,比如在《红楼梦》的考证与研究上,蔡元培属传统的“索隐派”,胡适则另创“自传”或“自叙”派,他们都作了不少考证,都很自信,并有激烈争议。在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上,显然也有不同见解。但学术上的分歧,正如冯友兰所说:“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这不但没有影响他们事业上的合作,而且促进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据说当时蔡元培还曾帮助寻找有利于胡适观点的资料。这种坦然求真的胸怀,实在是学术史上的佳话。此外,在个人性格上,一个显得敦厚、稳健,一个则显得灵动、潇洒。但他们都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互相包涵,共享“一代人师”的美誉。他们之所以能长期携手,互为知己,配合默契,就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面对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都面对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时代课题,又都有中西兼长的思想优势。作为一代社会精英的代表人物,以天下为已任,能够突破“中体西用”的传统模式,作出融会中西的创新成果。第二,他们始终是坚定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论者,都对教育和学术事业怀有高度的热忱和社会责任感,志同道合,志趣相投,因而能撇开差别和分歧,形成一致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方针。第三,他们都有自由主义的共同主张,又都兼有儒家的人文情怀。治学、待人,都有极大的宽恕性和包容性,即使有分歧,也容易互相体谅、切磋和包容。第四,在辈分关系上,蔡对胡,是器重,是提携;胡对蔡,是敬重,是配合。胡适在台湾时,经常称颂蔡元培治学、待人的风格,每逢蔡元培生辰,胡适都要亲自主持纪念会,发表演说。他相信“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传统,在北大不会消失。1947年,胡适还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在一次纪念校庆的会上,谈到蔡元培对他的知遇之恩,要不是蔡元培聘请他,他不可能来北大施展才智。是蔡元培和北大成全了他。说到这里,据说他声泪俱下。可见他们感情之深。我们曾经称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感情与友谊,那是革命领袖兼理论家的崇高友谊,蔡、胡之间则是人文大师兼教育家之间的感情与友谊,这对我们这些毕生从事学术和教育的学人来说,似更亲近,更能领略其深意。

总之,在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蔡元培与胡适,是两位不可绕开、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或者说,在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里,胡适与蔡元培,是闪烁在中国现代学术、教育界上空的两颗互相辉映的明星。

 

二、胡适精神的魅力

胡适被视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自由主义概括为四个要点:自由,民主,包容反对派意见,主张社会和平渐进的改革。尽管胡适也曾竭力从中国历史上寻找适合这种思潮的土壤,发掘争取自由的历史人物。但在20世纪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缺乏滋长这种思潮的根基。这就使他们在“议政”和“治学”的关系问题上经常会处于十分纠结的地位。胡适与蔡元培,都既不是那种从事纯学术研究,完全与政治相隔离的知识分子,像陈寅恪、熊十力,以至钱钟书那样;更不是那种一心从事政治,使学术完全服从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像陈伯达那样;也不是那种表面从事学术,却总想升官发财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是把学术研究看作生命,看作本职,但也关心政治,议论政治,所谓“治学并议政”。无论是治学也好,议政也好,他们有自己的倾向——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特点是想使政治服从于学术,服从于真理。这就不免要遇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由于与某种政治或党派的特殊瓜葛和牵连,胡适与蔡元培的一生都难以摆脱。对待这种矛盾,蔡元培常以辞职的方式,甚至遽然挂冠离去。如他自己所说,“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胡适呢?则更好议政。不管哪个政党,只要他认为有缺点、错误,便要率直地提出批评。所以,季羡林先生说,胡适批评国民党的话比批评共产党的还多。对于唾手可得的政府高位,他兴趣索然,一再推却,始终保持“一介书生”的品格。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胡适是一走了之,总算是幸运地逃脱了直面的批斗之苦。上世纪50年代中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他在海峡那边,竟能认真阅读批判文章,对各种强词夺理之处,也回之一笑。但他与蔡元培的最后命运,也都不免在海外郁悒而终。蔡元培之墓,仍处于香港的一座荒山之角,北大校园内的半身塑像,也安置在偏僻之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和游览者,往往只能擦肩而过。偌大的一座北大校园,却容不下一座胡适的塑像。不过,胡适的令人惊叹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魅力总会永久留在人们的心中。这种矛盾和纠结,不仅是他们俩人的,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最大的沧桑和纠结,个人和国家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含着沉重的经验教训,至今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总结。

胡适的精神魅力究竟何在?回看中国现当代历史人物,我比较赞赏的,还是两位姓胡的,一是政界的胡耀邦,一是学界的胡适。他们二人的品格,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率真”,或“纯真”。胡耀邦一心扑在革命和人民的事业上,你看他,风尘仆仆地跑遍许多县、乡、村,调查研究,关心百姓疾苦,一片真情。平反冤、假、错案,改变人的命运。有人统计,直接和间接被改变的人,不下一个亿。这种改变,不是某种补贴或长薪,更不是施舍或恩赐。而是恢复人作为人的地位。根本改变人的政治命运、学术命运、生存命运。使许多人从匍匐在地到挺身站立。胡耀邦的功绩,他引发人的心灵的震撼,是无法估量的。他去世后,那么多人悼念他,涌现出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胡适是一心扑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你看他,学而不厌,手不释卷,诲人不倦,热诚一片。他为追求学术独立,建设现代新型大学而奋斗一生。在学术和教育上,他特别能尊重不同意见,宽容不同学派的观点。同时他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在待人接物上,有人说,胡适有一双“坦率的大眼”。也有人说,他有一种“磁性”的性格,对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特别善于与人交往。在校内或校外,他都曾规定星期日为接待日,不论是谁,来者不拒,一律热诚相待,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有人说,他有“三多”:荣誉博士学位多、天下朋友多、去世时送葬者多。据说当时台北市“万人空巷”,送葬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一个学者,在普通百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很少见到的。钱穆先生有句话:“真情畅遂,一片天机。”胡适的个性和影响,正是这样。反观我们当今的社会和教育,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了!

我曾经想,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理念、办学方针,若能回到蔡元培;中国现代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若能回到胡适,我们的全面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就会真有希望。

我又想到《中庸》里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个人体会,这似乎是我国传统教育优秀遗产的一个纲要或精髓。人性中确有许多自然的、天赋的方面,应当顺其自然的发展,教育的使命,就是要按照这种规律去发展人的才能。教育的奥秘,就在于发掘和实现人的各种潜能。而我们现在强制、强加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个性的扭曲和杰出人才的萎缩。这正是当前教育的重大弊端。蔡元培和胡适的教育思想,如同他们的个性那样,都有其“率真”、“率性”的一面,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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