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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访北大中文系2013级本科生刘周岩

guo  2017.12.05   学生风采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475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座谈会结束之后,宋亚云老师特意叫住了刘周岩,叫他把刚刚在会上提出的促进中文系学生赴欧美海外交流的建议写成书面材料,系里希望仔细研究。

大三在德国的交换使得刘周岩得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回来之后,他开始尝试进入媒体行业,通过一系列的实习和在各类媒体发表文章,他获得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机会,将于今年毕业后成为这份杂志的正式记者。

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老师和党委书记金永兵老师对刘周岩能在本科毕业后就进入三联工作表示了赞赏和祝贺。毕竟,三联系统在文化界有着崇高声望,而《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本发行量上百万的有着巨大影响和卓越声誉的老牌杂志的新闻采编团队一共也就三四十人,其中很多是知名媒体人和资深记者,这样的工作机会是实属不易的。

“北大有这么多毕业生,中文系有那么多优秀的同学,我只是普通的一个。不过我很庆幸,这四年还不算虚度”,回首大学生活,刘周岩如此总结。

 

附中、北大、德国

刘周岩对人文学科的兴趣是在北大附中产生的,“许多重要的种子都是高中时埋下的,到了大学后开始萌芽”。他本来的兴趣在理科,喜欢生物和物理。转折发生在一次海外交流。当时刘周岩通过北大附中和墨尔本Scotch College中学的校际交换项目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一学期。

Scotch College Melbourne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私立男校之一,被誉为南半球的伊顿公学。学校成立于十九世纪中期,时至今日老师学生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刘周岩就是在这儿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他出于好奇选了一门开设给十年级的“Philosophy”。教师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哲学议题,而不只灌输哲学史知识。讲到哲学与艺术的关系,还组织field trip(考察),到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每人搬一个小板凳在毕加索的画前,老师学生围坐讨论。刘周岩由此初识哲学,“当时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把课上用的参考书像宝贝一样带回了国。”


【图片说明:刘周岩结束在澳大利亚的交换时与校长辞别,15岁的他还很青涩】

 

回到北大附中,刘周岩开始了读书生活。哲学、文学、历史他都读,“读的未必是什么高深的书,不少是比如《苏菲的世界》这类的启蒙读物,但我的兴趣的确是与日俱增了”。北大教授来附中讲座时,凡是人文专业的,他都去。“当时有位女老师来讲电影,我不知道她是谁,但听了之后就惊叹怎么有口才这么好的人,于是顺藤摸瓜找来她的书看,又惊叹她写的东西比讲的还好”,这位叫做戴锦华的老师后来成了刘周岩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

刘周岩参加的还是理科高考,不过入学前就决定了要在北大学人文专业。他在中文系和哲学系之间犹豫,最终进了中文系,同时读哲学双学位。

回首附中时光,刘周岩充满感念之心,“中学时最重要的收获是真切体会到了求知的乐趣”。后来的事情,不过是继续以不同的形式“求知”罢了。而以哪种形式求知,则关乎机遇与性格。

进入北大,还是读书,但不再是中学时的“乱读”了,而是在教授们相对系统的引导下进行阅读。

李猛老师的“哲学导论”带他进入古典哲学文本;吴飞老师的“宗教学导论”让他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外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吴晓东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让他得以用文学史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高中语文课本上的名篇……人类学、欧洲史、分析哲学的课程也开阔了他的知识视野。

而使刘周岩完成从“一般文艺青年”到“非业余人士”的转向的,是贺桂梅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本来,刘周岩对这门课并不抱太多期待,因为他觉得和哲学文本以及经典文学文本相比,这些当代作品思想和艺术成就存疑,使人缺少“崇敬之感”,不禁怀疑是否有必要认真研究。但是贺老师的课打破了他原有的认识。

贺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一些看似无趣的作品背后是怎样复杂的历史背景、文艺理念的体现,以及和时代、政治之间的纠缠关系。例如文革样板戏,本来已不符合今天人的审美趣味,但从如何利用样板戏的形式构建“革命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其乐无穷。“我由此明白了,在忘我沉浸的欣赏的趣味之外,还有一种冷眼旁观的分析的趣味,这是不易获得却深刻的乐趣”,刘周岩在贺老师的课之后,开始主动去看自己并不“喜欢”的作品,因观察和分析的发现而乐在其中。

 


【图片说明:刘周岩在做课堂报告】

 

上课、读书之余,刘周岩参与了不少国际交流活动,例如与留学生的语伴项目、斯坦福-北大中美学生论坛等。高中时交换尝到的甜头让他非常早地就开始准备大学期间的再次交换,“我并不能在出发之前就说清楚交换将会带给我什么收获,但我很肯定这一定是件值得做的事”。相比于中文系同学更多去港台地区交换,刘周岩选择了德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诸多的德国思想家带来的文化吸引力,“另外美国经验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宿命’,早晚要以某种方式遭遇美国,不如这次先去欧洲”。

通过了项目面试后,在德语系一位老师的建议下,他选择了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这所被比作“德国清华”的综合性大学是德国首批九所“精英大学”之一。在和柏林自由大学的选择之中,亚琛这座城市最终吸引了刘周岩。亚琛历史上曾是查理曼大帝为整个西欧设立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德国、比利时、荷兰三国交界处,是一座历史深厚、文化多元的小城。


【图片说明:亚琛市中心的亚琛大教堂,查理曼大帝及后世几十位德意志国王均在此加冕】

 

“在亚琛,我首先感到自己是在‘欧洲’,其次才感到自己是在‘德国’”,周末的时候,刘周岩会经常骑车去荷兰、比利时转转。他也交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朋友,“大家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和磕绊的德语交流,也不亦乐乎”。不过在德国也并非全是欢声笑语,处在难民潮、巴黎恐袭等事件的风暴眼中,刘周岩多了一份对政治与时局的切身感受。

正是在德国的课堂上,刘周岩第一次接触到了伯明翰学派起源的“文化研究”这个学科。于是他在回北大之后进一步选修了戴锦华老师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并且决定请戴老师作为自己的导师,完成了介于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毕业论文,探究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构建西方想象中发挥的作用。这篇论文被戴锦华老师评价为“展现出了开阔的文化视野与理论思考”。

“如果说在德国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当时德语水平有限,只能主要上英文授课的课程”,不过他还是“强行”选修了一门德语上的电影课,因为内容是他最喜爱的导演之一的大卫·林奇。那门课的报告,他与一位法国交换生和一位意大利交换生一组,“我们开玩笑说讨论画的草稿就像联合国开会,上面都是中、法、意、英、德五种语言的”。


【图片说明:刘周岩在德国时与朋友们在一起】

 

知识生产的另一种方式

20164月的一天,微信公号大象公会发布了文章《汉语对现代文明的贡献有多大》。这是刘周岩的作品。他本想用一个“小”一点但更准确的题目,但编辑决定了用这个“大”的题目。

还处在对这个题目的接受过程中,他就收到了这样一条让他意外的短信:“周岩台鉴:在下国家汉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并不是诈骗短信。中文系班长同时通知了他,国家汉办的人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向刘周岩“请教”。那位处长通过北大的一位副校长从中文系学工办要到了刘周岩的手机号。

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发布几个小时之内就变成“十万加”,最终成为了该年度大象公会阅读量前五的文章,全网阅读量突破百万。不同于从信息产量、使用人数和综合国力上判断语言影响力,刘周岩另辟蹊径地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不同语言间书籍翻译数据,指出中文并非如想象中的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而是在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结构中处于相当边缘的“信息孤岛”的位置,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知识”很少是以中文创造的。

国家汉办的那位处长看后觉得颇受启发,邀请刘周岩参观了孔子学院总部,并且告诉他,以后再做类似的研究,汉办会尽可能提供数据和资料上的帮助。

收获赞誉的同时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写作可能给人带来的争议和误解。知乎上很快出现了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提问,微博上也热闹非凡,“文章只是就事论事指出中文对现代文明贡献较小,我的没说出来的立场是我们更应因此而建设自立的中国文化。我是一个文化自觉论者,但很多人恰恰把我误解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各路人也纷纷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篇文章,“有的人转载时在文末加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广告,有的人借此文抨击某些制度,思路之‘开阔’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这段时期,刘周岩在大象公会还与人合作或独立完成了一系列跨文化议题的文章,涉及德国制造神话、泰国人妖产业等话题。这些写作的尝试,是他从德国交换回来之后开始的。


【图片说明:刘周岩在希腊波罗斯岛】

 

“在德国的时候很清净,可以一个人安静地思考一些事情。环境变换的刺激也有助于更好认识自己”,刘周岩在德国自我认知的最大成绩是明确了在“学术/非学术”的二元选项中自己是属于后者的,“至少现在,我并不想走读博士、找教职的路”。

 

他决定走另一条知识生产的道路,“学术工作者创造全新的知识,就像是种地的,那我想当一个炒菜的,让更多人品尝到它的美味”。媒体行业看起来似乎可以暂时承载他的这个“炒菜”理想,他于是有意分别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中选择了两家注重“知识”胜过“资讯”的机构进行实习,大象公会和《三联生活周刊》。

在三联实习期间,刘周岩从熟悉的话题开始,期间还和北大的老师打了颇多交道,在朱青生老师的帮助下报道世界艺术史大会,请郑也夫老师谈消费主义社会新趋向,采访蔡磊砢老师纪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请李猛、吴增定老师讲述如何“思考八十年代”……


【图片说明:高空跳伞登机之前】

 

采访李猛老师之前,刘周岩竟是抱着“羞愧”的心情前去的。采访的话题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出版三十周年纪念,“我当时觉得,李猛老师可以对这些‘高深学问’进行直接的研究,而我只能做一个传声筒,很羞愧”。然而文章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北大的老师同学都积极评论,刘周岩的朋友圈第一次被自己的文章刷屏。在三联,这篇稿件也作为《依然要思考八十年代》专题之一被评选为季度特别奖。这次正面的反馈让刘周岩得以重新思考,“传声筒”并不仅仅是传声筒,而是自有其独立价值。

在黄章晋、李菁等知名媒体人的指点下,刘周岩也逐渐加深着对媒体行业的认识,了解这个行当在传播、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有趣与无可取代之处,并最终决定将其作为自己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图片说明:旅行是刘周岩的一大爱好。图为刘周岩在中东地区内盖夫沙漠中的一处遗迹,现为以色列领土】

 

但并不是没有疑虑。“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学术高’,这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学术是唯一的正路,其他都或多或少带有‘歧途’的意味”。

疑虑转化为成为压力,又继而演化为前行动力。那些在学术道路走下去的同伴,成为刘周岩的参照。中文系的朋友刘东留在北大,保送现代文学方向的直博;高中班里当时另一位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同学,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将赴哈佛大学古典学系读博士;曾经的美国语伴,结束了在北大的交换后也继续着研究的兴趣,跟随知名汉学家裴宜理在哈佛大学攻读中国研究方向的博士……“只有非常非常努力,才能不被同伴落下”。

 

Q&A

 

你最喜欢的作家?

毫无疑问是鲁迅。鲁迅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不仅是异常深刻的,而且是非常多样且丰富的,相比于“神化,对鲁迅的“窄化”可能是更遗憾的。鲁迅是原典性的存在,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那里。实际上我自己的性格和很多方面完全不是“鲁迅式”的,我也并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给我最多启发的往往是鲁迅先生。深夜孤灯,反反复复地读《野草》,是我最难以忘怀的阅读经验之一。

外国作家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所有长篇小说里我最爱的。

 

为什么选择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

就中文系而言,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确实是个很稀有的选择,大多数人保研或出国。我并不是认为我的教育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恰恰相反,自我教育的旅程才刚开始,而且未来机会合适的时候我肯定还要继续出国读书。

从德国交换回来之后,我一方面再一次切身体认到海外教育经历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暂时打消了对这件事的强烈好奇心和迫切感,觉得更应该先想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再出去读书,效率会更高。后来正好获得了合适的工作机会,于是决定先工作一段时间再说。

我不太认同“阶段论”,有的人提出人生分为“学习”“工作”两个截然二分的“阶段”,仿佛工作之后就无需学习、学习期间就可以不闻窗外事似的。我认为这二者是相互促进的。本科毕业之后该以什么形式、什么时间点安排更进一步的学业,我觉得对于每个人而言会有不同的适合的答案。

 

大学四年有什么遗憾?

唯一的遗憾是快要毕业了,还没有认全中文系这一级的每一个同学。

 

给学弟学妹的建议?

我可能更需要学弟学妹给我一些建议。北大里的同学都太优秀了,和年龄无关。相比于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我更愿意推荐两篇我的老师的文章。

一篇是江学勤写的《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江老师是加拿大华裔,本科就读于耶鲁英文系,曾在北大附中任职,是对我有深刻影响的一位老师,文章是他反思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另一篇是哲学系吴飞老师写的《今天怎样做北大人》。吴老师是北大九十年代校友,和我们所处的年代一样——一个既非五四、亦非八十年代的时代,这是题目中“今天”的一重含义。

这两篇文章所探讨的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它们解答的方式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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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7510

记者:徐韫琪,吴泽民

录音整理:张姣婧,孙甜甜,李慧

文字编辑:王钰琳,徐韫琪

定稿时间: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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