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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现自己,经济认识社会–访国发院沈艳老师(三)

guo  2017.12.05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0

三、客观中立:学术的态度和学者的立场

记者:对现代社会来说,靠经验已难以实现有效的管理与长远规划,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受各个层面管理者的重视。您能介绍一下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吗?

沈老师:经济学有三大分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从大的时间与区域角度看世界,微观经济学是从消费者、企业的角度切入。理论之外更现实的工具,其实是计量,它帮助我们了解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决策,包括大数据,要尽量避免人的主观性,就要依赖定量的结果。当然大数据也是双刃剑,一方面会让决策更便捷,但一旦出错代价也不小,所以实际操作中,人与分析出来的结果之间还要有互动,有基于经济学原理、社会大趋势等方面的判断。

计量经济学以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为基础,它本身是跨学科的。举例来说,中国目前养老的主要模式还是家庭养老,但随着老龄化问题变严重,单纯靠家庭养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国近些年还是努力完善养老体制,特别是农村养老体制,希望家庭养老和政府福利互为补充,从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但事情没这么简单。经济学里有个李嘉图等价理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说,本来做儿子要给老人一千的,现在政府给八百,于是儿子的预算可能会缩减到两百。计量的方法就是要测算这个政策的具体效果和初衷是否会产生偏差,偏差有多少。通过数学方法进行建模,把老年人的实际收入和各种因素的关系用计量模型写出来,然后估算出不同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这个数学模型对于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人群有分布。计量特别强调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因素之间的互动与效果。过去批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身体是一个整体。

记者:您能再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计量经济学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吗?

沈老师:比如世界银行曾经到云南乡村做调研,通过抽样调查看扶贫前、扶贫后当地的收入状况,最后得出结论是扶贫效果非常好。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可能会直接接受这个结论,但对于我们做计量的人来讲,要评估政策效果,首先是评判这个效果的准确性。度量中有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这些不同的手段方法中难免包含一些观念的假定。这个调查要看扶贫前后的影响,用后面的数据减去前面的就得到了政策效果,看起来没问题,但这其中的假定是:如果没有扶贫政策,当地的收入水平会停留在几年前。这个假定对不对?依据是什么?这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个思路是,看有没有其它情况相似的村子,它们没有接受世界银行的资助,将它们的发展状况与接受资助的对比一下。但两个村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肯定有差别,讨论问题要从现实状况出发,把各种可能的因素考虑进去。不过因素多了,就很难得出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估计结果是根据现有数据得到的;如果未来数据不能支撑现有的估计结果,那么就应该调整对世界的认知。我的理解是,做学者需要尽可能对世界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如果有新的事实或者已有事实被证明是不准确的,那么我随时准备修正我的结论。

记者:中国过去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对未来的发展,一直以来有悲观和乐观两种论调。做为经济学专家,您的观点是什么?

沈老师:对于学者而言,悲观也好,乐观也好,都需要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判断。问题是任何事实都是不完全的,基于不同的资料,以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很正常。很难说谁对谁错,错了的意见也未必没有价值。做学术应该有客观的立场,人们也总是希望学者能够进行一些独立的工作,指出真正的问题和不足。大至社会,小至个人,都要听得进批评的意见才能健康成长。无论是批评还是肯定,都应该基于可靠的数据和逻辑,论证过程要符合学术规范,不应预设立场再去论证。

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中国在外界一直被诟病。而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信心有关,有了信心才能带动投资,才能留住人才,普通人也才更有幸福感和工作热情。欧美的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通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所以能够相对宽松地去面对批评和反对。我们国家还处在树立信心、力争上游的阶段,担心批评的声音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学者提出国家发展的问题需要讲究措辞和方法。国家其实十分重视社会上的声音和学者的意见,如果本着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有关部门还是会接受的。

学界与政府的沟通中,学者也不能居高临下,因为理论总是偏差的,解决问题离不开实践经验,学者也要虚心学习。学界与官员之间建立起信任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确实需要理论和系统化的思路,以及学术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作指导。

记者:学者与管理者合作的话,在规划与决策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沈老师: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利弊得失。从纷杂的信息中归纳出当下问题的实质,作出理论上的解释,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等,这是学者的专长,也是需要学者做的工作。学者需要学会和政府沟通,不卑不亢,讲究方法。至于提出的方案具体能否得到执行,我觉得学者本身不应该过分关注,也不要参与具体执行。万一遇到了某些比较少见的情况,例如政府提出了某一个结论需要学者论证,而这个论证实际上又和学者的研究相左,我的选择是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大抵都会这么选择。这就是所谓学术独立性吧。

我个人感觉,很多北大学者的意见能够反映在政府决策中。比如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联通电信的拆分、反对垄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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