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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现自己,经济认识社会–访国发院沈艳老师(一)

guo  2017.12.05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421

 

编者按:沈艳教授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她有教育家的真诚,学者的严谨和智者的洞察力。本文中,沈老师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多年的教学实践出发,比较系统地展示了自己的教学思想与方法,阐述了自己对学术精神的理解,并指出和分析了同学们在学习及大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沈老师还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病及中西方教育对比等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

一、简单的信念:从学生到老师

记者:沈老师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些教育教学相关问题。作为老师,您肯定感受到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能否请您先谈一下自己求学的经历?

沈老师:高中之前我都在农村上学,那时候学习压力相对比较小,特别刻苦用功的人是少数。我们的老师也不错,因为上山下乡,老师当中有清华毕业的,很有水平。

后来我很幸运地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时候学习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同学都很优秀,所以我高中三年一直很用功。我之所以选择文科,一个原因是被中学物理老师吓坏了。他脾气不太好,物理课我只记得一个场景:他讲惯性,举例子说:我打儿子右脸,他往左偏;打左脸他往右偏;左右开弓打多了就不动了,这就是惯性。也许他是开玩笑,但我当时真觉得特别恐怖,说什么也不想学物理了。

记者:您小的时候家里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吗?

沈老师:我小时候家里状况并不好。我爸爸七岁的时候掉到沸腾的石灰池里,严重烧伤,当时最合理的治疗方案是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我爷爷不同意。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变卖家产,还是欠了三千多块钱的债。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三千多块钱绝对是一笔“巨款”,我记得是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才还清。我小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妈各自生病,而且都是危及生命的大病。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妈把所有衣服、柜子翻开找钱,可是家里分文不剩,她都掉眼泪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记得她因为钱着急哭。

不过那时候并没觉得不好,一是因为周围同伴的生活也没有特别好很多,二是父母感情很好,遇到困难很乐观,都特别努力地工作、生活。他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几乎没有听见他们抱怨生活的艰辛。父母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我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我是他们的孩子,这点小事都过不去吗?

记者:您父亲是知名记者,这对您的教育有何影响?

沈老师:在我小时候,因为文革父亲没有机会继续读书,高中毕业后做了木匠。父亲对我学习上最大的影响不是教我很多东西,而是他让我知道读书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小时候家乡有一家新华书店,我父亲只要有空就会带我去书店,有了收入就会带我去买书。父亲每次阅读前,都是在木桌上铺好纸张,洗干净手,这种仪式感让我觉得读书是神圣且美妙的。印象中,我记得父母之间最浪漫的事情是,母亲一个月工资不到50元、却攒了很长时间的钱,给父亲买了一本他心仪已久的29.5元的《辞海》。至今这本《辞海》都在南京家中的书橱里,成为我全家甜蜜的回忆。

父亲一直热爱写作。他的坚持让自己有机会在乡里做通讯报告员。几经考试被不如他的人莫名获得他上学的机会这种挫折后,他终于考上了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在辽宁本溪的专科,毕业后去了盐城的《盐阜大众报》社。再后来成了《农民日报》记者、江苏记者站站长、以及编委。就这样,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来。他总是乐观、总是精力充沛;作为农民的儿子,遇到一些社会现象他忍不住会拍案而起,但总是能尽力寻求解决方案。我想他的工作态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您高考时选择专业是怎么考虑的?

沈老师:我当时想着绝对不选新闻专业,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很辛苦。他的辛苦不只是事情繁多,工作还特别纠结。中国媒体的传统,主要版面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他是做基层工作的,有很多人找他反映问题,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推动解决。他写出来的文章,涉及到各种问题的,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在帮助他人和内容正面之间平衡。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太不痛快了,所以就把新闻排除了。那个时候经济是热门专业,就选择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太长远的考虑。

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大学生活?

沈老师:我在燕园度过了充实美好的四年。很多老师都很有特点,我对很多老师都有深刻的印象,很喜欢他们。不过以前本科都是大课,跟老师交流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印象中学的内容大都只是记记背背,用来应付考试。我觉得大学阶段更多地是向同学学习,无论是学业还是日常的生活、活动,同学之间都有很大帮助,我受益良多,也成长了很多。

总的来说这四年我是没什么遗憾的。一二年级我努力学习,三年级遇到了男朋友,三年级四年级考托福、准备出国,道路很明晰。毕业时我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就是虽然成绩优异但申请出国第一年没拿到奖学金,所以第二年才出国读书。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算什么。

记者:美国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沈老师: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个人的尊重。我最早感受到尊重是过马路时,我在洛杉矶读书,路上人少车多,过斑马线时没有红绿灯。按国内习惯,我通常是等车过了再过,但我在马路边就看到一辆本来很快的车很远就开始减速,慢慢停在斑马线那儿,里面一个男士微笑着跟我挥手让我先过。我记得那是特别温暖的一个微笑。

大学里也是这样,老师们都非常尊重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大家平等对待工作、平等对待学术的态度。记得在我博士二年级的时候请过业内德高望重的一位专家做报告,我导师鼓励我可以在每一次讲座前的茶点和他聊天,聊着聊着我也会表达一点自己的想法和评论。后来他在做讲座的时候提到我了,用的词叫my colleague(我的同事),我当时真得非常感动。

记者:您毕业后选择回北大教书是出于什么考虑?

沈老师:在国外可能生活更舒适,但一生也就平平淡淡了。我出国时,我的奶奶作了一首曲子送给我,主题是让我学成归国。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这片土地养育了你,你就应该回来。我也曾经犹豫过,但骨子里我知道,自己属于中国。记得在国外念书的第三年,我忽然特别想读老庄的著作,于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打印下来读。作为中国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的文化魅力。回北大就像回家,我能够理解她的呼唤,理解知识分子心里希望为国家贡献一生的心愿。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样的地方,自然会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多北大人内心深处总觉得我们是要做点事,为国家、为社会,会觉得个人的事业与这个国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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