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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

guo  2009.09.24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6,662

 编者按:田余庆教授是北大历史系的退休老教师,也是中国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他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在史学教育和研究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时值田老师八十五高龄,我们有幸就教学和研究方面的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田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仍很活跃。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教学原则、治学理念以及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建议。他的很多话发人深思,相信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来说都会有所启发。

 
一、       人生经历:心忧家国,弃医从文
 
记者:田老师,您是解放前就到北大的,可以说是北大历史的见证人。您自己又是研究历史的,今天想专门向您请教历史与教学方面的问题。您能先谈谈您早年的人生经历吗?
田老师:我早先学过医,在医学院只念过一年书,学过一点自然科学课程。抗战时期的学生,想的多半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追求救国之道,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气氛,学术自由,特别关注中国现实,我就转了过去。当时一心就是要认识社会、认识当前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想法简单幼稚,但很纯真。
记者:您这个经历与鲁迅弃医从文有些类似。当时确实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民族存亡的根本在于思想,要开启民智。您为什么选择了学习历史呢?
田老师:进入西南联大,本不是学历史。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横向摸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在选择志愿方面,我走过医、法、文三个学院。
记者:您后来为什么会选择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作为您的研究领域呢?
田老师:不是自己选择了这个领域,是工作任务安排。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当助教,做过一点中国近代史史料工作,还教过政治课。院系调整后,先是教中国通史(古代)。那时教秦汉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的余逊先生突然过世,系里要我递补上去,就转了过来,教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实际上是边学边教。
记者:您转到这个领域教课,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田老师:那个时候靠做研究逐步进入某个领域,是很难的,教课任务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困难是准备不足。那时上课要先富民政策出讲义,并且要印发给学生。年长教师帮我一起顶了一阵。讲义是要年年修改的,要补读很多书,要充电。那时经常有政治运动,有好些繁杂的事要做,天天开会。晚上十点多开完会后,才是我读书的时间,经常读到凌晨两三点。我把可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备课上,慢慢积累。我觉得自己的教学每年都在提高,内容,见解也不断成熟。前进的动力就是从教课任务、从学生那里获得的。
 
二、       教学心得: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记者:您能具体谈一下您多年教学工作的体会吗?
田老师: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我最信守教学相长的原则,无论年轻还是年长的教师都适用。以教学相长原则为指导,从教学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这种前进过程,长期在专门研究机构(研究所)里工作的人似乎难于体会。
在学校里,不能从教学中汲取灵感、发现问题、促进思考、开阔视野,就只能做教书匠。教书不只是一个吃饭的职业,也不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我教学生,学生进步了,提高了认识,又会提出新的问题,反馈给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我探索新的领域,获得新的认识。所以,上课是不能年年一个样的。
人生到老,都会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是自己还没弄清楚的。这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教书是一种不断追求的事业,我这一辈子都很安于、乐于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做学问的动力和启发多半来自课堂,来自跟师友的问学,来自与学生的接触。当然,更为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读书。
记者:教学相长的原则具体怎么体现在您的工作中呢?您能举个例子吗?
田老师:我曾经在不经意中从学生那里得到过一个受用终生的教益。早年从教时,我总是兢兢业业,很快就得到了学生的良好反映,我当然很受鼓舞。有一个学生跟我谈,提到了一个“深入浅出”和“浅入深出”的问题,他觉得我的课有时只是“浅出”,没有“深入”。这对我起了很大的警醒作用,——我那时候哪能深得起来呀,知识就那么一点。做研究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过硬的知识,从中提炼出经得起检验、具有创造性的见解,而不是用一些人云亦云的东西硬撑出一个什么道道来,强为立说。后来懂得这叫做“厚积薄发”。在以后的教学、研究过程中,我经常用学生的这句话来反问自己,鞭策自己:我究竟积了多“厚”?该不该“发”点什么?“厚积”难,“薄发”要发的好也不容易。
   我比较能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也爱护学生,跟学生做朋友。对于高层次的学生,特别是能力较强的博士研究生,我一般是以商量的态度跟他们探讨,不把问题和我的意见说得很死,留有余地。我愿意多听学生的陈述,激发学生自己思考,让他们自己展开思路,我从中做必要的帮助。这样的学生往往是能举一反三,只偶尔需要点拨,就学得很好。
记者:您跟学生经常交流吗?是在课堂上交流,还是课后专门找时间?
田老师:经常,这两种情况都有。教基础课时,我有时会到学生宿舍里去,听听学生的意见和看法,答题辅导。同学生交谈,有时能从学生那里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我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一般都是在学风方面看到什么问题,我会说得重一些。但也会因人而异。有学说,他们怕我。我还算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他们怎么会怕我呢?大概态度严肃了一点,不够亲切吧。我想,教师还是随和和严肃两方面都有比较好,问题是怎样才是适度。
记者:您通过跟学生交流能获得研究的灵感,甚至能获得一些新的东西?
田老师:能得到启发。教师自己也要有领悟力,要敏于从学生的意见中发现思想的火花,抓住它,触类旁通,细致思考。要善于去粗取精,从他们比较粗糙的表述中体会其中的精微之处。这里有具体例子,但是说来比较专门,比较繁琐,就不谈它了。
 
三、学术研究:从实做起,虚实结合
 
记者:能谈一下您在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方面的体会吗?
田老师:宋人吴曾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前半句是引用孟子的话,后半句是引申之言。老师教学内容一般是中规中矩,学生当然要认真学。但是领悟学问还要有细微的“巧思”,却不是“大匠”可能教你的。这个“巧”要靠自己领会,也就是要有悟性,要多思,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四个字对教书人,对读书人都十分重要,太重要了。要经常对学生讲句老话:“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记者:您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但不同的“规矩”效果肯定不一样。您能否讲一下您在教学方面的“规矩”是什么?
田老师:你这个问题让我又想到了前人的话。朱熹用“文”和“实”来谈做学问的道理。他认为,做学问十之七八是“实”,剩下的十之二三是“文”。这个“文”不光是文采的意思,它更是指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要把问题提升到比较高的位置,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升华之后来把握它,认识它。也就是说,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个称之为思辨能力,理论功夫。这既要深邃,又要严密。
我对学生说,做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要凌空蹈虚,做历史更要“实”一些,要“从实做起”。离开实证的研究就很难说是历史研究了,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读书,最好读一手资料。再看别人怎么写,怎么研究。以此起步,慢慢懂得入门上路的方法,有了自己的初步判断和点滴见解,最后是独立思考,对一个问题构成自己的认识。不具备必要知识,只靠独立思考,也是要不得的,可能养成浮夸。
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讲究“虚”、“实”两个方面。“实”就是对资料的搜集,占有,考实,“虚”则是你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你的悟性和灵气。虚实结合,是人文学者一辈子追求的工夫。如果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实”,就没法进入历史研究的思考领域,如果思考能力欠缺,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夫等于构筑了一个原料库房。那当然也很有用,但毕竟还不能算是研究的完成。
记者:怎么提高读书的质量呢?有的人可能看过很多书,但只能鹦鹉学舌,甚至断章取义地重复一下别人的观点。怎么才能由实到虚呢?怎么才能产生独到的、有价值的思想?
田老师:我跟你讲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我看到一个医学信息。有种巨蜥,尾部特别肥大,每年只进食三次,每次食量惊人。巨蜥怎么能储存那么多的能量呢?按照常理,过多的养分分解后会进入血液,造成高血糖,危害躯体。一位科学家观察到这一现象,他设想,巨蜥的体内一定有某些特别的血糖调节机制。他联想到人的糖尿病,病因是人体的代谢功能缺失,导致血液含糖量过高,引发一些严重病症。于是他由实到虚,把巨蜥和人这两种东西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得到启发,合成了类似巨蜥体内调节血糖的激素,制出了一种新的医治糖尿病的药物。研究人文科学也有这样的过程,由此及彼,由表到里,只是比自然科学可能要更长期、反复地考察和检验,才能获利独到的成果。
记者:就是说,人的头脑如果始终处于思维状态,就会变得具有非常敏锐,很容易被外界事物启发,能够联系到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上来。
田老师:正是这样,脑子里要有问题才好。而且,还要考虑到,在研究工作中,没有直接拿来就能用的东西。巨蜥跟人的问题,要经过具体实验,也要经过抽象思维,比较研究才能把握住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历史研究,如果随便找点材料,拿来就用,而不经过实证检验,这样做研究没有价值,还败坏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要慎重看待历史与现实相比附的问题。历史跟现实有一些可比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可比的地方,因为两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条件。这两者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的关系,要把握适度,不能乱来。
 
四、历史研究:历史与现实相通
 
记者:您能不能讲一下应如何对待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很难把握历史的真面目,比如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这些历史事件。
田老师:这个问题很伤脑筋,但这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干扰,不是由于科学概念的混淆不清而产生的。一方面研究历史对于认识现实有很大启发,很多历史的东西也能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不免会带着现实的问题去研究历史,硬削历史之足去适现实之履。不懂现实确也难于理解历史,但只限于启发,绝非雷同。从社会现实出发,你可能发现历史和现实相通之处和可比这处,从而得到一些启发,增进认识能力。但这要适度,不能凭某种类似现象而信口比附,把蚯蚓比作蛇,把巨蜥等同人类。
根据现实的某种需要去歪曲历史,以及与现实妄加比附,这肯定是错误的。就是说,你从你的立场来借用历史,我从我的立场来借用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就失去了时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胡适把这种现象讽刺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到底,历史与现实是两码事,只供借鉴,不能比附。拿两者随心比附,让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让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等列齐观,这至少是浮浅庸俗,甚至是别有用心。各朝各代的文字狱,有许许多多都是从以现实比附历史之处下手的,太可悲了!
谈到这里,我觉得值得从另一方面强调一下,历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政治的奴仆。科学总有它的独立性,有它特有的价值。历史学对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积累,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远非跟眼前一点政治效益可以相提并论。我们重视历史,首先就要从长远来关怀爱护,而不要去糟蹋它。糟蹋历史也就是糟蹋祖先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
记者:是否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
田老师:没有必要纯粹站在古人立场上看待历史。事实上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不能复制出古人社会的物质背景和文化条件。你使用一个历史材料时,应当尽可能准确把握它的真实意义和它在当时的价值,但是只能说“尽可能”。把一本历史书写得特别确定,让历史问题都有定论,使人人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做不到的。人们看历史,总会有自己的角度,总会有偏差之处,“定论”本身就包含着对历史的某种歪曲。由于我们对历史还存在某些误读,所以才需反复研究。今天谈儒学,把孔子的《论语》拿出来,能找出多种解释,谁也不可能把它定于一尊。
记者:我们总是强调历史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否谈谈您的感受?
田老师: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解答,我这里只权就一个方面来谈谈感受。人类的智慧无非来源于这几个方面:自然、社会和历史。没有对历史的认识,就不可能把握现在和未来。成年人如果得了失忆症,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生活就很成问题,像老年痴呆一样,存活不了多久。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完全忘记过去是不可能的,人为割裂历史,歪曲历史只能是民族的灾难。历史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资源,中国历史资料丰富,是中国民族之福。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开明的民族都会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不故意遮掩传统的消极面,并努力消除它,这也是民族智慧的表现。
 
六、教学建议:加强交流
 
记者:您对现在的教育状况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田老师:我觉得我们的大学教学中缺乏商量和讨论,课堂仍然重在灌输,讨论搞不好,交流不充分。学生在教师面前总是不大敢说自己的见解。比较新鲜的见解,不成熟的也好,错误的也好,应当敢于提出来跟老师商量,跟同学商量。曾有国外的同行教授把我邀到他的课堂上共同教一堂课。其实那就是个讨论课,学生一般不会只安于听讲而不说话。学生和老师在一起,有问有答有反复,没有顾虑和禁忌,气氛很活跃,也让我脑子里增添了一些国内听不到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教师之间的交流问题。我建议,教师提出研究课题,定期在教师们中间做学术讲演。这是教师的义务,要纳入各单位学期或学年的学术活动计划。这其实也是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一个很体面的考察,你要告诉你的单位和你的同事们,也告诉学生,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研究,出了什么与你的教师职务相称的成果。同时也是对教研领导的考察,考察你是否尽到了促进科研的领导责任。
北大教师不能只做知识贩子,这话是蔡元培先生说的。教师要以教学和科研作示范,教学生做学问的方法,特别是要鼓励求实的创新精神。创新必须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求实创新,在日积月累中实现超越。让更多的学生超越自己,这是北大教师应有的襟怀。
记者: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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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616日,下午30043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骆长捷,郭九苓,田余庆
定稿时间:2009918日,经田余庆老师审阅同意。
 
 
田余庆教授简介
 

田余庆,男,中国历史学家。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合编《中国史纲要》,撰有《论轮台诏》、《东晋门阀政治》(最重要的代表作)、《秦汉魏晋史探微》、《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等论文。
田余庆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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