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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岳湘)

guo  2018.06.25   大学之前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40

去年九月开学报道期间,父亲和母亲来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共同陪我到学校。从前父亲长年在外,每年开学报名只有母亲带我去,三天的报名时间,她总是在第一天一大早就带着我出发,她小心地捏着钱袋,在拥挤的报名窗口之间辗转,报完手续后就带给我一摞散发着油墨味的课本。这几年我独自在北京没混出什么名堂,最后还是决定考研,因为念的是北大,消息传回村里,他们都觉得我给家里增光了,尽管母亲还是为我大龄不婚而担忧。我带他们从百年讲堂前走过,从静园草坪往西门而去,再回到未名湖边,我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他们自己也拿手机拍,然后传到朋友圈,引来亲戚好友一片点赞,我本来还想保持低调,但如果这样能让他们开心的话也没什么不好。

父母年近五十,明显呈现出中年人的疲态和迟钝,父亲再不是老照片上那个军装骑马英姿勃发的青年,母亲也不再是那个独自挑起家务农活的女子。我发现我跟他们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从前出门在外,总是他们担心我,现在轮到我担心母亲不会买地铁票,怕父亲坐错公交车。

时间过得那么快,他们年轻时都没真正在一起完整地过几年,为了养家,一个留守在家,一个孤身在外,现在中年了,我和弟弟都长大了,母亲也放弃了土地跟随父亲去广州,他们算是过了几年夫妻团聚的日子,然而他们仍然在为我和弟弟的事情担忧。我多希望,家里的烦恼可以一而光,他们不再那么辛勤工作,可以学别人的爸妈,每天喝喝茶,到处去旅游,拍了漂亮的照片,放在朋友圈,秀出自己仍然还年轻的模样。然而,家里的担子依然在他们肩上,身为长子,还不能为家里分担重任,我很惭愧。

多少次我闭目遐思,总能回到八十年代末父母相遇的那个夏天。两个青年男女因为学裁缝而相遇,在缝纫机风行的年代也许那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对他们而言,缝纫机还寄托着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于是他们相恋了,一起计划着以后要修建一栋大房子,要赚很多钱来养孩子。在外公提出反对意见后,母亲第一次反抗父亲的意志,她偷偷从家里出来,骑一辆自行车到镇子上与父亲相会;那是一段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山间公路,年轻的母亲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的脸上依然隐约闪现着红潮。

父母结婚后不久就被爷爷给分出去了,住在一间土砖房子里,后面半间是厨房,前面半间放桌子和床,左右都是其他叔叔的房屋。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外出打工除了供我们读书外,最大的心愿就是新建一栋大砖房,对当时的他们来讲这样的梦想真是遥不可及。九十年代初,他们想过很多种挣钱的办法,当过裁缝,种过杜仲树,也到深圳去过一年,最后手里还是没有盈余。爷爷身患肝癌的医药费不啻是对这个新家庭的又一打击,在我们那儿,得知老人身患癌症也不会真的送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而是在家里请一些乡村医生,想些土办法,甚至还找来神婆。当时我的两个叔叔还没成家,爷爷的长子已经抱养出去,重任落在父亲和二叔身上,两个弱小的家庭在那大半年的时间里耗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卖掉许多粮食。

爷爷的葬礼结束后,父母把我寄养在外婆家,一起去深圳打工,在制衣厂里没日没夜的工作。一年多以后,母亲独自归来,带我回家,那时她已经怀上弟弟。

那时候他们才二十多岁,就开始长达近二十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父亲在制衣厂里长年累月做重复又艰辛的工作,正是年轻气盛,还必须清心寡欲。可我多少次眼见母亲的劳累,尤其是农忙时节,收割稻子、麦子和油菜是最累的活,要把这些粮食从田地里用背篼一捆捆地背回家,放在院坝里把稻谷、麦粒和菜籽打下来,我看见母亲浑身被汗水浸透,大口喘气,被打湿的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但她的眼神是那么坚定,我能看到她想要一口气把活干完的决心。春天栽秧的时节同样忙碌,我看见母亲一双泥脚在田间地头奔忙,时不时还跟村里人讲话打趣,那时候我就觉得母亲是一个乐观又强悍的女人。

惭愧的是我帮不上什么忙,让我在家带弟弟,结果我把弟弟给摔了,额头上撞一个包。让我早上上学前把米饭蒸在炉火上,母亲一大早就去水田里栽秧,如果我把米饭蒸上,一会儿她回来就可以吃上早饭了,结果我往锅里放上米之后却忘记加水,母亲回家看见的是旺盛炭火上的一锅黑乎乎的东西。母亲其实不愿意让我帮忙干活,宁愿我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写作业,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干重活累活,我却在家里看书写字。

父母的分离对我和弟弟的成长影响巨大。小时候最难为情的事情就是腊月底父亲回家后必须要叫的那一声“爸爸”。父亲的回家往往会引起邻居们的围观,大家都跟他熟悉地打招呼,可对我来讲,他几乎成了陌生人,那一声“爸爸”憋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口,邻居大人们说“怎么不叫爸爸?”“他给你挣钱你怎么都不叫他!”“孝顺的孩子都会叫爸爸!”,最后我被逼急了,小声地把“爸爸”两个字吐出口,邻居大人们笑着走开了,而我却低下了涨红的脸。父亲角色的缺失造就了我性格中的软弱和孤僻,小学时我甚至被女同学欺负得哭了,我害怕跟陌生人交流,在台上当着众人发言更是不可想象。这些性格中的缺陷,曾经使我无比痛苦,自卑得无以复加;我从2009年上大学以来,将近十年在城市里生活,现在才算基本摆脱那些负重,好像才刚长大一般。

跟弟弟比起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我起码在六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有父亲的陪伴,也许正是在那短暂又关键的几年我的潜意识里留下了完整家庭的痕迹,父亲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但是弟弟出生前后父亲都不在,在他成长最关键的几年里父亲都只是每年过年才回家住几天的陌生人,他真的算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弟弟中学以前还乖巧懂事,一上初中后,他那股叛逆劲就开始显露。在学校不好好上课,从家里偷钱去网吧打游戏,成绩一再下滑,人也逐渐变得孤僻。母亲被弟弟的班主任屡次叫到学校,她也很无奈,无数次苦口婆心地规劝,换来的只是弟弟的低头沉默,那沉默像是无底的深渊,逼得人发疯。

后来弟弟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把信给父亲在电话上念了,也拿给我看了。我从那封信上读到了一个缺乏父爱的少年焦灼的灵魂。他说无数次在学校的宿舍,同学们都提到他们的爸爸,讲他们跟爸爸的故事,但是他讲不出来,他跟爸爸之间没有故事可言,他躲在被窝里哭了,他觉得委屈,又无能为力。他想要做点出格的事情,让父母觉得心痛。弟弟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用“自残”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引起父亲的注意和关心。可是他失败了,父亲或许知道了他的心情,却做不到放弃工作回家陪他,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如此,像我们兄弟俩这样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多的是,男劳动力呆在家里毫无收益可言,家庭的责任和时代的召唤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与妻子和孩子天各一方,这都是没有办法事情。我们得到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不会辍学的保障,我们失去的是如山的父爱,是明媚亮丽的青春。

弟弟最后没有考上大学,高中三年他早已失去学习的乐趣和意义,本来是十分聪明好学的少年,后来变成每天在课堂上睡觉从不做作业的差等生。他跟随母亲去了父亲所在的城市,他终于跟父母生活在了一起,但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伤害已经造成,再也无法修复。弟弟在广州四年,去过建筑工地,还去建筑学校学了测绘,可是仍然失业,母亲想让他去制衣厂,父亲不愿意,他说制衣厂几十年来工资一点也没涨,根本没有前途。失业的弟弟不得已去饭店打工,日子过得十分焦虑,他感觉到家人在嫌弃他,他又想争一口气,可是又把事情做不好。在遭受几次打击之后他变得更沉默了,害怕去尝试,害怕去挑战,父母一头烂额,为他的事情睡不好觉。

对我而言,弟弟已经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因为我没有当好这个哥哥。小时候没有好好带他,帮他辅导作业容易不耐烦,对他大吼大叫,甚至动手打他;后来我自己也变得孤僻,跟他之间没有多少言语交流。身为同父同母的长兄,虽然早年的物质条件要差,可我幸运地赶上了几年父亲在家的日子,这些是弟弟没有享受到的。现在面对弟弟的困境我也无能为力,真的感到很羞愧,多少次我想到这里,心里一阵绞痛,双眼湿润变得模糊。然而让人欣慰的是,父亲和母亲在这个时候展现了他们的宽容和乐观,父亲四处找关系为弟弟的前途想办法,母亲不停地鼓励他要去尝试,做事要认真努力。我也给自己下了任务,以后多跟弟弟联系,多鼓励他,帮他建立自信,现实再艰难,我们一家人也要勇敢走下去。

长期分离的生活也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他们当年是在没有媒人介绍的情况下自由恋爱的,而且两家相隔很远,当时要坐上一整天的汽车,在我们那儿是难得一件的喜事,可见父母当时感情的浓烈程度。后来两人为了家庭不得不分开,他们联系的方式依靠的还是传统的信件。父亲念完了初中,能写信,母亲读到小学三年级,依靠自学基本能把字认全;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母亲在睡觉前把父亲的信拿出来,在煤油灯(那时通电了,但是经常停电)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声来,她念得很慢,有点吃力,我听不懂那些话,但我知道那是母亲在结束一天劳累生活之后最安静最享受的时刻。她读完之后把信装进信封,压在枕头下面,在收到下一封信以前会一再拿出来重读。后来村里有电话了,接一次电话要一块钱,父亲先打电话给主人,让他们帮忙带消息给母亲,约好在几点钟在电话主人家里接电话。接电话的时间一般是在傍晚,母亲早早吃了晚饭,带上我和弟弟去村头的那户有电话的人家,在那里坐上几十分钟,时刻盯着那部电话。电话铃声在约好的时间响起,母亲就跟父亲讲起话来,他们没法说一些太私密的话,也不敢讲太久,因为父亲打电话也是要花钱的。在结束的时候母亲叫我去跟父亲说说话,我不敢,母亲瞪我一眼,我逼不得已拿起听筒,小声地叫一声“爸”,然后说一些“吃晚饭没有”“要注意身体”之类的套话,父母见我开口说这样的话都会很开心。

父母结婚十三年后终于修建了他们梦想中的大砖房,一栋两层的小楼,从此告别那间住了十几年的土砖房。这些年苦尽甘来,幸福的旗帜正迎风招展。可就是在这栋新楼房里我见证了父母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矛盾冲突,他们的婚姻几乎从此破灭。

那年我念初二,刚刚过完年的正月,一天早上父母的房间一阵响动,伴随哭喊和辱骂,随后母亲披散着头发走出来,红着眼睛在一边哭。不一会儿父亲提着行李包出来,他拿出三百块钱放在桌子上,对我和弟弟说,他要提前去上班,这几百块钱你们先拿着,当生活费。弟弟突然一声嘶吼,他说:“不!不!”,那是令人悲怆的哭腔,父亲愣了一下,说了一句在家好好念书,然后提着行李包出去了。没有人送别,父亲黑乎乎的背影从门洞出去就消失了。我和弟弟听见楼上母亲的啜泣声,她骂了一句:“咒你出门被车撞死!”家里陷入冰冷的沉默中,好像只要我们一开口就有锋利的冰碴子刺来。父亲离去不久就给家里打来电话,他已经买了手机,家里也装了座机,母亲和父亲可以随时联系了,可是他们之间的言语已经凋零无几。那个电话是我去接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叮嘱了我一些事情,他只听到了我嗯嗯的答应,看不见我痛苦扭曲的表情,看不见那一颗颗硕大的眼泪掉在地板上,我没有弄出声来,我在学习默默忍受那种巨大的沉重感。

正月里母亲变成了一个怨妇,每天躺在床上,一睡一整天。跟父亲在一个地方打工的大哥和嫂子来家探望,母亲给他们痛诉她的心情,她说他肯定是有外遇了,在外面养了女人。大哥和嫂子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说没有那些事情。母亲不相信,她满脸泪痕,双目呆滞,她掉进了对父亲真实生活无边的猜想与对自己命运茫然无助的焦虑之中爬不出来。憔悴的母亲产生了放弃土地出去打工的想法,可是我们兄弟两的现实问题拖住了她的后腿,让她没有办法去做想做的事情。正月里是种洋芋的季节,家里的自留地不能慌着,母亲还是拿起了农具,心里再难过,也不能闲着懒着。我到地里去帮母亲,往土坑里放切开的母洋芋,然后抓点家畜粪便盖在上面,当作肥料,母亲一边锄地一边唠叨。她太需要倾诉了,但又不能让邻里知道,于是我这个听见什么都保持沉默的孩子成了最好的倾听者。她说父亲在那天早上动手打她,对她说“这下我跟你之间的缘分”算是完了,她又说还不如嫁那些老实的,穷一点但对人好的男人……她像祥林嫂一样倾诉她的不满,可一旦有熟悉的人从路旁走过,她又会满脸堆笑地跟人家打招呼。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最后还是被挽救了,这得益于我的一个姑姑,她是父亲的堂姐,是医生,嫁给了中学老师,他们为整个大家族帮过不少忙。姑姑在电话里叫着父亲的小名,说不要西想东想,到最后家里搞得没法收拾,你的责任就大了。父亲还是听取了姑姑的意见,与母亲重归于好。我以前特别不理解父亲,出了那件事情后还曾经在电话里对他大吼大叫,但是现在,我上大学以来的将近十年在外的生活让我理解了父亲。他一个人长年在外拼搏,难免有孤独的时候,也见到了城市里的别样生活,对于母亲那种农妇的形象难免产生厌倦。每个人总是想往更开阔的地方走,想要摆脱过去的自己。对于父亲,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青年,白手起家,凭借一点裁缝技术出去闯天下,他没有停滞不前,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不断地突破自己,他学服装制版绘图,学电脑软件制图,最后成为一名服装制版师。他不愿意呆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耗费年华,也不愿永远拿着微薄的薪水混日子,正是他的努力,我们家的生活才越过越好,父亲也因为不用卖力气挣钱而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从这方面来讲,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也许是遗传了他的品质,我大学毕业以来工作的诸多不顺都没能真正打击到我,每当我陷入低谷,父亲的形象和事迹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去年九月,趁着我开学的期间,父亲和母亲在北京呆了四天,我带他们逛完学校,去圆明园,去天安门,去看鸟巢,还带他们去探望了几位在北京打工的亲戚,最后圆满地结束了行程,他们回到广州继续工作,我回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我常常想,我们家可算作是九十年代南方经济大开发以来典型的最受影响的家庭。父母结婚后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夫妻分离,养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接受超生罚款,在农村资源匮乏的教育环境里,一个有幸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难以生根,一个不幸中途辍学重复上代人外出打工的命运。似乎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被我们家撞上了,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家庭和个人无法与时代相抗衡,但难道就没有一种两全的办法,让我们可以过上既有丰富物质,又没有父母分离的生活吗?

2018年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书中写的是河南梁庄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我却看到了我们村的样子,作者呈现的那些乡村问题在我们那儿只多不少,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四川大巴山区到深圳和广州,这条铁路线横跨中国腹地,途径五个省份,长达一千六百余公里,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可以尽情领略祖国的壮丽河山。可是我多么希望,没有这些宏大的概念,没有万水千山的阻隔,两地之间只有地图上的奓指之长,所有的夫妻都能相守在家,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到父爱和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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