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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学生潜力,探寻制度奥秘——访政府管理学院马啸老师(二)

guo  2018.06.28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16

二、谈谈政治与制度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谈专业方面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政治学,政治跟一般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该怎样学习这个学科等。

马老师:国内很多人对于政治学有一个误解,觉得政治学就是时事,或者等同于政策,所谓时事政治。政治学可以主要区分为从事政治思想研究的和政治经验研究的,前者主要基于思想家的著述,后者则主要基于政治实践。其实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政治科学,跟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区分,主要就是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涉及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利益的个人和群体,所以问题可能更复杂也更有趣。

广义的政治是无处不在的,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日常一天里面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比如在我们学校里面,谁能拿国家奖学金、谁能够评职称、谁当领导,这些其实都是政治的,只要涉及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政治。比如说最近这几个月,人们对于大学里面发生的教师性骚扰事件展开了很多讨论,这其实就是对政治很有意义的参与。

我在国外待了六年,回来后发现国内很多东西都发生了非常大、而且有意义的变化。比如我现在在北大办理各种手续,无论是入职、还是分配教师公寓等,都感觉到非常的方便、简单。这六年的时间里,制度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肯定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意见才促进了制度的更新与进步。不是说政治一定要干什么大事,有些时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从革命年代过来,我们对政治往往有一定戒心,对政治的理解比较险隘。政治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提出批评与建设性意见,并在法律与秩序的框架内推动社会政治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这也是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记者:您本科是主修日语的,后来怎么走上了研究政治学的道路?

马老师:我在本科时就在学日语之外修了公共管理学院跟外院合开的国际事务双学位。本科毕业以后,想继续深造研究中日关系,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话题。我当时对日本的官僚制度非常感兴趣。传统的政治学会把中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看得非常不一样,觉得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威权国家,但其实日本的官僚体制跟中国高度类似,它的晋升规则、官员的级别跟中国都是类似的。正好我当时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教授就专门研究中国的官僚体制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官员制度相当于一个公司治理的模式,设置类似绩效考核的指标,跟公司里提拔部门经理一样。我跟这位老师上了一些课,我自己作为中国人跟他的研究有语言和知识背景上的优势,于是我后来整个的博士论文就转向研究中国的官僚制度。

记者:您觉得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

马老师:任何统治者想要长期执政,肯定需要和被他统治的这些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精英,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权力分享结构。在民主国家,可能体现为统治者对广大选民的一个承诺,在专制国家可能体现为统治者对一群精英集团的承诺。而实现这些承诺,必须要有一些制度去维持它,“好”的制度就会使得承诺更可信。比如说议会、政党这些制度能够增加承诺的可信度,因为一旦统治者违约,就可以利用制度来惩罚或纠正他。

就中国而言,结合古代历史,我们发现真正对中国统治者权力形成制约的,并不是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机构,而是这个官僚体制本身。一直以来,皇权就受到官僚制的制约,这是对于权力的很大束缚。

记者:怎么评价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马老师:我研究过中国的高铁审批制度,地方政府想要获得一条高铁的建设审批,需要去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国家铁道总公司(以前叫铁道部),国土资源部、交通部,一共五个部门批准,可见权力其实是相当分散的,而且这些不同部门在更高层面上由不同的领导来管。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朝鲜和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是不一样的,这大概也是我们国家这些年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政治原因。

我们国家自古就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几乎每个王朝都会有长时间的“盛世”。这也和我们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很大关系,臣子不仅是忠于皇帝本人,而是忠于他对这些理念的认同,就是说皇帝只有勤政爱民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当官要为民做主,为民请命,而不是唯上命是从,这就为这种制衡的长期延续性提供了一个保障。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经过这些训练,长期以来科举所要求的四书五经、八股文,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思维模式,这也是形成权力制约的一个机制。另外,中国官僚制的合理性还在于它呈现出一定的非人格化特征,比如相当多的选人用人不是基于我跟皇帝、跟贵族认识,而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也就是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记者:我们国家这样的官僚体制主要有什么问题吗?

马老师:官僚体制有优势,但是往往在制衡、效率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运行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僵化。如果领导人产生是经过一个合法程序的话,它具有法理上的权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经常跟学生说,其实美国总统在某些方面权力更大,比如特朗普把国务卿免掉就是一分钟的事情,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别人同意,自己签个字就可以。而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说免去个政治局常委,就算免去个部长都不行,他得要开一个月一次的政局会议讨论,万一不通过有分歧还不行。即使通过,也只能把他移到一个平级的正部级单位,除非他犯了经济错误,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显示出我们体制的一个漏洞,就是官级只能往上走。因为你要维持整个体制、维持对官员的激励,只能让他往上走,不能把他赶出这个体制,只要官员不犯错误,就可以维持在现有级别。

官员只升不降,会出现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这也是中国古代出现王朝周期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了,就要增加徭役、税赋去养活这些人,然后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到最后越过了不可承受的节点,最后就发生了革命或者说群众造反。

中国古代其实还好,因为是可以贬官的,而且官和吏有比较清晰的界限。现在我国的官员制度其实是模仿前苏联的,这个制度让忠于这个党或组织的人形成一个稳定预期,就是只要升到那一级,这级别就一直保留着。其实日本也是这样,它也是只升不降的终身雇佣制。这种制度有有利的一面,确实可形成一种激励机制,类似电子游戏里面的升级,这会激励玩家不停地玩、从不停的升级中获得满足感。

记者:社会上一直有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争论。有人认为,制度上不民主的国家经济就发展不上去,因为缺乏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有人认为,民主制度会降低决策效率,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对此您的意见是什么?

马老师:我个人对此没有过多的评论和意见。我是一个实证社会科学家,得出的所有结论都需要基于证据,所以我不对这个问题发表带有价值判断的观点。当然,现在有研究发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能够使国家走向民主,即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民主化,这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所导致的。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现在的政治制度,跟蒋经国个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应该是对这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很有帮助。有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阿根廷,在实行民主化后又倒退回了相对专制的制度,跟它们的经济衰退有很大关系。

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确会随着经济发展产生很多变化。我上周去了一趟颐和园,上一次去还是2001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时隔十七年,如今我走在颐和园边上的时候,发现大家无论是衣着、行为还是遵守秩序的情况,都和以往不同了。现在,行人都是自觉地往右边走,湖水也更干净了,所见所感与我当年有天壤之别。我国的政治制度在2001年和现在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们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会对现状和变化非常着迷,感兴趣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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